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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外部环境中各种不确定性冲击和风险因素异常严重，如美国量化货币宽松政策冲击、欧洲债务恶化等，给我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内部经济结构转型进入攻坚阶段，关键问题棘手难缠。复杂的形势要求我们深入思考，做出科学、系统、全面而准确的判断。在此背景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宁波大学区域经济发展研究院、宁波大学商学院联合主办的全国“经济周期与中国经济增长转型发展2011高峰论坛”于2011年9月17日在宁波大学隆重召开。
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湘潭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暨南大学、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新疆大学、美国东俄勒冈大学、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国信证券等国内外重要研究机构和大学的60余位专家学者和70多位宁波大学师生参加了本次论坛。
宁波大学商学院院长钟昌标教授主持了论坛开幕式。宁波大学党委书记程刚教授、《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王诚研究员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其后，进行了主题发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副部长李建伟研究员就“我国经济运行基本特征及未来发展”问题发表了精彩演讲；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连城教授就“经济增长周期与通货膨胀周期”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助理、经济研究所所长潘士远教授的演讲题目为“Size of Economy, Patent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宁波大学商学院副院长陈昆亭教授对“金融经济周期模型理论发展”进行了综述；中央财经大学 CEMA副院长张定胜教授的报告为“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of Monetary Shocks and the NonNeutrality of International Money”；美国东俄勒冈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武汉大学战略决策研究中心主任龙斧教授作了“从中国经济增长转型发展看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的报告；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尹恒教授的“北京与上海的经济辐射模式比较”受到热议；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傅文林副教授就“转移支付、财政支出结构与地方政府行为”进行了讨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龚敏教授的“城乡不同收入群体通胀差距对收入、消费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湖南大学经济学院陈乐一教授的“近代中外经济波动的相关性及货币原因分析”也备受热议。
围绕“经济周期与中国经济增长转型发展”这一论坛的主题，与会专家学者分别就“经济周期理论的继承、创新与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转型研究”等主要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提出了许多颇具前瞻性的见解，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1.经济周期理论的继承与创新
自17世纪末以来，经济周期这一概念反映的是经济的繁荣与萧条。朱拉格（1960）首次将经济周期分成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古典学派均否认普遍的、周期性危机的存在。凯恩斯将繁荣与萧条看作市场经济内各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萨缪尔森和梅茨勒则提出了线性经济周期模型，希克斯、卡尔多和哥德文则认为经济周期模型属于非线性模型。其后通过克服其外部冲击和特定参数的缺陷，产生了真正的内生经济周期理论。
上世纪80年代，以Kydland & Prescott（1982）、Nelson & Plosser (1982)、 Long & Plosser (1983)、Prescott（1986）、 Greenwood et al.(1988)、King et al. (1988)、Cogley & Nason (1995)等等为代表的实际商业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简称RBC）一度被接受为周期理论的正统研究方法。但此后的研究证明，基本的RBC模型存在明显的不足，最主要的问题是这些模型中不包含货币，因而无法讨论货币政策效应；另外这些模型对实际工资的预测明显强于实际经济中实际工资同总产出的关系。关于这一点，传统凯恩斯派的模型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它们对实际工资的预测明显低于实际经济中实际工资同总产出的关系。两派互相批评，相互吸收优点，于上世纪90年代后逐步融合产生出进一步完善的现代周期模型——广义经济周期理论（General Business Cycle， 简称GBC）模型。代表性研究如：Ireland (1997，2001)、King & Watson (1996)、Kim(1999)、Mankiw & Reis (2002)、King & Rebelo (1993,1999)、Giannoni & Woodford (2002,2003)、Huang & Liu (2002)等等。
GBC理论在直到几年前的15-20年时间里，它的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被广泛应用到货币政策、公共财政、劳动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国际贸易等几乎所有宏观问题。以至于人们开始相信，这一方法已经接近完美了。但实际上，传统的RBC模型、凯恩斯主义模型以及他们融合而成的GBC，都否认金融和信贷市场对实际经济（基于Modigliani\|Miller定理）的影响。然而信贷金融市场对实际经济的影响早在大萧条时Fisher (1933)就提出来了，他认为信贷市场条件的恶化（如债务负担的加重和资产价格的下降），并不仅仅是经济周期的消极反映，它们本身就是经济萧条的一个主要因素。由于早期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建立在局部均衡的框架下，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使这一问题开始受到关注。Bernanke & Gentler (1989)较早就把信贷问题纳入一般均衡框架下讨论，类似的研究还有Bernanke et al.(1999)、Kiyotaki & Moore (1997)等。这些研究都认为信贷金融市场具有传播放大波动的作用，并初步模拟出了信贷约束机制（也有称为金融加速器效应），在经济繁荣过程中具有杠杆放大效应，在经济萧条过程中，具有加速经济下沉的负向作用。这期间还有不少实证研究也支持这种观点。如Zeldes (1989)、Jappelli & Pagano (1989)、Campbell & Mankiw (1989)、Carroll & Dunn (1997)等。最新的代表性研究有：Jerman & Quiadrini (2009)、Christiano et al. (2010)、Goodfriend & McCallum (2007)、Gertler & Kiyotaki (2010) 等，这些研究一个重要的改进是直接或隐性引入了银行中介部门到DSGE的周期框架之中，以内生信贷约束机制，重在研究金融冲击、金融摩擦以及政策冲击等的周期波动问题。这些研究本质上是周期理论的创新，是纳入了金融因素的周期理论，因而，我们称这类最新的研究为金融经济周期理论（Financial Business Cycle,简称FBC）。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传统经济周期理论需要不断发展，美国的次贷危机引致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巨大波动，也引起经济周期理论的巨大波动。要管理好国家经济在动荡的世界经济中的平稳运行，需要学者们与时俱进，使理论和方法跟上现实经济发展的需要。
2.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挑战
与会代表，来自美国东俄勒冈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武汉大学战略决策研究中心主任龙斧教授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传统理论提出了大胆的挑战。他指出：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价格由供求决定是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必要条件，可是从交叉科学的观点看，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配置优化性是有限的，因为在不利的工资—私人利润比率条件下，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组合的优化性没有什么意义。而从数学的观点看，所谓供求决定价格是一个伪命题，供求均衡的条件最多不过是规定了一个对应关系，它无法决定价格，价格是由其他变量决定的。对于处在转型期的国家而言，价格是首先由社会根本制度决定的。社会根本制度是因，而价格水平是果。由此，他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大胆的批判。
3.中国经济增长现实情况与理论分析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中周期的特征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周期平均为8—10年，而且GDP平均增速为9.5%。
李建伟研究员认为中国经济的总体特征是降中趋稳，经济运行仍处于中长期回调状态，短期看工业增加值增速稳中趋升。龚敏教授认为中国GDP将保持稳健增长，价格水平也将缓慢下降，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较小，2011年全年GDP增长将达到9.28％，但CPI仍将高达5.34％；受国际市场的影响，2012年GDP增速将减缓至8.91％，CPI也将缓慢回落至4.93％，但依然高于4%的政策目标。
张连城教授认为本轮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食品价格大幅度上涨，非食品价格也出现较大幅度上涨；各类农副产品价格均出现较大幅度上涨，季节性回调因素弱化；工业品出厂价格PPI持续回调上涨，成本推动是主因，中下游消化吸收上游产品涨价能力弱化；货币供给增速与物价涨幅背离现象加剧，但主要的推动因素还是输入型通货膨胀。
4.未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挑战
自美国的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收入和消费增速下降；产能利用率仍大幅度低于危机之前的水平；危机的根源还没有消除。而应对危机的政策手段，利率已没有下调空间，财政赤字规模已接近GDP的10%；美元汇率贬值是把双刃剑。调控效果呢？自从2007年11月份以来，美国的基础货币供给快速增长，但GDP增速在4%以下，消费增速在3%以下，个人收入增速已经跌至了2%以下。以量化宽松政策转嫁危机能成功吗？回答是不确定的。欧元区也是失业率高企，市场需求低迷，产能利用水平尚未恢复到正常水平，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大幅度提高，主权债务危机尚未结束。日本经济愈显疲弱，失业率仍处于高水平，消费支出也是持续低迷，产能利用率仍然不足，继续徘徊在低速增长中。总之，美欧日经济复苏的道路依然漫长。
这种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是：（1）国际市场需求增速回调，会降低中国出口增速；（2）贸易摩擦会继续增加；（3）人民币升值压力会继续加大；（4）美元贬值会导致外汇储备资产贬值，也会引发输入型通胀压力。
5．中国经济前景的预测
尽管外部环境尚未好转，但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中国经济无需担忧，大家都利用经济周期的波动理论对未来进行了乐观的预测。但这种乐观预测的前提条件是：（1）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2011年一季度到2015年四季度期间财政支出的名义增速均值为17.4%，保持在2010年水平不变；（2）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2011年一季度以后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保持在2011年一季度水平不变；贸易政策保持稳定：2011年一季度以后关税税率、出口退税率和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趋势值保持在2011年一季度水平不变；（3）美欧日进出口贸易保持相对稳定增长状态。
李建伟研究员预计我国经济运行的内在趋势是： 2011年到2015年基本稳定在9.8%左右。中长期趋势：回调到2014年四季度；中长期波动： 2013年一季度达到周期性波动的波动；中期波峰： 2013年三季度回调到底；短期波动：振幅不断缩小；超长波动： 2011年三季度回调到底，此后进入上升期；总体趋势： 2011年到2015年基本稳定在9.8%左右。因此，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大家不必对现阶段的经济形势表示悲观，应该树立良好的信心，相信中国经济会很快就走出低谷的。
6.中国经济增长转型的研究
傅文林副教授认为，政府间财政分配体制的核心目标当然是保障各地区有足够的收入履行其公共职责，但转移支付制度必须要给地方政府提供有效率的激励，能够调动地方政府改善地方公共品供给效率，特别是不能鼓励地方政府过度支出，防止地区间财政支出的过度竞争和攀比所带来的地方财政风险。转移支付的指标设计应尽可能简单明确，提高转移支付效率的关键则在于确定各地区的标准收支。由于中国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基础差异很大，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要尽可能简化因素的计算，通过少数关键指标体现公平分享和自然地理等核心因素，降低财政再分配制度的执行和监督成本，因而政策上应该积极推进地方财政支出的透明度和民主化进程。目前地方政府在公共职责履行中普遍存在缺位和越位并存，完全依赖于自上而下的事前预算制度规范和事后执行监督，不仅成本高昂，而且存在着很大的公平和效率损失。因此，应加快建设上级考核与民主监督相互结合的地方政府行为监督机制，提高居民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决策和监督权。
尹恒教授认为，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加速，FDI不断的引入，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的最大化，会逐渐提高经济建设支出比重，以配合资本进行生产。他的论文利用中国县级1999年到2003年五年数据，进行两部分的经验研究：第一部分研究FDI和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发现随着FDI占GDP比重的增加，政府规模不断扩大。第二部分对FDI和政府支出结构之间关系进行研究，并且得到稳健的结论：随着FDI的增加，会导致地方政府经济建设支出比重的不断上升。
陈乐一教授认为，在充分考虑中美两国贸易结构与贸易条件等实际因素的基础上，对美国经济周期波动通过货物贸易途径对我国经济周期的影响进行了测算。研究表明，美国不仅可以通过与我国密切的货物贸易往来对我国经济周期产生影响，还可以通过其对世界经济的巨大影响力对我国经济周期产生影响。其中，美国进口波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大于美国出口波动所产生的影响，而两国贸易条件与贸易结构变动产生的影响则不明显。
龚敏教授认为，在食品价格快速上升的背景下，城乡以及城乡不同收入群体面临的通胀差异会扩大不同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差距，削弱我国居民对通胀的耐受力。同时，关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通胀差距还意味着当前不仅必须从总量上抑制通胀，而且要注重缩小城乡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通胀差距。对总量通胀的控制，需要找准导致通胀的原因；必须充分重视通货膨胀对不同收入阶层尤其是农村低收入阶层收入的影响，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以有效抑制通胀差距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同时，龚敏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压力还是消费水平的过低引起的，为了保证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还是需要大力刺激消费。
潘士远教授认为，在一个内生的经济增长模型中，专利保护并不能影响经济的增长，但在初始专利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加强专利保护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一个重要的政策含义就是专利保护不利于经济增长，而专利保护是有益于社会的。
方文全副教授认为，中国所有经济学者在做实证分析时都采用0.1左右的折旧率，这都是基于张军教授的研究成果。他认为这个数据过高，不太符合中国的客观事实，而他采用了维修费用这一新方法，从而使他估算的折旧率更低，而且与中国的特征事实较相符。
文章来源：中国学术会议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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