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房主任(房维中)刚才的发言(《建议地方政府不再制定和实施无所不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不再把GDP作为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考核指标》)，觉得他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值得深入研究和认真对待。最近我去了一趟浙江，和有关领导同志做了重点讨论，又和陈清泰、张景安两位同志在江苏做了一段调查，看到的一些情况使人担心。从浙江来看，这两年经济一直不是太好，但是问题还不在这里，而在于对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有不同的判断。举个例子，对温州为什么落后的分析是小企业经营环境不好和企业升级太慢；而这一届温州的市委对温州近几年经济情况不好的原因做出的判断是投资率太低。所以市里的方针就是提高投资率，私企投资意愿不足，就搞一种战略，引进外资，引进央企，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打的旗号叫“发展海洋经济”。所谓“发展海洋经济”，就是利用港口搞大炼油厂就是海洋经济了，学宁波叫港区经济。也有不同的判断，一些年数比较大的同志都比较着急。老省长沈祖伦同志也认为，还是应当把民资和市场环境搞好，让中小企业和民间企业发挥积极性，但是这种意见好像在省的领导层面不是占优势。他和省委赵书记谈过。赵书记也认为这个意见不错，3个月以前我有一次去浙江也是沈祖伦同志召集座谈会。我的印象是企业家的情绪太消极了。温州现在小企业破产的很多，投资移民的也不少，就是不愿在实业投资，投资就想挣快钱，然后就漂洋过海了。

说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苏南地区在全国来说是走在前面的，从“十一五”初期就开始抓转型了。因为它动手比较早，所以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苏南的影响很小。但是，这次考察给我的印象是，从“十一五”后期到现在看起来没有太大的进展。好些地方都是由市领导直接指挥引资和组织资金、上项目，结果发展新兴产业高度同构化。我本来以为苏南地区“十二五”以后会有大的进展，但是现在还看不出来。这样大规模地投资，雷同地发展产业，继续搞下去的话，将来恐怕有问题。更不好的是，我们听苏北、苏中、苏南政府领导讲他们的设想，强化行政控制和干预的趋势越往北走越厉害，一个泰州，一个南京市。南京市汇报说要搞三个信息系统，第一要“建立样本企业跟踪分析机制”，把近百家“行业代表性企业”作为“样本”进行月度跟踪监测分析。第二要“建立经济运行分析模型”，以原材料和产品价格、人民币汇率、用工成本等要素波动为参照系，定期对经济运行态势进行分析监测。第三，要“实行重点产品旬报制度”，对全市重点行业中的12家重点企业、33个重点产品实行旬报制度，着重加强对重要原材料以及重点产品的生产、销售、库存以及价格变动情况进行监控。不过，这是不是代表新的市委领导的意见还不清楚。因为他们汇报完了以后，跟我们一起听汇报的那个常务副市长说，我昨天跟杨书记谈了。你们这个意见根本不对，还是GDP挂帅，这跟他的思想完全不一致。但是从这种情况看起来，刚才房主任的讲话的确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干部到底想搞市场经济、还是搞计划经济，并不明确。我不知道中央的同志知不知道这种情况。这个问题确实很突出。

我也有点跟房主任的想法不太一样的地方。你讲了目前存在计划和市场两种体制，又说了中央和地方计划的问题。你的重点好像是第二个问题，而且批评重点是地方计划冲击中央计划。我觉得在这两个问题中，第一个问题可能更加重要，而且是发生第二个问题的根源。关于第一个问题，你说的意见很对，就是说党中央、党的代表大会、国家宪法都讲了，我们搞的是市场经济，但是许多领域搞的不像市场经济，而是行政主导。迟福林同志的文章也指出，目前的一个大问题是行政主导发展。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对中国体制的最顶层的设计到底是什么？是市场经济还是统制经济。这个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愈来愈清楚的，现在反倒不清楚了。

现在宣传“中国模式”主要强调的是两条，一条是强势的政府，一条是受控的市场。市场交换是独立主体之间自主的交换。受控的市场还叫市场吗？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很值得深思。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什么叫市场经济？十四大说得很清楚，市场经济就是一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所谓市场起作用就是自由价格起作用。可现在是国家规定价格愈来愈多，再辅之以各种行政干预，市场起作用的空间愈来愈小。所以第二个问题的发生可能是跟第一个问题的存在连在一起的。如果中央有一种顶层设计，地方就得跟着来。现在地方也怨言很多。他们说，中央部门“有保有压”，一种产品原来是“保”的，过两天又变成“压”了，我怎么弄？

许多主张改革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说，现在哪里是市场在配置资源呢？本来商品价格已经差不多全放开了，但是近来连消费品价格也管得愈来愈多了，市场怎么起基础性作用呢？如果市场不能起基础性作用，是不是要回到以前政府的行政命令起基础性作用呢？中央怎么办，地方会跟着来。所以这里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说到底，是我们到底要搞什么样的经济。这里说的不是口号是怎么样的，而是实际上搞的是哪一种经济。

什么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想指的是不同于苏联式、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它最大的特色，就是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老祖宗没说过，苏联也没有说过，东欧也没说过，就我们。

刚才房主任说了，必须弄清楚，政府应该管什么，不应该管什么。这跟最核心的理论有关系。什么叫宏观调控？宏观调控跟微观干预是什么关系？照现在这样走下去，我看矛盾会越来越尖锐化。牵涉到核心理论和最顶层的设计，我们讨论的这些都不是发改委所能解决的问题，最近有一本很有名的书--《中国震撼》，有关部门要求干部学习。它说到中国模式有大特征，最重要的特征是“强势政府”，最重要的表现则是“高铁奇迹”。

说到“高铁奇迹”，二月份国家规划专家委审议“十二五”那天，对目前投资规划不当和铁道部的浮夸作风几位院士批评得很厉害。我在这之前已经听过另外一个部门的院士们的座谈会，和这几位院士说的是一样的。那天开完会回家，一打开网一看，说刘志军被双规了。然后才有一些降速、减少投资规模等补救措施。我感到不解的是，这些问题在世界已是尽人皆知的，怎么会上面不知道，而让个别人一意孤行？我想仅靠发改委恐怕是顶不住的。

总而言之，“顶层设计”等等都需要更高的领导决断，例如下一届领导要有一些根本性的动作，靠修修补补弄不了的。第一，房主任提的问题很重要，第二需要中央下决心，把这几个关键性的问题解决。

现在有些经济学的概念完全被搞乱了。比如说“宏观调控”。经济学讲的宏观经济，是总量经济，宏观调控也就是总量调控。从这个意义上说，“调结构”和“有保有压”就不是宏观调控，而是微观干预了。另外，现在总说中国宏观调控的负责机构是发改委。其实发改委并没有手段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因为发改委并不管总量，货币总量是人民银行管的，预算收支总量是财政部管的。发改委的任务，一是管编制预测性计划（规划），而是负责推进改革。让它“调结构”，就是“有保有压”，这种安排实际上把“宏观调控”这个概念整个扭曲了。

去年讨论“十二五”的时候，林重庚也觉得房主任有一段话讲得非常精辟，就是说，文件的通过应该是事情的开始，但是在我们这里，往往是事情的结束。我在政协的时候，好像温总理的每次政府工作报告都要讲，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许多应当管的事又没有管或者没有管好，必须坚决改正。希望文件上的话要见诸行动，收到实效。

（本文节选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与市场定位”座谈会发言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