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周世民副教授等使用2000—2005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探索进口与企业生产率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联系。通过异质性比较发现，进口企业在主要规模和效率指标上都优于非进口企业，就全要素生产率而言，单边进口企业的生产率水平高于非进出口企业，双向贸易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也高于单边出口企业。然而，进口活动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正向联系是由进口学习效应而非自我选择效应引致。对于非出口企业、加工贸易出口企业和出口企业中的非加工贸易企业，都没有发现进口行为的自我选择效应，但是非出口企业和加工贸易出口企业都能从进口中获益，而出口企业中的非加工贸易企业却未能获得进口学习效应。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曹亮教授等采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研究了金融发展对于不同外部依赖度行业的异质性企业的差异性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促进了外部融资依赖度高行业中的新兴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出口决策行为，同时对外部融资依赖度较低行业中的国有企业也有很显著的正影响。研究还发现，金融发展对于不同规模企业的出口决策都有积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而增大。此外，各地区间地理位置的不同也导致了金融发展对东部和东北地区的企业的出口决策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

中央财经大学高云龙以经典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模型为基础，引入衡量消极制度因素的“制度成本”概念，将企业的异质性表达为生产率与制度成本二者的结合，分别对封闭和开放两种情形进行了分析。封闭情形下，高制度成本降低企业进入门槛，降低企业生存周期，提高企业的投机经营动机；开放情形中，高制度成本具有出口推力作用，迫使部分企业离开国内市场，形成表面的促进出口作用，但制度成本的存在扭曲了出口中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在长期，高制度成本抑制出口和生产率提高，因此在未来我国应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多项制度进行改革，打击腐败与寻租，约束地方政府行为，以便于降低企业的非生产投入。

厦门大学杨曦等构建了一个完全一般均衡模型，以分析包含企业异质性和资本跨国流动的本土市场效应。该模型研究了在工资率、公司股价以及福利等方面的国际不平等。该文证明当发生贸易自由化时，存在一个工资率倒U型的国际不平等。然而，公司股价的国际不平等始终被放大，由于有利于小国的出口企业导致了更强的再分配效应。该文还发现，贸易自由化并不总是促进不同的国家在福利水平上的收敛，原因在于出口方面的企业异质性和固定成本。

 五、 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引起的全球经济秩序的调整和国际贸易政策的演变，关系到全球贸易与投资的发展趋势。中国作为碳排放大国和贸易大国，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国际贸易政策的调整，显得尤为迫切。为此，本次论坛的学者就空间集聚和气候变化之间的机制、加工贸易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碳生产率、碳排放的结构分解与影响因素、生产侧和消费侧碳排放的差异、跨境外部性的单边和多边气候政策等主题展开深入研讨。

厦门大学武力超等运用99个国家2005—2012年的面板数据，用新近发展的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考察了空间集聚和气候变化之间的机制转移效应。面板平滑转换模型假设，城市化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存在一个连续平滑转换的机制，城市化将以阈值为界，从一个机制转换到另一个机制，且新旧机制之间不同。实证结果支持了城市化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存在着机制转换效应；在不同的转换变量水平下，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城市化水平之间有不同的曲线关系。

浙江理工大学张少华副教授等依托中国30个省份2000—2009年的数据测算出考虑产出的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对加工贸易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展开深入分析。研究表明，加工贸易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倒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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