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以浙江经济日趋完善的块状经济产业链、稳步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土地制度创新这三方面为着眼点来阐述“浙江模式”的特色。浙江模式对中国发展实践的新贡献主要体现在：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的有效合作，使市场经济在做大财富蛋糕、有效配置资源方面拥有了更大的空间；同时，政府运用好宏观调控及管理这只“看得见的手”让不同地区拥有了发展权利，让不同人群拥有了较为公平的机会以获得自己所需的“蛋糕”，做到了包容性增长，从而使每一份资源都得到了充分地运用。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据统计，浙江省的GDP规模与世界211个国家和地区比较，排名从2006年的第35位提升到2010年的第32位，已超过葡萄牙、南非、新加坡等国家；浙江人均GDP在203个国家和地区排名中，从2006年的第88位上升到第67位；出口、进口贸易额排名分别从2004年的第36位、第49位上升到第30位、第46位。这些进步体现了浙江经济旺盛的活力，也培育出独具特色的“浙江模式”。

块状经济条件下日趋完善的产业链

　　近年来，浙江的“块状经济”增势强劲，大大促进了浙江经济总量大幅扩张、产业结构明显改善，形成了一种富有浙江特色的区域经济形态。近期一项统计显示，浙江全省88个县市区中就有85个县市区形成了块状经济，年产值超亿元的区块519个，就业人员380.1万人，块状经济总产值5993亿元，约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49%。块状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了浙江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一批特色产业迅速崛起。例如，诸暨袜业、海宁皮革业、浦江水晶业等均已发展成为闻名国内外的集群性特色产业，从产品设计研发、原材料供应、生产设备制造到产品加工制造、成品销售及物流、品牌推广，已逐步形成一条日趋完善的产业链。这些遍布全省乡镇的产业集群，不仅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增长，还吸纳了大量的农村人口就业，增加了农民收入。更值得关注的是有些块状经济正通过拉伸产业链的形式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
　　以全球最大的袜子生产基地的浙江诸暨大唐镇为例，2009年已拥有万余家袜业企业，年生产袜子68亿双，创产值162亿元，实现销售151亿元，产量占全国的65%、全球的1/3。大唐袜业已经从单纯的织造发展到纺丝、加弹、染整、绣花、营销等贯穿袜业生产全过程的完整产业链，并带动了经营和生产原辅材料、袜机、配件及后整理等各类配套产业共同发展。
　　浙江的“块状经济”及其产业链发展的现状表明：发展具有本地比较优势的产业形态并在产业链延伸角度加大政府支持、行业监管和法律法规保障，实现产业链深化和劳动就业的双增长非常符合我国现在的发展阶段和劳动力市场供求变化的现状。浙江“块状”经济模式不搞产业规模“大而全”，而注重产业链的“细而深”——即从“简单模仿重复加工”到“自主创新品牌生产”，这是可资推广开来的一种“专业化”的产业发展模式——通俗地说，就是要么不发展某个产业，要发展就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把这个产业做到顶尖和精深，从而在国内外打出品牌效应，一举实现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这是值得中国中西部一些资源型、能源型、劳动密集型省市借鉴的“精深”产业发展模式。

稳步推进的城市化进程

　　“十一五”时期，浙江提出了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战略决策，城乡面貌不断发生新变化，到“十二五”开局之年，浙江全省城市化率已达59％，超过目前全国平均约46%左右的城市化水平，已经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
　　浙江城市化进程推进的主要特色是：“稳步推进，注重综合效应积累”：例如，浙江为解决人口聚集问题，较早就取消了进城户口控制和农转非指标；为完善城市基础功能，新建或改造了一大批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有效地改善了交通、水、电、气等供应条件；为实现信息化条件下城市发展的新要求，浙江强化了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网络化程度、综合服务功能和共享化水平，一批现代“互联网”、“物联网”设施充分融入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之中，既提高了城市管理效率，也切实方便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在具体城市发展规划工作中，浙江着眼长远发展，坚持适度超前，开展了以统筹城乡发展为导向的市县域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已有嘉兴、海宁等20余个市县完成市县域总体规划，引导了城市的有序发展、协调了区域基础设施布局、减少了重复建设并保护了生态环境。目前，杭州、宁波、温州三大中心城市已确立在城市化建设体系中的龙头地位，正积极发挥城市化进程中的主导、带动作用。其他城市如衢州、丽水、舟山等市区的人口规模也在逐步扩大，城市的向心力作用不断增强，人口集聚和经济总量的扩张效应显著增加。
　　当国内许多地区尚面临“工业化有余城市化不足”的矛盾的困境时，浙江通过有条不紊的城市化战略已经较好地缓解了城乡及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失衡，城乡居民收入增速不一致与收入差距拉大，城市化与农村全面小康建设进程不相协调以及城乡社会保障事业均等化程度不显著等多个难点问题。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流民、环境污染、住房、就业、城市犯罪等种种问题被浙江抑制到了可控、较小的范围内。这种稳健推进的城市化战略丰富和发展了关于“经营城市”的理念，为引领新一轮的城市化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国内其他省、市、区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拟定城市化发展战略提供了经验。

适应经济发展的土地制度创新

　　土地资源，特别是大块平整的建设用地资源，是当前中国发展中至关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怎样在保障耕地的同时，高效利用、整合现有土地资源，是摆在我国各级政府（特别是省以下地方政府）面前的一大难题。总体来看，中国现有发展模式中的建设用地实施的是计划管理，主要通过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土地利用计划来实现。原则上，土地计划会规定在较长时间内，一个地区实际新增建设用地占耕地数量不能超过“规划指标”总量，同时也必须符合土地规划的空间布局。一个地区每年新增的建设占有耕地数量则由年度土地计划规定，必须同时拥有“规划指标”和“计划指标”，农用地、尤其是耕地才可以合法转换为建设用地。
　　但上述土地利用制度的原则性和各地方政府面临的巨大财政压力、社会保障压力和经济发展压力是存在一定冲突的。在上述总的原则下因地制宜创新土地制度，既是中国现在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也是各级地方政府推动发展的内在冲动。浙江也概莫能外。作为长三角的重要省份，浙江迅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与土地规划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首先，是规划指标和计划指标总量上，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建设用地需求，按保守估计，浙江省1997年~2010年全省建设用地与下达指标的差额达到40万亩；其次，空间布局与实际需求不完全匹配；最后，由于补充耕地量与建设占用耕地量挂钩，使耕地补充潜力较小而用地量较大的地区难以达到“占补平衡”。
　　为解决上述问题，浙江大胆探索出“土地发展权转移与交易”的浙江模式，建立“折抵指标（复垦指标）有偿调剂”、“基本农田易地有偿代保”和“耕地易地有偿补充”相结合的制度体系，实现跨市、县的交易市场化和省内的优化配置。并通过省人大立法、省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形式规范起来，使一个运行良好、效率较高的土地发展权交易市场逐步形成。并逐渐探索建立起一套与之匹配且行之有效的土地发展权交易的市场监管机制。
　　浙江的这种土地制度创新模式是在长三角经济高速发展、人口相对土地密集程度快速增加以及国家对耕地占用要求更加严格的情况下完成的。这种发展阶段性特征目前在国内其他一些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也纷纷出现。因此，各地几乎都面临着与浙江类似的双挂钩难题：即补充耕地量与建设占用耕地量怎么在更好的土地产权制度之上形成挂钩，以及土地的发展权和农民的生存发展权如何更好地挂钩。

“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有效合作

　　可以说，以上三方面浙江各级地方政府都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块状经济下的各产业链从基层自发形成，在发展中政府给予了有力的政策指导与资金支持。在城市化建设中，政府通过蓝图勾画、试点探索、政策推行和提升层次等一系列工作使得浙江的城市化进程有了显著的成效。针对浙江经济高速发展与土地资源相对贫乏的现状，政府进行了大胆的体制创新，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有力的监管制度，实现了效率与公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以土地紧缺为代表的各种不利因素对经济发展的钳制。
　　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相对比较优势也许有其独到之处，但其面临的类似土地、社保、就业、环保制度等瓶颈或问题却具有某种共性。我们看到，在解决这些共性的瓶颈问题方面，浙江各级地方政府的市场经济意识及政策导向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活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以更大的空间，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仅能做大财富蛋糕，而且能更有效地配置好资源；同时，运用好宏观调控及管理这只“看得见的手”让各地区拥有了发展权利，鼓励、支持并监督其经济发展态势，让各地区有较为公平的机会获得自己所需的“蛋糕”，做到各取所需的包容性增长，从而使每一份资源都得到充分地运用。

文章来源：中国改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