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目前上海正处于转型发展之中，日益呈现出许多非常规、非线性、非典型的新变化，同时也将带来许多充满悬念、令人疑难的新问题。为积极应对上海转型发展中的新变化与新问题，学习与借鉴国际经验，特别是20世纪60～80年代伦敦、纽约和东京等城市经济转型的典型案例，有助于准确把握城市转型的特有规律，更好地指导上海转型发展的实践探索。

　　关键词：经济转型，经验借鉴，国际大都市

一、三大都市经济转型的基本历程

　　（一）伦敦

　　伦敦有2000多年的建城史，在当代众多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中，只有伦敦经历了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四次长波，历经工业化进程的各个阶段，且重化工业阶段相对较长。20世纪20～30年代，伦敦相继建立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包括电器机械、汽车、飞机工业等，从而大大推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二战后的20多年，伦敦的制造业部门结构合理，工资相对较高，引进技术和工艺，专业化水平高。在若干工业部门中，伦敦占有相当大的产出份额。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伦敦进入了从重化工阶段向后工业化阶段的经济转型，经历了大约20多年的时间。

　　在经济转型的初期（20世纪60年代后期），伦敦原来强大的制造业呈现明显的衰退，相当数量的工厂关闭（直接造成20万人失业），部分企业向伦敦之外的地区转移，制造业部门出现大量失业。“导致伦敦制造业衰退的原因十分复杂，有些是西方老工业化国家共有的原因，如国际竞争的加强、工厂现代化投资不足导致生产能力下降、特定时期的汇率对制造业出口不利等；但更主要的是发展空间狭小、土地价格昂贵等因素，在产业生产急需大规模空间时，城市有限空间束缚了其扩张。尽管伦敦的制造业整体处于下滑，但仍有一些相当强的高工资、高附加值的产业部门，比如印刷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通讯产业。随着制造业的衰退，伦敦其他部门的就业岗位也在减少，比如建筑业、公用事业、运输和通信业、配送贸易等部门，在1973-1983年失去了21.8万个工作岗位。伦敦的就业人口从1961年的430万人降到1985年的350万人，出现了整个社会就业减少的局面。随着公司外迁和经济不景气，甚至还出现了城市人口减少的情况。为此，伦敦的经济处于长达20多年的萧条之中。

　　但在制造业就业、以及整个社会的就业人口处于大量减少的情况下，伦敦的全部服务业就业稳定在260万人左右（1978～1985年）。其中，有些服务部门的就业水平是下降的，特别是运输和通讯业；而银行、保险业等就业水平则是上升的。从1984年起，基于金融和生产者服务的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快速发展阶段，一些产业部门的就业比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81-1987年，商务服务业就业增加30%，个人服务业就业增加20%，银行、证券业就业增加13%。服务业就业增加，带动了整个社会就业的增加，在经历了25年的就业人口净减少后，首次出现就业净增加。伦敦就业人口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用了约15年的时间。1971年，27%的就业集中在制造业，68.6%集中在服务业；到1986年，这一比例分别为15%和80%。

　　（二）纽约

　　纽约是工业化时代典型的综合性城市，经历了从前工业化时代连接欧美的普通港口城市，到工业革命后成为全美最大的贸易口岸、商业银行中心和最大的工业基地，并发展为全国的首位城市。与伦敦、东京不同，纽约在整个工业化进程中，一直以轻工业为主，基本上没有发展过重工业。纽约制造业兴起于工业革命初期，虽是多种产品的制造业中心（美国服装生产中心、糖加工工业和机器制造业中心等），但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轻工业为主，没有发展像钢铁、汽车、航空等类的重化工业。当美国工业于20世纪初进入重化工业阶段时，纽约的工业结构也没有变化，只是在轻工业内部出现由低端向高端的转移。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末期，纽约的经济转型经历了大约10多年时间。

　　从20世纪60年代起，由于类似于伦敦制造业衰退的诸多原因，纽约制造业开始衰退，而且衰落速度逐年加快，经济地位下降。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纽约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分别减少了9.2万、18.1万、26.7万人，下降比例分别为9%、19%和35%。制造业部门的就业人数从1961年的140万人下降到1981年的68万人，1985年只有57万人，其占就业总数的比例不到1／5。到1988年，进一步减少了10万个工作岗位。制造业的衰败，不仅是因为工厂的关闭和搬迁，还因为随着郊区化或大都市区化纽约各大公司总部向外迁移。1965年，纽约的公司总部达128个，1976年已减少到84个。1969-1987年间，纽约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减少了一半，制造业总部办公岗位减少了一半以上。随着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整个就业人口也趋于萎缩。在1950年和1960年，纽约的就业人数稳定在350万人左右，60年代期间一度增加到380万人，但1969年后，就业人员持续下降，1977年达到最低点，只有300万就业人口（包括在政府部门就业人数）。在此过程中，于1975～1976年还出现了财政危机。

　　但在财政危机过后，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者服务业开始在纽约迅速崛起。从1977年到1980年，白领行业的就业增加了17%，有一些行业的就业增长率更高，如计算机服务超过50%，管理咨询和公共事务、工程和建筑、会计、证券等部门的就业增长率达20%～30%。在这一时期，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就业增长了7.7%，通讯和传媒增长了9.4%，商务服务业增长了24.7%，教育和科研机构增长了8.9%，娱乐、文化、旅游增长了7.4%，社会服务增长了3.9%。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使纽约的就业总量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1987年就业人数达到360万。但其就业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1950年，制造业就业人数达100万，服务业就业人数为50万；而到1987年，服务业就业人数达100多万人，制造业就业人数为38.7万人。

　　（三）东京

　　在当前的国际大都市中，东京是城市功能最全的城市，被认为是“纽约＋华盛顿＋硅谷＋底特律”型的世界大城市。东京与其南面的横滨和东面的千叶地区共同构成了闻名于世的“京滨叶工业区”，主要工业有钢铁、造船、机器制造、化工、电子、皮革、电机、纤维、石油、出版印刷和精密仪器等。东京的工业化进程，经历了初级工业化、重化工业化、高加工化和知识技术高度密集化四个阶段。其中，重化工业阶段持续了大约15年时间。东京的制造业发展在1961年达到顶峰，其中约有一半是金属加工和机械产品制造。东京从重化工业阶段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变，大约经历了20多年时间。

　　东京的经济转型，起因及其动力与伦敦和纽约相类似。当时，东京的制造业面临两大问题：一是经济功能、政治功能和大型制造企业管理的过度集中，造成东京用地紧张和土地价格攀升；二是城市中老工业区不断增加的高层居住楼和商务楼，并要容纳众多工厂，这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土地使用之间和不同人群从业的部门之间的日益紧张。因为工业用地的生产率大大低于商务用地的生产率。因此，1965～1975年，工业设施开始向东京以外的地方转移，服务设施进一步向东京集聚。与此同时，工业就业绝对量和比重趋于下降，而服务业就业绝对量和比重趋于上升。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从1.5%下降到0.8%；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从41.5%下降到34.3%，下降幅度超过7个百分点，在之后的3个10年间，又分别下降了3～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增长了7.4个百分点，后来的3个10年间上升速度相对较慢，从57%上升到74.2%。

　　但东京经济转型的过程形态与伦敦、纽约有所不同：一是总体比较平稳，尽管也一度出现财政危机。制造业失业情况不像纽约和伦敦那么突出，服务业也不像那两个城市发展得如此之快；总体就业水平也没有像那两个城市出现绝对下降，而是保持相对稳定。1970年东京有560万从业人员，30.2%在制造业，26.3%在批发和零售业，5.4%在金融、保险和不动产业，21.3%在服务产业；到1980年，就业总数没有太大变化，但制造业就业比重下降到23.5%，服务产业小幅上升至22.7%，批发和零售业以及金融、保险和不动产业没有增长迹象。二是东京制造业就业下降的实际构成与纽约、伦敦不同。除传统老工业基地的就业下降外，有相当部分是政府主动调整严重污染的工厂，特别是化工厂。因此，在制造业就业总人数变化较小的背后，是该行业大幅度的重组。一方面，在老工业区被肢解的同时，政府指导化工和钢铁产业外迁，布局于东京南部；另一方面，制造业出现两种增长类型的发展趋势：一类是以手工为基础的小批量生产企业，特别是与时尚设计市场相联系的产业如服装和家具业，另一类主要是专业化、高新技术的产业。

　　在东京经济转型中，1970年代开始转向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直到1980年代中期以后才出现金融和生产者服务业联为一体的加速发展。从1977年到1985年，东京整个生产者服务业就业增加71%。其中，某些服务部门的就业增长率极高，特别是信息、研发、广告业就业增长134%，房地产增长124%，法律服务增长30.7%，会计增长43.1%，其他社会服务增长93%以上，其他专业服务增长99%。从1986年到1996年，金融、保险和不动产业的就业增长25%。到1990年代末，东京服务业就业占比达到60%以上。

二、三大都市经济转型的表现特征

　　（一）以产业结构的演变为主线，并遵循着共同的演变轨迹

　　伦敦、纽约和东京都经历了制造业衰退、第三产业迅速扩张、生产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的过程。这一转变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战后不久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这一阶段，大都市的制造业产值和就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中消费者服务业的部分行业经过一定增长之后也开始下降，而以金融业为主的生产者服务业开始表现出迅速增长的势头，但在产值和就业比重上均未超过消费者服务业。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其特点是制造业和消费者服务业的产值和就业比重持续下降，生产者服务业在产值和就业比重上超过了消费者服务业。由此可见，在三大都市经济转型过程中，生产者服务业发展成为中心城市以及整个城市群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例如，1987年纽约生产者服务业和金融业提供的就业从1950年的50万增加到超过100万人，但批发和零售业就业人数则从70万人降到60万人，运输和公共事业就业从30万人降到20万人，建筑业就业从12万人降到1980年的7.7万人，到1987年又恢复到差不多12万人。美国学者论及纽约1970年代后期经济发展时认为，纽约经济的扩张，关键在于它生产者服务业的力量及其经济的国际化指向。

　　但生产者服务业的增长，并非基于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东京曾是日本最大的工业中心，而从20世纪70年代起，其工业地位逐渐降到第四位，同时大阪替代东京成为最重要的工业中心。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越来越多的大型公司总部、交易所、外资银行及金融市场在东京不断集聚，而大阪却逐渐丢失自己在金融市场的份额。这说明，工业中心与金融中心有着不同的生产者服务体系。东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更有利于生产者服务业的增长，同时，可以避免工业撤离可能带来的城市经济萧条。纽约、伦敦的情况也是如此，其生产者服务业的迅速增长也主要依赖于金融中心发展。

　　（二）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动

　　制造业内部结构在变动过程中，最突出的特点是重化工业、传统制造业的衰落，而以服装、印刷出版业为主的都市工业，以及技术密集的现代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则趋于上升。伦敦、纽约和东京在制造业总体衰退的过程中，以印刷出版业、服装业、食品加工业等为主的都市工业始终处于稳步发展状态，在地区总产值中占有一席之地，且这些行业的企业规模都呈现出小型化的特点。东京的工业结构以印刷出版业和技术密集型的电机、通信机械、精密机械和运输机械等作为主导部门，印刷出版业、机器制造业、精密仪器制造业等居全国首位，其中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过衰退的印刷出版业销售额占到全国的50%。而在纽约市的制造业中，服装业产值比重最高，1997年达27.48%，比同期全美平均水平高出20多个百分点；印刷出版业居第二位，产值比重为13.72%，也比全美平均水平高5个多百分点；同期化工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产值比重，分别只有7.28%、2.21%和2.15%。

　　（三）经济增速放慢，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一个台阶

　　在转型发展阶段，一方面由于传统产业调整和转移速度较快，而新兴产业培育速度较慢，容易出现产业发展的真空状态，导致增长速度下滑；另一方面，在传统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制造业，产业投资规模大，不仅投资形成的新增产能能够创造GDP和提供更多的就业，其大量投资本身能够拉动经济增长。当产业增长的重点转向服务业时，不仅投资规模明显缩小，对经济拉动作用减弱，同时受产业特征的影响，服务业增长速度通常低于制造业。因此，在转型过程中，往往伴随着较低的经济增长，突出表现在就业人数绝对量的下降。从1978年到1985年，伦敦的就业绝对量下降4%。1985年伦敦失业人口比1960年代中期增长10倍，从4万人增加到40万人，如果包括未注册的失业人口，这一数字会更大。除了制造业就业人口大幅下降外，在公共服务业就业也下降10%。其他部门，如建筑业、公用事业、运输和通讯业、配送贸易等就业也在减少。

在纽约，从1970年到1980年，总就业水平绝对值趋于下降，从370万人降到300万人。其中制造业就业减少35%；总部办公室职位减少41%；办公室就业总体下降15%。与此同时，公共服务业的就业从1976年起也开始减少。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周振华（1954-）：浙江上虞人，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主任，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

文章来源：《科学发展》201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