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主办，《经济研究》编辑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承办的“十年回顾：第十一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暨人才培养研讨会”于2011年9月23—24日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家、青年经济学者共一百余人汇聚燕园，对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以及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于2001年6月在北京大学首次召开以来，已经有了十年的辉煌历程。十年间，论坛依次在北京、武汉、广州、上海、大连、威海、杭州、厦门、成都、西安等地成功举办，掀起了全国青年学者研究、讨论经济学前沿问题的热潮，为国内经济学者交流学术成果、分析经济现象提供了高端的平台。同时，在论坛学术委员会带动下，论坛也在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区域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产业组织、公司治理结构、金融市场发展等各个经济学分支领域涌现了大量高水准、高质量的文章。这些优秀的参会论文不仅提高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水平，更为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很多很好的思想和意见。

    十年来，“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紧扣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时代脉搏，积极探寻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的契合点。记得在首届论坛的开幕式上，厉以宁先生曾勉励大家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必须有社会责任感。厉先生指出,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把中国经济搞上去,让大家共同富裕,这是应有的责任感。刘树成先生也指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任务有两条,一是繁荣祖国的社会科学,二是为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好参谋和助手,这也是每个经济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如今看来，“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没有辜负国家和社会给予我们青年学者的重托，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

    十年之后，论坛再次在北京大学召开。来参会的学者中，有从第一届论坛起就在投稿的老朋友；也有中途加入论坛，渐入佳境的中生代；更有刚刚开始关注青年学者论坛的新朋友。这样丰富的参会代表，正显示了论坛的生机勃勃，也昭示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美好明天。在为期两天的论坛中，新老朋友们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从他人的研究中找到了新的思想和新的启发，有了很大的收获。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专门为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题了词。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武寅教授和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教授参加了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裴长洪教授发言并宣布“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优秀论文奖获奖名单。《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郑红亮教授介绍了本届论坛筹备情况。

    《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王诚教授主持了论坛主题演讲。厦门国家会计学院院长邓力平教授作了《我国财政发展改革的几点看法》的报告，裴长洪教授作了《科学解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报告，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郭庆旺教授作了《“三驾马车”悖论》的报告，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黄少安教授作了《中国土地产权性质与征地补偿问题》的报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院长蔡洪滨作了《市场化推进是扩大内需的关键》的报告。

    经过本届论坛组委会的评审，本届论坛共入选论文130余篇。根据论坛征文主题，分别设置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金融学、中国经济以及经济理论五个专题分会场，展示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

    一、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

    在经济增长领域，郭凯明和龚六堂的论文通过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考察了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这两种重要的公共政策对于经济增长和不平等的长期影响。分析表明，提高公共教育投入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减缓人口增长，但是对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较弱。而加大社会保障可以有效地降低不平等程度，但是却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韩中元和黄险峰构造了一个两部经济增长模型，研究发现，垄断势力既不利于收入分配，也不利于经济增长。王弟海在一个具有生产部门的OLG模型中，分析经济的多重均衡和经济效率，并重新讨论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王华将知识产权因素引入内生增长模型，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并为“最优知识产权假说”提供了跨国层面的经验证据。杨莉莉和邵帅通过概念模型结合数理模型的规范研究，分析了资源开发活动及政府行为对人力资本积累与区域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严成樑等在R&D驱动的经济增长框架下考察了习惯形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具体分析了模型的动态特征。聂海峰和刑春冰考察了体育赛事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财政政策领域，刘培森和刘渝琳通过构建基于要素投入、财政货币政策与中国经济波动的KFJ模型，实证分析了资本投入、税收负担、财政支出、信贷存量、货币供应与中国经济波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安苑和王珺考察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特征对产业成长的影响，发现地方政府的反周期性财政政策对产业的成长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产业对外部融资依赖越高，更强的反周期性财政政策对其成长的促进作用越大。王文甫认为中国财政政策对净出口和有效汇率的效应表现出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经验特征：政府支出增加净出口，同时使有效汇率下降。庄佳强采用协整向量自回归方法对我国1990年代以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下的宏观经济效果进行定量考察，发现我国两类政策的不同组合所产生的互补性效应非常显著。朱虹和龚六堂将财政支出结构引入随机增长模型，考察政府不同类型财政支出的增长和波动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并检验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对区域经济的增长和波动效应。赵文哲等构建了一个多级政府的价格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模型，并利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检验。

    在货币政策领域，李亚敏和王浩构建了一个货币内生供给模型，对商业银行、企业、居民等对货币政策调整和货币供给变化的影响效度加以分析，并作了实证研究。侯成琪和龚六堂的研究表明，相对于盯住 CPI，盯住核心 CPI能够改进货币政策稳定经济的效果，因此货币政策应该盯住核心 CPI。葛加国和苏剑针对目前有关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差额影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化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动态影响。王君斌和郭新强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下，第一产业内无流动性效应，但第二、三产业有流动性效应；第一产业投资先降后升，第二、三产业投资先升后降，导致短期内产业投资结构的调整。姚余栋和谭海鸣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发现并证明了央票发行利率能够综合代表数量型和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张琳从基础货币与外汇占款的相关性出发进行分析，认为现实中由于中央银行通过央行票据对基础货币的大规模对冲，并未出现普遍认为的“外汇占款的激增导致了基础货币过量投放”。黄炎龙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协作机制下，建立具有非零通胀的粘性价格和粘性工资结构特性的新凯恩斯模型，分析了Ramsey 均衡下的最优通胀以及与之对应的最优利率。

    在收入分配领域，李雪增和蒋媛媛研究了当养老保险体系通过政府发行债务维持收支平衡时，经济系统的动态一般均衡性质以及养老保险政策具有怎样的经济效应。鲁元平和王韬考察了地区收入不平等、健康对我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王云飞构建一个两个国家、两种岗位的理论模型，用来分析人口禀赋对技术贸易和岗位门槛的影响。杨铮从实期权的观点出发来看待异质消费者的退休选择和社会保障体系之间的关系，分析了个人退休选择行为和退休年龄分布。王立勇等的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增长率从低到高变化，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U”型轨迹。秦中春通过分析发现，目前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调节机制存在重要缺陷，不仅造成公平性缺失，而且也存在效率缺失，事实上已经落入“低水平养老保障陷阱”。

    二、微观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应用

    在博弈论领域，王箐和魏建通过构建博弈模型分析患者“呼吁”在约束医生行为方面的作用，并且利用博弈模型分析患者“退出”对医生行为的约束。陈林和朱卫平通过构建一个重复博弈模型，剖析了地方官员实施地区性行政垄断的政绩激励和经济激励，解释了地区性行政垄断在我国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及其治理办法。杜创通过一个博弈论模型，讨论了患者存在收入差别、医患诊疗信息不对称、垄断条件下的医疗市场均衡。陈文等通过全局博弈的框架研究发现，约定的惩罚力度过高会降低小额信贷公司实际执行惩罚承诺的可信度，加剧恐慌性逃债；资本充足率的提高有助于缓解恐慌性逃债主要是因为增强了惩罚承诺的可信度。龙永红对近年来有关博弈论文献中所提出的对经典的一阶和二阶随机占优的细化的随机序以及各随机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归纳、梳理和评述，然后以拍卖为例说明了这些随机序在不完全信息博弈中的应用。

    在委托代理理论领域，杨依山从分成制的视角对农地制度、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市场化对农民劳动投入的激励作用及其机理进行研究。在土地、资本和技术等因素既定的前提下，农地产权的安排结构是农民、工业部门和国家三个利益主体对农地生产价值进行博弈的结果。唐杰英、金钟范从微观经济主体的最优化行为出发构建模型，分析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等的影响。叶光亮、刘诚通过构建一个双寡头的空间价格歧视模型，探讨了可以节省交易费用的专利持有企业的市场进入时序策略与最优专利授权策略间的相互关系。白让让和邓曙分析了独立决策和准一体化两种情形下，上游厂商的投入品价格歧视动机。研究发现，在“上下游合资、下游竞争”的结构下，随着外资在上游企业股权比例的提高或其下游产品质量的增加，其实施中间品价格歧视的动机也会增强。

       在制度经济学领域，黄凯南在重新考察偏好和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剖析偏好演化机制和制度演化机制，较为深入地分析偏好与制度的共同演化机制。樊福卓构造了产业结构相似指数；这一指标具有一般性，改进的克鲁格曼指数只是产业结构相似指数的一个特例。吉云尝试应用四种公理化模型来刻画企业家面临的奈特不确定性，并从微观层面考察其创新决策的过程和后果。邹薇等构造了一个新政治经济学理论模型，分析了政府的税收最大化和利益集团对中间品价格操控造成产业升级障碍的传导机制。田传浩和方丽从农地租赁市场交易数量和交易质量的双重视角出发，在建立市场交易模型的基础上，研究发现，地权不稳定会增加非农就业与租赁市场上的土地供给，在供给弹性小于需求弹性的远郊地区，这会增加农地租赁市场的交易数量。

    在微观经济学的其它研究领域，陈冬华等研究了宗教传统对于上市公司治理质量的影响，发现上市公司所在地的宗教传统越好，上市公司的治理质量越高。黄少安和赵建通过构建一个非均衡的资本资产价格模型，阐释了人口结构与资产价格关系的作用机理，并进行了数值模拟。连燕玲等在假定大股东追求企业长期控制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大股东“管家角色”的假说，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危机背景下大股东的“管家角色”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陈玉罡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说明在控制权市场惩戒作用失效的条件下，劣质收购公司比优质收购公司更倾向于掏空。新夫等以高管继任过程中职工薪酬的变化为背景，分析了高管控制权私利最大化实现过程中以隐性契约为基础的公司政治的形成及经济后果。殷德生和唐海燕构建了国际贸易、企业异质性与产品质量升级的理论框架，细致考察了贸易成本、市场规模对企业异质性与产品质量的影响渠道和结果，对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质量为何随着贸易开放而提高的现象做出了理论解释。

    三、金融理论与实践

    在资本市场研究领域，张永力和裘骏峰通过测量我国股票在试行融券政策前后的价格变化，检验卖空限制的取消使股价降低以及投资者意见分歧加大会导致股价更大程度下跌的假设，并比较回报率横截面分布的特征在融券前后的变化。王天一和黄卓应用异方差自回归模型与沪深300指数高频数据，讨论波动率分解视角下的波动率和交易量关系。结果显示波动率和交易量的正相关系只适用于连续性波动率，跳跃性波动率和交易量之间呈现显著且稳健的负相关系。易志高等基于中国股市中股票除权后的价格过度联动现象，重点研究了投资者分类偏好在股票价格形成中的作用，以及投资者情绪对过度联动的影响。王兴运的研究表明，我国基金公司总体上不存在超越市场的能力，基金公司规模与基金公司绩效无关，宣称不同投资风格的基金公司的实际投资风格趋同。辛宇等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精神状态和情绪体验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并考察了经营环境类、企业特征类以及企业家特征类的有关变量对企业家精神状态和情绪体验的影响效果。

    黄少安和钟卫东提出并论证了股权融资成本软约束假说，认为由于构成股权融资成本的各因素的约束力的差异，造成股权融资成本低于债权融资成本，为股权融资偏好的第一层动因。周方和召尹龙从最终控股股东的角度，以2003—2007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发现，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与公司财务绩效正相关。姚星垣认为流动性管理工具在不同的国际国内宏观经济背景下，其效果存在不对称性，这为在特定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下流动性管理工具的选择提供了经验基础和政策支持。冯科的研究发现，银行规模对银行的贷款行为影响显著，上市融资对银行的贷款行为有显著的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银行信贷渠道的有效性有限。姜伟等将行为金融理论引入可转换债券定价及其风险度量之中，构建了投资者情绪下的可转换债券定价模型，并对其风险度量进行了研究。车大为认为，管制金融体制在支撑了早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进一步的资本集中，低利率和企业低效会造成社会总体的过度投资，使得整个社会陷入粗放式、低效率的增长陷阱。

    何杨等对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运行情况和地方政府依靠土地经营城市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分析，并使用2002—2010年在债券市场公开发债的城投公司数据，检验了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对地方融资平台负债规模的影响程度。马光荣和李力行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将企业再国有化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大规模工人下岗，或者追求官员的自身租金，而再国有化会大大降低企业的生产率和利润率。邓瑛和吴治民从金融功能入手，对中国中小企业信贷融资价值增添功能是否实现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这一功能目前还不明显；同时还探讨了中小企业信贷融资过程中的其他影响因素，如企业体制属性变量、行业属性变量、担保属性变量以及融资关系属性变量等。步丹璐等从制度背景、文献分析以及投资者决策有用性的角度全面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的披露位数问题。谭松涛等利用中国地级市市委书记人员更换的事件作为上市公司政治关联外生变化的冲击，考察了企业政治关联的这种变化对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委书记的更换会提高当地上市公司的投资对自有现金流的依赖程度，而且这种影响对于非家族企业而言更为显著。周开国和郭莹莹通过分析广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2007—2009年问卷调查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融资约束、创新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严重受到融资约束的制约，融资约束程度越低，企业创新对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越强。陈琳和何欢浪建立理论模型，考察银行根据企业规模做出的信贷选择，如何通过对企业的融资约束进一步作用于企业出口的深度和广度。

    庄子罐等建立一个包含预期冲击的小型DSGE模型，探讨预期冲击驱动经济波动的机制及其动态特征。然后在此模型基础上，利用贝叶斯方法估计预期冲击解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性。朱超等运用动态广义矩估计方法以亚洲37个国家和地区1993—2007年的数据，探求了人口结构对储蓄率、投资率及经常账户的效应。梅冬州等在考虑当前全球贸易失衡主要方中美两国的贸易结构和贸易特征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两国的DSGE模型，分析了包括汇率升值、再工业化等其他可能改善经常账户的政策，及其影响经济的传导路径和影响程度。刘澜飚和张靖佳从中美两国经济的本质性差异出发，通过刻画中国外汇储备对外投资的“循环路径”，构建了包括中美两国央行、金融市场和中国实体经济的斯塔克尔伯格及古诺博弈模型，进而模拟出中国外汇储备对外投资对本国经济的贡献及合意的外汇储备投资组合和最优外汇储备对外投资规模。

    李宏谨对基于预期假说的我国利率期限结构的远期利率预测作用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利率期限结构存在明显的时变溢价特征，这可以解释利率期限结构中的“预期之谜”。王麒麟以1999—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对人口年龄结构、财政影响与高储蓄率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影响我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因素不是人口年龄结构，而是经济体的转型特征。曹玉瑾和张庆华的研究发现，高房价会阻止人们从租房状态向买房状态的转变。而对于已经有一套住房的家庭，高房价反而会激励人们购买更多的住房。这一对比验证了住房投资需求的存在。李猛的研究发现，少儿抚养比与住房需求负相关，人口流动性程度与住房需求正相关，人口老龄化程度与住房供求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并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与住房供求之间倒U型曲线的拐点值在32%左右。

    四、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许玲丽等利用江苏省昆山市2005—2007年的面板数据对医疗支出动态模型进行设定，并研究了个人健康波动对医疗支出的影响。李小瑛和赵忠利用 1988 年到2007 年的微观调查数据，将多种影响劳动合同的因素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人力资本特征、人口学特征、工作单位特征和地区宏观经济特征，并采用多元Logit 模型和扩展的Oaxaca\|Blinder 分解方法，分析了近20年来我国城镇居民劳动合同构成的演化过程，以及上述四组影响因素对合同演变的贡献率。毛颖的研究发现，民生支出的增加对刑事犯罪率的攀升具有抑制作用，但随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民生支出对刑事犯罪率的抑制作用逐渐被削弱。孟大虎等分别使用了OLS方法和分位回归技术，考察了1988—2007年间中国城镇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的总体水平及其长期变化趋势，并将之与汉族进行了比较，发现在经济转型期，中国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总体上呈逐年上升趋势，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教育收益率没有显著差异。王文斌和尹恒提出一个人口流动—教育模型，考察中国流动儿童失学的原因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地区间教育差距及城市学校的有限接收能力，是导致儿童失学的根本原因。秦雪征等利用2007—2010年国务院城居保试点评估入户调查数据，着重考察目前主要医疗保险政策在解决农民工“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上的实施效果。薛新东利用200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个人社会资本与健康状况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要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减少健康不平等现象，应关注健康的社会资本因素，通过提升公民的社会参与、社会交往来促进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

    马汴京首次使用城市数据检验了内生FDI流入与中国政府效率的关系。薛营和王林辉利用显示性优势比较指数测算中国出口产品的世界生产份额，估计出中国出口产品整体的技术含量，并通过引入投入产出表估计中国出口产品的垂直专业化比率，最终测算出中国出口产品国内生产环节的技术含量。逯建根据非线性最小二乘估计对中国各省与世界16个主要国家地区的实际贸易数值进行回归，发现采用实际运输距离测得的距离贸易弹性要小于球面最短距离的弹性值。蔡宏波和陈昊的研究表明，中国工业行业劳动力结构总体不断优化，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行业熟练劳动力占比的增加对劳动力结构的优化作用明显，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生产行业以及初级产品生产行业在水平和增速上落后于整体。王翔和李凌为解释中国式的财政分权与金融发展之间的体制性关联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孙晓涛选取了两个被广泛应用的度量指标，对我国GDP序列波动的持久性进行了定量的分析。

    施炳展从进口国消费者“技术复杂度偏好”这一需求视角重新解读中国出口增长，认为提升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满足国外消费者不断提升的技术复杂度偏好是实现中国出口可持续增长的可行选择。黄新飞等认为中国省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显著提高省区经济增长潜力，基于完全一体化的边界整合对省区经济增长潜力的促进作用大于基于市场一体化的边界整合。毛捷等研究发现，中国2000年底实施的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显著促进了民族地区公共支出水平的相对提高和公共支出结构的相对优化，该项政策未显著缩小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杨武利用2003—2009年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具体分析了我国地方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以及对就业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地方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补充效应”大于“替代效应”。黄德林和李向阳通过构建中国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模拟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相关性问题。模拟结果显示，在整体工业均衡发展政策模拟条件下，工业化进程速度快，带动经济增长的能力强，且表现出对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促进关系。

     董直庆和王林辉通过我国时序和面板经济数据并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刻画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变化趋势，显示我国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趋势明显且其增长率呈现多头W形，但其左高右低的走势表明技术进步活性正在减弱。方文全在通过年份资本理论视角讨论投资、折旧—重置和资本积累的基础上重估中国1952—2008年的资本折旧率数据，估测结果显示平均折旧率仅为2.86%，明显低于现有研究认定的水平。孙晓华和郑辉利用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中国制造业15个子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和分解，并根据2000—2009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行业自身R&D资本、产业间R&D溢出、国际贸易途径和FDI途径下的R&D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的影响。张浩然基于中国2003—2009年26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邵帅和杨莉莉通过一个产品水平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考察了自然资源开发活动如何影响区域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刘瑞明从所有制结构的角度入手考察历史因素对地区增长轨迹的影响。研究发现，所有制结构的转变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国有比重的下降显著地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

     宁光杰运用2008年的农村—城市移民调查数据，探讨了中国农民工的就业状况，特别关注自我雇佣这一就业形式。研究发现，人口特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迁移目的城市都影响农民工的就业选择和收入。李明和赵剑治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提供的大样本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居民参与村委会选举的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基层的选举控制对居民选举参与概率有显著负面影响。陈前恒等使用中国7个省15个县120个村庄和180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研究了收入、村庄民主与农户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陈勇兵和钱学锋利用中国省际产业面板数据测度劳动要素价格均等是否成立以及劳动力价格的动态变化。经验检验表明中国省际间劳动力要素相对价格显著不同，相对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不成立，尽管省际要素价格差距有所减小。中国式分权导致的市场分割是中国走向统一大市场的阻碍。

稿件来源：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资料来源：中国学术会议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