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中国国土区域城市经济学家新春论坛在京召开

专家纵论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

本网讯 2013年1月24日，元宵佳节。以“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为主题的第六届中国国土区域城市经济学家新春论坛在北京召开。本届论坛由中国国土经济学会主办，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和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联合主办。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龙永枢，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家粮食局原局长聂振邦以及来自五个学会的专家、学者80余人出席。

中国国土区域城市经济学家新春论坛（联谊会）始于2006年，由中国国土经济学会，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中国城市经济学会联合主办，紧跟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每次论坛确定一个主题，并已成功举办过五届。论坛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学术交流、感情沟通的平台，受到了专家学者的大力称赞，也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参与。2011年、2012年新春论坛的两个主题：高效利用国土空间、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已被写进党的十八大报告。论坛今年新增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和全国经济地理学会位联合主办单位。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其中的城镇化，十八大报告将其作为未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主要手段。为了探讨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具体内涵和路径选择，本次会议的主题确定为“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

论坛由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研究员柳忠勤主持。

在逐一介绍了与会嘉宾后，柳忠勤邀请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陈耀、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杨重光、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秘书长沈体雁、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会长孙久文一同走上主席台，一起代表五个学会向大家致新春问候。

本次论坛主题的设定者，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副秘书长、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研究员首先作了主旨发言。随后，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从不同角度阐述各自的学术观点：

专家学者关于城镇化基本概念与新型城镇化内涵观点碰撞。

尽管“城镇化”一词早已写入教科书和政府文件，然而专家学者们对城镇化的概念仍有很大的争议。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研究员认为，“城镇化”和“城市化”没有本质区别，城镇化从概念上来讲是农村居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也就是农民进城。同时，他也指出，不能片面强调城镇化，而忽略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动力，城镇化也可为工业化提供支持。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城市规划管理系主任叶裕民教授并不同意城镇化就是支持农民进城的提法，她认为，城镇化是通过两个流动来实现两个转化的过程。第一个流动是人口的空间流动，从农村流向城市；第二个流动是社会流动，社会中下收入阶层通过城镇化过程中的培训、教育、就业，逐步上升为中产阶层，所以，当一个国家建立了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结构时，这个国家的城镇化就基本完成。而两个转化是指城镇化和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在工业化发展前期工业化决定城镇化，工业化的中后期城镇化决定工业化。所以，城镇化是以良好的空间结构和制度环境为未来高效率的产业提供了基本条件。而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乔惠民则从另一个视角反驳了城镇化就是农民转为市民的观点，他认为农民直接转为市民是有问题的，中间还缺少一个环节，妥当的做法是农民可以先转为股民，再由股民再转为市民，使农民有机会享受发展带来的好处。

在“城镇化”方法论方面，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金碚研究员认为，尽管大家对于城镇化有不同的定义，但农民转变为市民是城镇化的核心内容，为此应该对农民进行解释，而“农民”这个词可以在英文里头找到三个不同单词解释，分别为peasant、farmer和landlord。其中，第一个概念是种地的农民，靠农业的种地获得收入；第二个概念是对土地拥有权利的农民；第三个概念是是地主，拥有地，但基本不劳动。从我国实际情况看，我们把进城的农民称为农民工，但在英文中很难找到对应的单词，所以英文只能称之为移民。然而，进城农民工是一个很特殊群体，至少有三个意思：一是他们当中有些人仍然要从事农业劳动；二是他们在农村里面拥有土地；三是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地主，已不会种地。另一方面，农民工进城落户的意愿并不高，现在越来越多的聪明农民不愿意放弃农业户口，也不从事农业劳动，而是希望拥有土地收益。随着二代农民工的出现，这种趋势会变得更加突出，因此，今后很快就要面临谁来种地的问题。

新型城镇化最近写入了中央文件，为此，许多专家认为应该弄清楚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副秘书长、北京城乡经济信息中心主任刘军萍结合北京的实践，她认为，新型城镇化的“新”主要体现在：第一，理念要创新。既要避免走欧美国家空间无序蔓延的城镇化道路，又要避免走拉美国家依靠人口向城市过度集聚的城镇化，第二，技术要创新。把握好全球化、信息化的机遇，充分利用新技术，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第三，制度要创新。同时，她认为，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目标和重点任务是，第一，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实现公平共享，使农民成为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主体、责任主体、收益主体和经营主体。第二，在此过程中，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第三，推进综合体制改革，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

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也要着力在一些重大现实问题中实现突破。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邱爱军指出，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应重点解决三个方面问题，第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特别是已经完全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工和不会种地的二代农民工；同时，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也要保障他们获得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第二，除了户籍制度之外，应该关注福利制度，努力消除福利制度的地区差异。第三，新型城镇化也要注重空间合理布局。从国际视角，借鉴吸收国外的经验，如，《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提到重塑经济地理的三大理念，即，“密度”、“分割”和“距离”，倡导城市集约、智能、绿色低碳发展方式。另外，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乔惠民则提出了一个“共有制城镇”的设想，他认为新型城镇化应该重点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城市实际资产的主体问题。共有制是股份制的概念，可以同农村的集体所有制结合起来，确保产权能够得到比较明晰的落实。第二，城市投资发展的问题。就跟大家购买商品房、买车一样，把城市的投资作为最大的投资。

追求城镇化质量是新型城镇化的基本要求。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研究员认为未来提高我国城镇化质量的关键是让进城农民工进得来、留得住、活得好。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北京大学秘书长、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杨开忠教授认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问题是提升城镇化质量，要把城市视为一个综合体，从体制创新等多个方面着手解决。同时，他认为，城市制度创新是新型城镇化的基础保障，为此，他提出三方面建议：第一，撤县设市、设立镇级市等行政区划管理体制要逐步恢复或取得突破，以有效解决城市空间无序蔓延问题。第二，允许设立自治市。只要符合一定的税收条件或财税收支基本平衡条件，允许农民自发地去创建城市。第三，可以借鉴美国经验，建立城市施政的经理人制度，形成一个城市职业经理人市场和城市职业经理人教育体系。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小城镇发展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巡视员谢杨研究员也认为体制创新是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他认为从土地制度改革入手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为此不妨先从现行养老金体制改革入手，确立金融体制改革先于土地制度改革，这样有利于培育市场，从而依靠充分的资本市场，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专家学者论述了城镇化的模式、问题与挑战。

中国城镇化是一个大国的城镇化，也是一个体制转型过程中的城镇化，我国国情便意味着城镇化不可能只有一种模式。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天津滨海新区综合发展研究院院长、南开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郝寿义教授介绍了滨海新区城镇化模式的一些做法和问题。滨海新区实施过农村宅基地换房，宅基地换房之后把农民宅基地收上来，给农民盖了楼，让农民住上去，也给农民上了各种保险，但没有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于是许多农民变为“无业游民”。同时，进城农民工落户也是一个大难题。许多外来农民工到滨海新区工厂里就业，当地企业就向政府提出帮助其员工解决户口和住房问题，以便于留住一批有技术特长的工人，然而相关政策很难突破。

城镇化虽是扩大内需的潜力所在，但也遇到一系列的问题与挑战。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金凤君研究员认为，目前，我国城镇化面临着三大突出问题：第一，土地城镇化过快，农民的失地问题比较突出。他列举了一些数据，如过去的十几年，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增长了约50%，但城镇户籍人口仅增长了2.5%，这无疑加剧了城乡发展的巨大差距。第二，城市结构不合理，规模结构严重失衡，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发展太快，容易引发城市病。第三，农村土地闲置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家粮食局原局长聂振邦认为，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要继续推进城镇化进程，将面临几方面的挑战：第一，城镇化的产业支撑。非农产业发展能否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来吸纳进城农民就业，农业能否保障城镇化健康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第二，城镇化的资源支撑。这么多的农民进城之后，他们对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等需求能否得到满足，同时，大量的外来人口流向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这么大规模的人口集聚将给当地资源带来的影响也要事先研究，以避免城市病大范围爆发。相反，如果按照有些专家的提议在内陆再建10个大城市，这种方案是否可行？也是需要研究的。他建议各城市要有不同的特点，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和合理布局，发展各具特色的小城镇，以提高农民的素质，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

专家学者认为：城镇化不是消灭农村、繁荣城市，而是实现城乡一体化。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研究员认为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要协调发展，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才能解决“三农”问题，如农业发展问题，农民增收问题等。他认为城乡一体化不是简单地把农村建成城市或者打着新农村建设的名义，让农民上楼，这些所谓农村城镇化的认识或做法是有问题的。为此，他指出城乡一体化主要体现为：第一，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避免出现发达城市和落后农村并存，要使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第二，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第三，社会管理城乡一体化。同时，他认为，要缩小城乡差距，让城乡居民享受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这个目标不是一两年内就能实现。

中国人民大学城市规划管理系主任叶裕民教授认为，城镇化的目标是城乡一体化，而城乡一体化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她认为，我国存在两个二元结构：一个是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二元结构，一个是城市内部本地人和流动人口之间的二元结构。对于解决这两个二元结构的核心，就有五大问题需要解决。其中，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是需要城乡共同解决的，分别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终身教育与培训，如果这两方面都做好了，那么新型城镇化就完成了一半。第三个问题和第四个问题主要针对农村，一方面是要激活农村土地资本，使资本完全“赋能”；另一方面是农村基层民主。第五个问题是城市要通过城中村改造，大规模地为低收入人群包括农村人口提供商品住房和公共住房。通过对这五个问题的解决，我国新型城镇化就能向前顺利推进。

    专家学者对城镇化进行了阶段判断、趋势预测并提出对策建议。

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0%，许多学者一致认为，我国城镇化速度将趋缓，今后要注重提升城镇化质量。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教授吴殿廷认为，我国城镇化已到了一个关键时期，进入了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的转折时期，城镇化速度将有所下降，这期间城镇化的质量和速度都要兼顾。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研究员也认为，城镇化速度不是越快越好，而是要有适度速度；同样，城镇化水平也不是越高越好，而是要有一个饱和度。

对于我国中长期的城镇化速度和水平，魏后凯研究员通过前期的研究做了相关的预测。根据他的研究结果，我国未来的城镇化将由加速转变为减速，比较合适的城镇化速度是每年提高0.8到1个百分点左右。同样，我国城镇化水平也有一个天花板（或称“饱和度”），大概是85%左右。我国城镇化率在2030年可能达到68%到69%，2050年可能超过80%，接近天花板。2030年以后，我国城镇化速度将转入一个稳定推进的阶段。相应地，他也对未来进城农民工规模也做了阶段预测。据他测算，在2030年以前，假如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8%到69%左右，新增城镇人口将有2个亿以上，加上现在还有1.8个亿进城但没有解决市民化的农民工，2030年以前我国将有3.8个亿人口要解决市民化问题。假如我国在2025年以前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那么把存量和增量加在一起计算，我国每年需要解决2500万人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假如每个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成本为10万元，共需花费2.5万亿元。按照政府与企业、社会各分担1/3，我国政府财政负担每年也得8300万元，相当于我国2012年公共财政的7.1%，所以，解决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政府下决心，在2025年以前基本解决这个问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

对于未来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建议。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金凤君认为，我国未来城镇化发展必须遵循四个基本原则：注重空间功能，注重社会公正，注重经济效益，注重精明增长。对此，他对我国未来城镇化健康发展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因地制宜选择城镇化模式，不搞一刀切。第二，谋划城镇化的空间格局，实现国土优化开发。第三，按照主体功能区要求，实施差别化的政策。第四，制定城乡一体化规划和政策支撑体系。

专家学者对本次新春论坛给予很高评价。大家认为，论坛主题鲜明，紧扣十八大精神和目前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论坛发言学术氛围浓烈，不同学术观点精彩碰撞，是一次难得的学术会议，为新春佳节增添了色彩。大家希望新春论坛年年举办、越办越好。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国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书法家乔惠民分别向五家学会赠送了撰写的新春书法楹联，受到热烈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