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说过：“目前金融的黄金时代已经终结。”如果这是事实——让我们希望这是——那接下来最有可能是工业化的新黄金时代。

　　从历史上看，除几个石油出口经济体外，所有国家都是通过工业化才变富裕的。因此，现在应该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我们经济的实体行业上。面对笼罩在欧洲的全球金融危机阴霾，世界各地的政治领导人逐渐意识到了一个残酷的新现实：除非发达国家不再过度依赖金融交易并开始东山再起，否则他们将无法保持目前的生活水平。

　　国际社会不应该只关注欧元区和主权债务危机，还应该关注发展中国家实体行业的结构转型所带来的机遇。我所指的结构转型是各国通过这个过程在工业阶梯上往上爬——它们的劳动力进入附加值更高的制造业，这些制造业成为它们生产发展的源泉。

　　整个2011年，我注意到，欠发达国家——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国家——具有模仿正在进行成功工业化的国家（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和越南）的潜力。实际上，通过集中发展较贫穷国家的比较优势，我们能够重建商业部门的信心并加大投资促进就业——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如此。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是发达国家的结构性问题，除了货币或财政措施外，还需要投资和创新政策。

　　在发达国家，研发费用相当高，因为它们的技术和产业都位居前沿。相比之下，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快速扩大工业部门的潜力，因为它们能够以低成本从发达国家那里借用技术而不用冒什么风险。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和工业方面落后意味着，在消除收入差距之前，它们的年增长率将是高收入国家的好几倍并能够持续数十年。

　　今年5月份，在莫桑比克的马普托，我上了联合国大学的年度大讲堂，讲的是发展问题。较富裕国家的捐赠结构与发展中国家类似，但其贸易产业已增长了数十年，我解释了为何发展中国家的制胜法宝是建立同样的贸易产业。

　　“飞天鹅模式”（编者注：又译“雁行发展模式”）是解释这个想法的有效比喻。始于18世纪，欠发达的西欧和东亚国家追随其较成功的领国：居于领先地位的国家率先实现工业化，随后变成了发达国家，模仿“飞天鹅模式”，它们搭了这些领先国家的顺风车。

　　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大经济体（尤其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工业化非常迅速，这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模仿它们的成功，进而大幅提高自身的工业化进程。中国——曾经是“跟班的天鹅”——现在即将成为“领头羊”，在今后十年有可能创造8500万个低技能的制造业就业岗位。

　　相比之下，这种转变的规模是相当大的，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在现代行业中创造了970万个就业岗位，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创造了230万个现代就业岗位。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将出现类似的趋势。实际上，这种趋势正在出现：2010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了680亿美元，超过了日本和英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韩国紧随其后。此外，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在1999年~2008年期间，占到了对外总投资的42.7%。

　　发展中国家要充分从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大经济体的产业升级中受益，其政府必须确定与其潜在比较优势一致的贸易产业。在产业升级中，它们还必须帮助私人企业解决信息、协调和外部问题。

　　发展中国家快速工业化将需要从发达国家进口大量的资本设备。鉴于发展中国家在过去5年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和进口中所占的比重高达三分之二，关注如何促进其工业部门的发展有助于提高需求，从而使世界摆脱经济困扰，让发达国家受益。

　　简而言之，发展中国家即将到来的工业化黄金时代，将有助于发达国家创造就业岗位并促进经济复苏。这一新时代有两方面好处：一方面，它有助于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到2015年，将世界贫困人口减少一半的计划；另一方面，还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因此，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对于所有人而言的黄金时代。

文章来源：CC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