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11月17日，《经济研究》杂志社和上海对外贸易学院联合主办了以“全球生产网络、中国经济转型与国际贸易结构调整”为主题的“经济研究论坛”。《经济研究》主编裴长洪研究员、常务副主编郑红亮教授、社长和副主编王诚教授、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经贸学院院长和国际经贸研究所所长沈玉良教授以及其它来自南开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等二十余所高校约4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围绕“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实证与贸易政策”以及“全球生产网络、国际贸易结构调整和中国经济转型”两大主题展开了研讨。同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次研讨会的论文更加集中于我国经济转型和贸易结构调整的微观主体——企业贸易行为的分析，从微观企业的贸易行为来分析我国贸易结构调整以及在全球生产网络下我国经济转型的方向，由此提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观点。
一、全球生产网络、国际贸易结构调整和中国经济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研究员首先从宏观经济发展形势角度分析了中国现阶段面临的经济发展机遇和挑战。他详细剖析了2012年我国整体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认为2012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有几个特点：物价上涨的势头初步得到控制；经济增长平稳减速，通用设备制造业等部分工业行业增长比较快；保障房投资成为新亮点；汽车消费退潮比较明显，诱导着全社会的消费减速。对于未来经济走势，裴长洪研究员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物价上涨、房价波动和经济改革将是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此外，沿海地区出口加工型中小企业经营很困难，小企业融资难再度出现等也将对未来经济产生影响。他认为，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和扩大消费将是未来国家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在裴研究员的报告之后，各位学者从各个角度对全球生产网络下我国贸易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些讨论围绕全球生产网络和地区分工、生产者服务、我国加工贸易发展、宏观经济政策与贸易条件变动、金融危机下的中美经常账户调整、纵向关联市场下的我国具体产业的贸易政策、全球需求结构、收入分配和贸易结构等主题进行展开，得到了一些具有实践参考意义的成果。
（1）生产分割与专业化分工。对外经贸大学的赵忠秀教授和崔凤茹从生产分割理论视角利用拓展引力模型和经济体虚拟变量使用2000 至2010 年中国与32个国家2912个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的最终品（包括最终资本品和消费品）出口与中间品和服务进口的互动模式。其结果表明，服务和中间品进口都对中国的最终产品出口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是各类型进口在宏观层面和国家特定层面表现各有不同。东南大学的陈健和岳书敬则考察了产品内地区专业分工对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他们发现我国东、中、西三个地区这种影响不同，东部和中部显著，而西部不明显。华东师范大学的胡洁和陈彦煌则考察了国际生产分割对劳动市场的冲击。他们发现，国际生产分割不必然导致低技术劳动力工资下降或失业上升，其中，服务规模经济程度与要素替代弹性对于工资、收入分配以及失业具有关键性影响。
（2）货币和汇率政策。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孙文莉、丁晓松副教授和中国社科院的伍晓光博士将企业异质性引入两国货币效用DSGE模型，考察了货币政策和工资粘性对我国进出口贸易条件的影响。他们发现，“货币的投放速度”可能引发一国价格贸易条件的短期波动，但不会影响长期价格贸易条件，而“货币供给的波动性”能够对一国长期价格贸易条件产生实质性影响。工资粘性不仅影响一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波动幅度，还影响调整周期的长短。一国的价格运行机制越接近弹性化，在面临货币冲击时，其价格贸易条件的波动幅度越小，完成动态调整所需的时间越短。北京大学的戴觅博士和余淼杰副教授则首次对中国企业估计了2005—2007年人民币升值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他们发现升值导致的出口紧缩给出口企业带来了更大的竞争压力，从而促进出口企业通过提高创新水平来增强自身竞争力，且不同生产率的企业对于升值的反应存在差异，生产率高的企业更容易对升值作出积极的反应。这意味着人民币升值对于提高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有着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可能拉大企业间的差距。
（3）外部贸易环境。中央财经大学的孙瑾博士分析了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常账户逆差减少但并没有调整至顺差的原因以及美国经常账户与金融危机存在的联系。她认为，尽管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美国金融市场受到了较大冲击，但是只要其金融发展水平仍然高于其他主要国家，那么美国经常账户的调整就不会由逆差转变为顺差。此外，北京大学的李殊琦博士讨论了中国加工贸易转移、鲁汶大学的易滢婷博士讨论了我国加入WTO是否会通过降低政策不确定性而推动企业出口、山东大学的付光新博士考察了产品内分工的工业行业就业效应等。
（4）技术进步、需求结构和贸易政策。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的孙楚仁副教授和张卡在二次效用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下考察了一国为劳动力剩余经济另一国为新古典经济的农业技术进步、城市化、工业化、贸易结构和福利等问题。他们发现，劳动剩余国家的农业技术进步将促进两国工业技术的提高，但会降低两国城市化和以产值衡量的工业化水平。农业技术进步同时将使工业产品种类数下降，使工业品出口的临界生产率提高，从而降低国家之间的工业品贸易额。湖南大学的冯迪博士基于非位似偏好的贸易理论研究表明，收入分布将会通过需求结构影响一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作者通过包含了需求结构因素的重力方程对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在分档次消费品双边贸易中是否存在本地市场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同一门类下不同档次产品的本地市场效应存在差异；同时，需求结构随需求规模在不同区间呈现对本地市场效应的差异化影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的何欢浪博士通过在纵向关联市场框架下构建一个模型，研究光伏产业“两头在外”的商业模式下，我国多晶硅进口政策的制定。该研究解释了光伏行业生产的污染效应和污染减排效应与我国的进口关税政策，并在此基础上考察污染减排与最优关税、补贴政策间的关系。
二、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实证与贸易政策
研讨会的另一个主题是考察全球生产网络下我国贸易结构转型和经济调整的微观主体——企业——的贸易行为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研讨会论文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对经济地理与异质性企业贸易行为、贸易与工资、贸易与产品质量、进口行为决定以及补贴与出口等进行了考察。
（1）产品质量。对我国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问题，南开大学的施炳展副教授利用海关细分贸易数据，首次测算了中国企业层面出口产品品质。他发现，我国企业出口产品品质总体上是上升的，这主要源自在位厂商品质升级。企业产品品质越高，出口持续时间越长，出口广度越大。持续出口企业存在品质升级效应，但本土企业品质下降，与外资企业差距扩大。本土企业品质下降主要源自大量低品质企业随着贸易成本降低进入市场，即结构效应。本土企业的产品升级效应小于外资企业，本土企业出口稳定性、持续时间、广度均低于外资企业。从政策层面看，提升本土企业的品质水平应是对外贸易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其他两位学者对我国进口产品质量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浙江大学的钟建军博士采用CEPII BACI HS92六位数中间产品国际贸易数据与WIOD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劳动者收入显著正向影响进口中间产品质量；而外部冲击对来自不同类型国家的中间产品质量影响机制不同，贸易协定对进口中间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存在很大差异。深圳大学的刘伟丽副教授和陈勇则拓展了Khandelwal的产品质量模型，运用2002—2006年中国制造业海关进出口企业月度数据，研究了中国从不同国家进口的产品质量、质量阶梯和质量边界。他们根据BEC分类研究发现，中国进口最终产品质量高于中间产品质量，发展加工贸易可以促进出口和质量升级。
（2）出口行为与生产率。一些学者对中国企业的进口行为与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上海财经大学的刘晴、南京大学的张燕以及复旦大学的徐蕾博士结合中国企业贸易方式的特殊性，在对称两国假设下建立了一个包含企业进口行为的异质性企业分类模型，阐述了贸易成本对企业进口行为的影响机制。模型结论表明：效率最高的企业是进行内销的一般贸易进口企业，效率次之的企业是同时进行内销与出口的一般贸易进口企业，效率再次之的企业只进行内销，效率最低的企业可以通过加工贸易从事进口。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层面的数据实证分析验证了其模型结果。这意味着政府可以通过多种贸易政策的有效搭配来实现稳定出口、扩大进口和优化企业生产率结构的目标。
（3）产品出口持续时间。产品出口持续时间从某种角度反映了一国企业的竞争力以及企业内部生产决策的调整。该主题自2000年开始吸引了不少贸易学者的注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陈勇兵和钱意、中央财经大学的周世民和张相文使用1998—2007 年CEPII\|BACI 数据库HS6 分位产品层面上的数据考察了我国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问题。他们发现零部件及配件产品的贸易关系的生存概率要大于最终产品贸易关系的生存概率，引力变量、GDP、地理和产品的分散程度、初始贸易额、制度质量等因素都对零部件及配件产品的持续时间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他们的研究结果意味着，我国在制定出口政策时应该重视垂直专业化对出口稳定的影响。
（4）工资。贸易和工资的关系一直是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证的核心问题。本次研讨会共有两篇论文对异质性企业贸易行为和工资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上海财经大学陈波副教授和贺超群博士拓展了Melitz 的异质性企业模型，通过引入两阶段生产模式并区分技术与非技术劳动力在生产中的不同角色，假定非技术工人工资由市场决定而技术工人的工资由公平工资决定，发现贸易自由化将导致两种类型劳动力工资差异增大；他们对2000年至2007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的数据的计量分析验证了其理论模型的结果，在考虑了出口内生性、异常样本点、额外控制变量（如女性员工比例）以及非技术工人工资的其他衡量方式等情形的实证分析表明该结果是稳健的。史青博士则将企业出口强度作为连续的处理变量，采用广义倾向得分法，在每一出口强度上考察了中国2000—2007年持续存活的企业的出口对其员工报酬的影响，其结果表明，企业出口确实能显著提高员工报酬，然而这一因果关系只在企业出口强度的某些子区间成立。此外，企业出口后，出口强度与员工工资呈现倒U型关系，出口对员工工资的改善作用随出口强度的增加先上升后下降。这些结论对于理解我国异质性企业出口行为与员工工资的关系有重要的意义。
（5）生产补贴。作为激励性政策工具，理论上补贴可以实现促进出口的预期效果，但运用不当也可能造成财政资金的错误配置。中央财经大学的周世民博士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盛月、陈勇兵和曹亮基于1999—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运用倾向评分匹配法和倍差法考察生产补贴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实际效果。结果表明，补贴的出口激励作用与企业异质性相关联。生产补贴对非出口企业的出口激励效果普遍优于出口企业。就非出口企业而言，生产补贴对外资企业、东部地区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以及生产率水平相对较低企业的出口激励作用更强。生产补贴会提高民营出口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的出口强度，但对于出口企业中的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中西部企业而言，通过补贴提高出口强度本身会造成政府财政资源错置。这些结论意味着政府在制定补贴政策时需慎重考虑其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
（6）新经济地理。从微观角度来说，一国整体技术或者要素禀赋并不是决定企业贸易行为的唯一原因，城市水平以及企业水平的比较优势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当少数城市的集聚经济上升使城市水平的绝对优势上升时，企业出口行为会发生重大变化。基于此思想，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的孙楚仁副教授和章韬博士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型考察了集聚对异质性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在其模型中，集聚所导致的竞争从而选择效应使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而集聚外部性则提高了企业生产率，降低了有效劳动力工资和出口的可变成本。理论结果表明，集聚对企业出口的复合效应呈现为“U型”关系。此外，高生产率企业从集聚汇总获得的收益更大一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大城市中大型的、高效率企业更可能出口且出口更多。他们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所做的实证分析结果验证了上述理论分析。
（7）制度扭曲。孙楚仁和章韬进一步考察了企业异质性生产率的来源，他们认为各种扭曲（最低工资、户籍制度、制度水平等）是企业生产率异质性的重要来源。他们对劳动剩余经济提出了一个扭曲影响企业水平生产率的微观机制，并基于中国地级城市和制造业微观数据估计了各种扭曲对企业水平生产率的影响。其理论和实证结果表明，扭曲会在整体上降低企业生产效率，但不同企业从扭曲中获得的效率改进程度和方向都不同，小企业从扭曲中获得效率改进而大企业从中受损。它意味着政策扭曲通过改变经济地理外部性从而在一国内部局部地区产生绝对或者比较优势，从而成为贸易产生的原因。
在论坛的总结汇报发言中，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的孙楚仁副教授就这次会议的征文主题、来稿、选稿内容等进行了介绍和简单评论。他认为，本次研讨会的一些论文发现了我国企业对外、对内贸易的若干新的特征事实，得到了有关异质性企业贸易与工资问题的若干新结论。一些研究者从经济地理外部性、政策扭曲等角度考察企业异质性来源及其对出口企业所造成的资源错配问题，对于理解贸易产生的原因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在宏观动态模型下引入异质性企业考察宏观经济政策的贸易影响也意味着将来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发展方向。在发展经济学模型中引入企业异质性对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