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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的中国宏观经济依然低位运行，尽管有些宏观经济指标出现了回升，但经济向上运行的动力并不强劲，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与此同时，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阶段，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严峻。在此背景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研究》杂志社、《经济学动态》杂志社、香港经济导报社、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七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国际高峰论坛暨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发布会于2013年6月22—23日在北京召开，200多位来自国内外各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40多家媒体参加了本届论坛。与会专家围绕“中国经济发展转型与宏观政策选择”这一主题，针对国内外宏观经济走势、经济发展转型、城镇化以及宏观政策选择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发布了2013年中国35个城市生活质量指数。
一、宏观经济增速趋缓的原因及未来增长潜力
2012年，中国GDP同比增长78%，是近13年最低的一年，2013年第一季度中国GDP同步增长77%，低于市场预期，也是自2012年第二季度开始，连续四个季度增速低于8%。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率现处于超预期低位运行，但对于宏观经济增速趋缓的原因，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下行区间；有些学者认为，经济下滑是周期现象，中国经济增长尚未完全进入下行区间。
1.宏观经济增速趋缓的原因
刘树成将本轮经济的回升归纳为弱回升的特点。弱回升的原因主要有四大因素：一是国内外经济大环境、大背景因素。世界经济已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转变为“深度转型调整期”。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不断发酵，外需低迷不振的局面仍将继续，国际经济走势依然错综复杂，充满不确定性。我国经济已由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平均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期”，转变为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增长阶段转换期”。二是宏观调控政策因素。本次宏观调控政策放松的力度并不大，由此使经济回升的力度也不大。三是政府“换届效应”没有显现。本次各级领导班子大规模调整，没有出现换届效应，是换届效应消失，还是延迟，尚无定论。四是市场波动因素。在经济周期波动中，经济回升的“启动”时与经济扩张的“刹车”时具有不对称的特点。市场经济条件下，往往是“刹车容易、启动难”。计划经济体制下则相反，一般是“启动容易、刹车难”。
林兆木认为，当前经济增长放缓，符合经济规律。随着我国经济总量越来越大，受供给因素、国内外市场需求以及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等因素的影响，GDP潜在增长率逐步下降是正常的。当前经济增速放缓，表明中国经济进入了结构转型期。杨瑞龙认为，从中长期看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要素在衰减，因此经济增长处于逐年递减的过程，但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确实有超预期的成份。要解读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下滑，必须将短期和中长期结合起来分析。从中长期来说，应对经济下滑，提升消费需求是非常关键的要素。张晓晶认为，除了总供给和总需求的降低，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挑战更为严峻，尽管目前发达经济体复苏的态势较好，但其持续性令人怀疑，同时，全球化的红利正在逐渐消失，这些因素都将会使得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比较困难，但通过政策调整完全可以阻止下滑态势。李文溥认为，在现有增长方式下我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长期不断下降，“低消费”的国民经济结构失衡特征已成为下一阶段我国经济难以健康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要素比价扭曲以及政府对GDP增长及财政收入的追逐是形成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原因。财政收入比重的上升直接抑制了居民收入占比的提高，导致宏观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居民消费增长难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沈坤荣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减速是结构性而非周期性的。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经济结构服务化、“人口红利”即将消失、资本回报率开始递减、出口下降、外需不振等都表明这一点。袁富华、张平、刘霞辉等认为，从经济发展阶段的角度看,中国经济高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工业化阶段已逐步失去效率提升的动力，城市化和服务业的发展将开启经济稳速增长的阶段，并归纳了导致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的六个特征事实：分配效应、人口转型、生产率再分布、投资减速效应、碳减排、资本效率递减。
2. 中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
林兆木认为，研究中国GDP潜在增长率，除了要考虑新增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提高这两个基本要素，还要考虑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容量以及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随着能源、资源、土地、环境以及资金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上升，依靠低要素成本、低资源成本、低环境成本的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已经不可能再持续下去，必须进行结构性调整。我国今后中长期GDP潜在增长率为7%到8%的判断比较符合实际。至关重要的是在保持适当增长率的同时，通过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每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的就业容量、科技含量和投入产出效益，并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的损害成本，这正是我国应对危机带来的经济增长重大变化的出路所在。陈乐一认为，几乎每次党代会的召开都伴随着投资的扩张，党代会召开的当年经济运行上升到经济周期的波峰或在随后的年份出现经济的扩张与繁荣，由于我国存在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周期规律，党的“十八大”召开将促使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一个扩张与繁荣时期。2013年中国经济开始将呈现积极向上的良好增长态势， GDP增长率从2014年开始将加速扩张。
二、经济增速趋缓背景下的宏观政策选择
1.提升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
杨瑞龙强调了消费的重要性，认为应对当前经济的下滑，提升消费需求是关键，国内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制度的不合理，只有通过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才能提升消费需求。但当前分配制度的改革受制于发展模式的转换，收入分配格局反映了既定经济发展模式下的总体利益结构。因此，维持内需可持续增长的基础在于，通过投资转型，推动居民收入增长，配合收入分配改革，拉动消费增长，形成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循环。
李文溥认为，“低消费”的国民经济结构失衡特征已成为下一阶段我国经济难以健康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因此，应当适度控制从而减缓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将因此减少的财政收入通过一定方式，例如减税或转移支付，转移给城乡居民尤其是城乡中低收入居民，不仅可调整政府部门与居民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而且还可缩小居民部门内部不同收入组别间的收入差距。
李建伟认为，居民收入水平及其平均增速是决定消费品需求增长周期波长的基本因素之一，收入增速越高，波长越短，居民收入差距缩小会缩短消费品需求周期波长。因此，从收入分布的角度来看消费需求、产业增长，经济增长必定是周期性波动的，是内生的周期性波动状态。实际经济增长是供给的动态均衡与需求周期性波动的统一。
杨圣明认为，构建合理的消费体制是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长效机制的一个体制保证和基础。30多年来，中国从过去的高投资、低消费，走入了更低的消费、更高的投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对消费体制的研究。因此必须改革目前的消费体制，理顺各种消费关系；建立国家、企业和个人多层次消费决策体系、主权体系；建立各种消费者组织；加强消费教育，引导消费，提倡文明消费；制定有关消费方面的法规。
2.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沈坤荣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新阶段，大规模的经济赶超与比较优势的发挥已经失去了动力。为此，要构建新的结构性均衡，引导产业转型。虽然中国经济出现结构性减速，但是未来潜在经济增长率仍然有提升的空间，作为一个转型国家，中国可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释放“人口红利”；通过深化体制改革释放“制度红利”；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加创新活力；通过收入分配制度调整增强内需潜力，从而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进而实现经济平衡健康增长。
胡乃武认为，中国在未来一个时期的深化改革中，应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地方政府与其相匹配的税收体制；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建立橄榄型的分配格局；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秩序；加快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加强交易体系改革，构建现代交易体系。张晓晶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金融风险主要有产能过剩风险、融资平台风险和房地产风险。面对种种风险，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解决。政策层面上，由过去需求管理转变到供给管理，可以通过减税，打破垄断，推进机构改革。同时通过宏观审慎的方法，来解决当前金融风险问题。吴国华认为，以往研究结构优化只谈产业结构、地区结构或产品结构，较少谈分配结构，没有把分配结构当作经济结构的一部分看待。改变分配结构，调节税收，是提升消费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发展转型和城镇化目标
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2011年人均GNI为4940美元，达到了上中等收入水平，学者们对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如果成功实现经济发展转型，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中国完全可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1.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选择
关于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大体上有三种意见：第一，中等收入陷阱本身是一个伪命题；第二，中国有可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第三，中国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胡乃武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命题客观存在，并认为未来中国仍可以保持7%—8%较快的增长，能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发展为经济快速增长提供强劲的动力；未来不断推进的改革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蔡志洲认为，中国要成为高收入国家，就需要有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合理的产业结构以及合理的国内总需求结构，目前我国在这三个方面具有不合理之处。而这些都是从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国家迈进的重要途径。因此，未来中国必须在这些方面进行改革。龚刚认为，技术进步可以分为引进技术和自主研发技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增长率小于国外的技术进步增长率。根据数据检验，改革后中国自主研发所引起的技术增长率高于国外，从而预测未来的某一时点中国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 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实现经济发展转型和城镇化
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实现经济发展转型。郎丽华、张连城认为，中国多年来没有成功实现经济转型的重要原因在于缺乏微观基础，即企业缺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生动力，这源于我国的技术基础和制度基础。从技术基础看，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还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又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经济转型应具有梯度特征。从制度基础看，只有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非垄断的、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才具有转变增长方式的内生动力。整体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微观基础非常薄弱。而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和内部环境正发生着改变，要求中国必须实现经济转型。微观基础的构建需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第一，必须首先通过制度变革，即必须推进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增加相应的制度供给，转变政府的职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第二，转型应首先从发达地区开始，梯度推进；第三，仍旧不能忽视投资的作用，关键是向有利于消费增长的领域投资；第四，不能人为压低经济增长速度，低增长速度不能保证经济发展实现自动转型；第五，不能急于求成，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自然过程，不应想当然地快速全面推进。
要实现经济发展转型，必须提高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胡乃武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将经济增长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优化经济结构上来。因此，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来促进经济增长，这就需要强化科技创新，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进一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促进农业现代化；优化第二产业，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制造业实现由大变强；加快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加强区域规划和区域合作，进一步加快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积极培育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极；由过去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向主要依靠消费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转变。
赖德胜认为，中国想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必须转到依靠创新驱动的道路上来。而只有足够的人力资本才能达到创新。创新一方面取决于人力资本的生产，另一方面取决于人力资本的配置和使用。无论是人力资本的生产、配置和使用都会受政府影响。因此，政府要放松对人力资本生产和配置的过度干预，使市场在人力资本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从而有利于优化人力资本配置和激发人力资本潜能，促进创新和经济增长。
世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吴卓瑾分析了中国的城镇化问题，认为过去30多年中国的城镇化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城镇化的过程中，经济增长同时伴随经济改革，带动了农业、工业的大幅度增长，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促进了一、二、三次产业的快速增长，在减少贫困方面成绩斐然。未来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目标应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城镇化发展应该提升经济增长的效率或质量；增强社会的包容性；以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但中国未来城镇化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城镇化的比例和速度不够协调，土地资源的城镇化扩张非常快，而人口的城镇化却非常缓慢，这就容易造成社会不公平。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重新调整、重新平衡政策的结构，包括行政政策和市场机制的平衡，公共财政的改革，金融市场的改革。
倪鹏飞认为，新型城镇化的未来趋势将是人口大迁徙与大转变、国土空间大整合、经济根本转型与不断升级、社会大冲突与大重构、文化大融合与大复兴、环境大破坏与大修复以及政治大变革与改良。中国城镇化未来发展路径的选择是：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绿色发展的城市化、创新驱动的城市化、开放多元的城市化等。
四、政府职能转变与政策调整
中国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如何定位，以及政府职能如何转变，这对于中国经济实现成功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与会专家对此发表了看法。
沈越以“强政府与中国模式”为题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他认为，中国历史上之所以会形成强政府的传统，主要是两大因素：一是几千年来的专制主义传统，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因素。改革开放30年来“强政府”主要表现在：在制度（体制）形成与完善方面，政府发挥积极的“造市”职能，而不限于“守夜人”的消极职能。在经济运行方面，政府不仅通过需求管理政策稳定宏观经济，也通过供给管理在新的生产能力形成上发挥积极作用。这种模式有其自身的优势：强政府主导下构建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内生动力，为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到一条正确道路；从短期来讲，强政府的有效调控基本保证了经济高速增长下的宏观经济的平衡，从长期来讲，强政府在市场基础上动员资源，发掘落后大国增长潜力快速实现赶超；在公共物品供应上，强政府优势尤为明显。但不可否认，这种模式也存在自身难题：政府过多介入，降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尤其是增长受“政绩观”影响，发展质量不高；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天然联系造成反垄断成为难题，阻滞了国企进一步改革，难以为民营经济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较难避免官商一体化的利益集团形成；政府权力过大，“权钱交易”的腐败频发；政府过强，阻滞市民社会自组织的形成。
张曙光针对“两会”上推出的政府体制改革，认为改革的最大亮点就是撤销铁道部，在交通部下成立铁路局和中国铁路总公司，另一个亮点是成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不足之处在于，铁道部的撤销仅仅是组织上的政企分离，经济上的两权分离还没有解决。另外，发改委的限权缩权问题也没有提上日程。针对铁道部债务问题，他认为，新债、旧债既要新老划断，又要同时处理，关键要明确资产的范围，划分承担的主体，同时明确产权和经营责任。
五、生活质量：指数平稳，挑战严峻
详细的调查结果可参看《经济学动态》2013年第8期。
继2011年和2012年发布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之后，为进一步推进我国经济增长和居民生活质量的研究，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城市生活质量研究中心于2013年3—5月对中国35个城市的生活质量进行了主观满意度调查，同时通过统计分析和计算得出了评价2013年城市生活质量的主观满意度指数和客观经济指数，并于本届论坛再次发布。
本次调查仍然采用国际通用电脑辅助电话调查（CATI）方法，固话前3或4位电话号码保证空间分布的广泛性，尾号4位随机抽样，保证了调查在城市空间分布上的广泛性和抽取样本的随机性。与2012年的主观满意度调查不同的是，本次调查增加了针对移动电话用户的调查。对移动电话用户的调查同样遵循了城市间空间分布的广泛性和样本抽取随机性的原则。本次调查总共拨打了298590个电话，其中257150个固定电话用户，41440个手机用户，产生有效随机样本 12759个。整体主观指数的标准误差从0.24缩小到0.19，使本次调查的可靠性进一步增强。除了关于房价预期的专项调查外，本次调查还新增了关于食品安全满意度的调查，这对于深入了解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与2011年和2012年的城市生活质量调查结果相比，本次调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和启示：
1.城市生活质量整体态势平稳
2013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指数为50.87，基本与2012年持平，维持在满意区间，但满意程度较低。城市生活质量客观指数为57.75，比2012年的54.56有所提高。在描述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指数的5个细分指数中，全国平均值从高到低依次分别为：人力资本（5889，5942）、社会保障（5664，5919）、生活感受（55.07，55.63）、生活水平（52.51，51.28）、生活成本（31.22，28.91）。跟2012年相比，生活水平、生活成本满意度指数有所提升，而人力资本、社会保障、生活感受满意度指数有所下降，因此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指数基本没有发生变化。生活质量客观指数的5个细分指数，全国平均值从高到低依次为：生活水平（63.39，56.28）、生活成本（58.67，56.10）、人力资本（57.78，57.66）、社会保障（55.26，50.85）、生活感受（53.67，51.89）。
括号内，前值是2013年的平均值，后值是2012年的平均值。 与2012年相比，虽然生活质量5个客观细分指数均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但排序发生了变化。总体上看，与2012年相比，城市生活质量主客观指数整体上均保持了平稳的态势。
2.两个“反差”依然客观存在
2011年和2012年的调查，均得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两大反差”。2013年“两大反差”是否依然存在，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接近10%，实现了高速增长。近年来，尽管经济增长率有所降低，2012年经济增长率降为7.8%，2013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为7.7%，低于预期水平，但整体看，我国经济增长率依旧保持了较高的水平，但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城市生活质量的大幅度上升，城市居民的主观满意度指数尽管进入了满意区间，但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生活质量客观指数也没有能够达到60分。这表明，快速的经济增长没有能够带来人们生活质量的大幅度提高，第一个反差仍然存在。
此外，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指数（50.87）低于生活质量客观指数（57.75），并且这种主客观的差距还有所扩大。这种现象在大城市更为显著。如北京、广州、深圳、上海的客观指数排名分别为第1、第2、第5、第8，但主观满意度指数的排名却分别为第24、第31、第34、第20。进一步分析表明，全国35个城市中，有31个城市的主观指数低于客观指数，比2012年增加了6个城市。说明第二个反差不仅依然存在，还有扩大的趋势。
3.高企的生活成本仍旧是影响生活质量满意度提升的主要因素
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5个细分指数中，尽管生活成本主观满意度指数较2012年有所提高，但仍然是5个分指数中最低的（31.22）。说明高生活成本仍然是拖累生活质量满意度提高的主要因素。具体到城市而言，表现得更为明显：生活成本主观满意度指数排名靠后的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指数排名也靠后。例如，乌鲁木齐（28，21）、广州（29，31）、兰州（30，35）、银川（31，18）、大连（32，26）、深圳（33，34）、北京（34，24）、上海（35，20）。生活成本主观满意度指数排名靠前的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指数排名也靠前。例如，石家庄（1，8）、济南（3，1）、长春（4，4）、郑州（5，15）、合肥（6，5）、海口（8，11）。括号内，前值是生活成本主观满意度指数排名，后值是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指数排名。在被调查的城市中，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城市的生活成本主观满意度仍旧偏低。
从客观指数来看，35个城市生活成本客观指数加权平均值为58.67，高于去年的56.10，说明城市生活成本有所下降，但仍旧偏高。衡量生活成本客观指数的三个二级指标是房屋销售价格指数、通货膨胀率以及房价收入比。我们认为，生活成本指数的微降可能主要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导致的通货膨胀率下降的结果。2012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比上年上涨了2.6%，增速呈下降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尽管如此，我国目前仍旧面临着货币存量偏大，食品价格上涨和输入性通货膨胀等多方面的压力，物价形势比较严峻，政府在未来仍旧需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兼顾增长和物价稳定的双重目标。
4.房价上涨预期趋强
2013年关于房价上涨预期的主观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全国35个城市房价预期指数加权平均值为64.53，比2012年高9.66，表明居民对房价上涨的预期进一步趋强。2012年全国主要城市的实际房价普遍上升，与2012年3—4月间我们对房价预期的调查结果相一致。这印证了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实际通货膨胀是通货膨胀预期的函数。
2013年对房价上涨预期的调查结果是否会导致本年度房价的进一步上涨？这不仅引起了人们的担忧，而且构成了政府对房地产价格宏观调控的严峻挑战。值得思考的是，过去几年，在严厉的宏观调控、行政控制、政策打压的大环境中，我国的房地产价格普遍上涨，35个城市的居民对房价仍然存在普遍的上涨预期，这表明我们对房地产价格的一系列调控政策实际上未能奏效。事实表明，如果不推进制度变革和经济转型，从根本上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所有调控房地产的政策都有可能失灵。
房价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城市居民对生活质量的主观感受。城市居民购买住房的成本与生活质量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同时，过高的房价也不利于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对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推进制度改革和经济转型，在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构建合理的房地产价格形成的长效机制，是摆在我们当前的一项艰巨任务。
5.食品安全形势严峻
尽管本次调查没有把食品安全问题最终纳入到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中，但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到居民的生活感受。因此，居民对食品安全的满意度能直接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满意度。我国35个城市食品安全满意度指数加权平均值仅为4161，处于不满意区间，这与我国当前的食品安全形势相一致。
城市居民对食品安全满意度不高，与近几年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出有关。例如近年不断曝出的毒奶粉、地沟油、死猪肉、混合羊肉等事件，使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急剧下降。食品不安全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消费者在食品安全的维权方面，面临着举证难、投诉难、索赔难等诸多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的不断出现，暴露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不健全等诸多弊端。如何提高居民对食品安全的满意度，为消费者营造放心的消费环境，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巨大挑战。
6.加速转型有助于实现生活质量的整体提升
根据调查结果，尽管近两年城市生活质量满意度指数平稳，但生活质量整体水平偏低，尤其是高企的生活成本、普遍存在的房价上涨预期、居民对食品安全、社会治安和空气质量的担忧，构成了极为严峻的挑战。这在客观上要求中国经济必须加快转型和进一步推进体制改革。体制改革是经济转型的前提。经济转型不仅要体现在转变增长方式上，更要体现在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上；不仅要使人们的实际收入实现可持续增长，也要让人们享受到较高的社会保障水平和优美的生活环境；要让人们能够呼吸上清洁空气、喝上洁净水、吃上安全食品。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们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
如何实现经济转型，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各级政府不仅要增强紧迫感，更要主动地采取措施，解决面临的突出问题，这需要政府政策在以下几方面做出调整：第一，应当改变对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过度依赖，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消费驱动过渡；从过度依赖人口红利、土地红利，转向依靠改革来形成制度红利。第二，以经济转型升级为主线，以提高居民生活品质为目标，加大投资，统筹发展，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第三，继续深入推进民生工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与会专家还参加了“经济发展阶段与宏观政策”和“世界城市与城市化”两个分会场的专题研讨会，对中国经济发展转型与宏观政策选择展开了进一步的研讨。
资料来源：中国学术会议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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