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经济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粗放、要素利用效率低下、环境破坏严重、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也十分明显。从需求结构看，主要是内需与外需失衡、投资与消费失衡。从产业结构看，主要是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从城乡和区域结构看，主要是城镇化发展滞后、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城乡和区域之间生活条件和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较大。从要素投入结构看，主要是资源消耗偏高，环境压力加大，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突出。在世界经济复苏趋缓、欧债危机加剧、全球经济增长放慢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转型”面临哪些问题？对此，中国经济时报社评理论部与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共同约请相关专家学者，就“中国经济转型方向”、“在世界经济新格局下如何转型”、“中国经济转型中的产业发展”、“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社会管理”等问题进行讨论。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何健雄、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原主任周绍朋、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所长郑秉文、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廖强。

转型关键在于制度和指导思想

　　主持人：中国实行经济转型的背景和条件是怎样的？

　　李佐军：从国际方面看，国际经济危机还在持续，全球经济正处于重大转型时期，虚拟经济或者金融资本主义、西方国家的福利体系需要转型，许多国家的主导经济也要向绿色低碳转型。此外，世界格局也正在转变，多极化时代即将到来，智力结构和产业格局都发生了变化。新一轮全球通货膨胀还要到来。

　　从国内方面看，中国正处于继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后的第三次转型时期——发展模式的转型，并且也处于调整时期。中国经济未来是V＋U型增长，现在正在处于U型的下降阶段，在2014年—2015年将进入增长阶段。具体来说，2008年是最意外的一年，2009年是最困难的一年，2010年是最复杂的一年，2011年是最为难的一年，2012年因为经济增速下降到9%以下，是最紧张的一年。但2013年将是爆发的一年，2014年将是最坦然的一年，2015年将是最富有生机的一年，中国经济开始步入新的增长轨道。

　　周绍朋：目前整个世界经济形势还是很复杂，世界格局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发生很大变化，比如欧债危机一直持续，美国经济复苏非常乏力，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等问题不断。

　　何健雄：格局的变化对世界经济秩序是一个不小的冲击，新兴市场的经济规模增加，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相对缩小，最近几年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也加剧了发达国家的落差感。于是发达国家发出改革规则的呼声，虽然动机未必跟我们的相同，但是为推动国际规则改革增加了动力。重大的动荡和危机往往会催生新的制度和规则。

　　主持人：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经济转型的内容包括哪些方面？

　　李佐军：我认为应该有六个方面的调整：一是要素结构转型，从依靠一般要素发展转向依靠更高级的要素发展，比如创新要素；二是排放结构转型，减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排放，实现绿色低碳发展；三是产业结构转型，表现为产业高端化、特色化、集群化、品牌化、融合化、低碳化和国际化；四是区域结构转型，中西部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加快；五是经济增长动力转型，由依靠外需向依靠内需、由依靠投资向依靠消费、由依靠政府投资向依靠民间投资转型；六是财富分配结构转型，不同地区、行业、阶层之间的分配结构要重新制定。

　　周绍朋：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方面，我们通常认为发展越快越好，但从长期来看，我们还需走得稳一些。从大的方向来讲，转型就是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过去我们重视的是动力结构调整，这次我们应该从需求结构和消费入手进一步调整供给结构，然后再调整要素投资结构。

　　主持人：转型的关键是什么？

　　李佐军：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有两个：一是制度改革，二是指导思想。或者说，我们的发展目标或目标结构要转型。

　　从制度方面来说，政府要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市场要向现代市场转型，企业主体结构要向民营企业、中小企业、非公有制企业转型，政策要向促进市场增长方向转型，法制要向现代法治转型，文化要向塑造与时俱进的主流文化转型，权力配置要向优化型配置转型，改革方式要向真正为多数人服务的方式转型。

　　指导思想的转型应该是由追求GDP增长向追求效益和效率提高、追求物本发展向追求人本发展、追求大国向追求强国转型。深化改革，需要从不同的层面入手。

　　从国家层面来说，首先，领导人和一把手要以最大决心和勇气进行改革，广大民众也要凝聚共识。尽管有各种各样的争议，但是现在看来不改革不行。

　　其次，建议成立推进改革的机构，制定改革的规划，有专人抓改革，并且明确哪一个时间点改革进行到哪一步，每一步都怎么改。改革需要突破，改革是从政府开始的，涉及很多既得利益。我们不能光喊口号，也需要搞试点，各个地方搞试点其实就是向政府要政策，实实在在探索改革的路径。

　　从地方层面来说，我们也要抓住新机遇，迎接新挑战，找准自己新的定位，建立自己的产业体系，推进产业升级，优化布局，做好服务。

　　从企业层面来说，企业要找准新定位，制定新战略，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建立新的组织、新的制度，形成新的竞争力。

　　从领导干部个人层面来说，应该提高领导力，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提高在复杂环境中的承受力。

经济转型需要把握话语权

　　主持人：在世界经济新格局下，中国经济转型需要把握好哪些方面？

　　何健雄：我认为在世界经济新格局背景下，中国需要经营好自己的话语权。国际环境允许不允许我们经济转型？这关系到国际社会对我们是“封杀”、忽视还是容纳接受。中国需要寻找利益共同体。

　　与经济密切相关的政策，可能会对世界经济稳定造成破坏性的冲击，而且这种风险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国际社会加强金融政策制定，同时增强G20的协调作用。我认为金融危机可以推动制度创新。这对我们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

　　周绍朋：我认为，话语权问题既是策略问题，也是战略问题。策略怎么表达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战略。一国有没有话语权取决于该国的发展水平，国家的地位取决于话语权的大小。

　　主持人：中国需要怎样的话语权？

　　何健雄：中国需要清楚自己的定位、潜在的需求和规则的趋向。

　　经过三十年多改革开放，我们在很多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包括经济规模、外汇储备、资产在全球的相对规模等。我们正走向全球协调的中心，既是协调对象，又是协调的参与主体，回避是不可能的，积极参与是唯一的选择。

　　我觉得要明确几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在相当长时间内，对外经济需求将保持高水平，因此需要公平开放的国际规则。将来我们仍处于追赶的状态，稳定有序的外部环境有利于我们保持这种趋势，所以我们需要继续开放并保护投资。

　　现有全球经济规则尽管有很多缺陷，但是总体来说仍然具有正的外部性。这些规则强调那些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原则，即透明和稳定的原则。这些规则是在美国主导下形成的，也是非中性的。强调自由贸易的规则更符合当时具有较强制造业竞争优势、市场较为开放的美国等国家的利益。现在我国在制造业竞争力等方面，具有与美国当年类似的特征，可以鼓励优胜劣汰，这不但符合我国长远利益，也符合全球利益。

　　总体来说，需要统筹各种协调机制，中国的姿态也要转变。中国需要参与议程的制定，为议程制定贡献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建议，而不是选择高调对抗或消极回避。

产业结构转型需重视实体经济的作用

　　主持人：产业结构的转型是经济转型的重要部分，中国产业结构该向哪方面转型？

　　廖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叉路口，经济发展下一步怎么走面临很大的困难。我认为现在面临发展环境的问题，国际发展环境和国内发展环境都是比之前艰难。我们抓经济工作，要坚持抓实体经济。只有把实体经济发展好了，经济发展才是高质量的发展。

　　英国和瑞士是两个很好的例子。在撒切尔夫人执政以后，英国大规模减少实体经济，而瑞士一方面坚持银行金融业的现有优势，另外一方面扎扎实实做好实体经济。我们可以看到，瑞士受欧债危机冲击较小，事实上，实体经济占总体经济50%以上的国家受到的冲击都相对较小；而像英国这样过早从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或者服务贸易的国家受到的冲击是很大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所取得成绩主要还是来自于实体经济。

　　周绍朋：中央强调发展实体经济，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处理实体经济发展与服务业的关系。实体经济应该跟虚拟经济对应，既要强调发展实体经济，还要按照发展阶段大力发展服务业。比如，海南岛作为国际旅游岛，在发展实体经济同时也需要大力发展服务业。

　　主持人：怎样做好实体经济？

　　廖强：第一，从国家层面应该优化规划布局。我们现在产业结构同质化倾向越来越明显。比如新兴的光伏产业，已成为大多数省份的主要发展领域。另外，钢铁、汽车等产业区域同质化现象也十分严重。从国家层面来看，“十二五”规划更加注重区域规划和产业布局，每个省根据自己的情况发挥自身的优势，根据全国资源情况、运输条件进行合理布局。

　　第二，实业兴邦需要强化行业管理。从1998年机构改革到现在，行业管理仍存在很大的问题。以前，八大工业行业都有相应的部委和厅局，抓行业、抓标准、抓准入非常到位。没有行业管理也就没有质量管理，没有质量管理就没有合格产品。如果再不强调管理，恐怕工业继续做大做强的机会就会错过。

　　第三，深化改革开放，为实体经济发展营造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我国工业利润总额大概5.45万亿，但是，其中国有企业和外商企业占了3万亿，民营企业、个体经济占了不到一半。这一数字表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我国的民营经济、私营经济不发达。这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为民营经济和私营经济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只有民营经济繁荣起来，实体经济才能真正做大做强。

　　这些都需要我们拿出当年改革开放初期的勇气来，真正在行政管理制度上下猛药，真正深化改革。

　　周绍朋：为什么我们对产业结构调整这么多年，还是存在结构雷同的问题？我们应该思考在结构调整过程中如何把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结合起来。比如发展汽车产业，我们把汽车产业和其他产业的关系规划得很好，但是汽车产业究竟怎么发展，在哪里布局却是我们缺乏考虑的，结果各地都想发展。所以，从国家层面确定产业调整方向一定要考虑区域结构，在确定区域调整的时候也一定要考虑产业结构。

　　政府机构对行业管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实行市场经济以来，很多行业主管部门都撤销了，行业协会等中介机构的作用还很弱。

收入分配是转型过程中社会管理的重点

　　主持人：经济转型往往连带着社会管理的问题，在转型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郑秉文：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与收入公平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从世界各国基尼系数调查中可看到几个相关性：凡是经济发展水平低和不稳定的国家，基尼系数一般都较高，收入分配不公现象十分严重；凡是高收入的发达国家，基尼系数都较低，社会都较稳定；中等收入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都较高。如拉美地区85%的经济体是中等收入国家，拉美也是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社会最动荡和政治更迭最频繁的地区之一。

　　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虽低于拉美，却远远高于欧美，且呈逐渐升高的趋势。分配不公导致的社会不稳定问题已经开始显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减贫成就斐然，但分配不公始终饱受诟病，城乡之间、沿海和内陆之间、行业之间以及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

　　周绍朋：和谐社会相对平时说的社会和谐是两个概念，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转型的关系要处理得非常好。我们通常把公平看成是结果平等不平等。结果平等的确非常重要，结果对机会、程序、标准产生影响。而更重要的恰恰在于制度、标准、程序要给每个社会公民提供公平的机会。我们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制度和机会的公平上。

　　主持人：我们可以从拉美国家学到什么经验或教训？

　　郑秉文：收入不公可能导致 “拉美陷阱”与“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分配不合理，与扩大社会消费总需求背道而驰，不利于经济增长。收入不公将有可能导致“增长性贫困”，一方面经济呈增长态势，另一方面贫困率居高不下。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有可能导致社会分化和冲突，进而中断增长，使国家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拉美“过度城市化”加剧收入两极分化趋势。拉美是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地区。2010年，拉美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北美的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区之一。拉美城市化率为79.6%，仅次于北美（80.7%），但高于欧洲（72.8%）、大洋洲（70.2%）、亚洲（39.8%）和非洲（37.9%）。在城市化的初期阶段，巴西、墨西哥、秘鲁等拉美国家的城市化水平略低于英国、荷兰、法国等西欧国家，但其收入分配差距明显小于后者。到21世纪初，这些拉美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已经接近甚至超过西欧国家，但其收入分配差距却远远大于后者。

　　导致拉美国家产生这两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总收入分配差距的构成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70、80年代以前，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村收入差距是拉美国家总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构成部分；此后，城市正规部门收入分配差距、城市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逐渐代替城乡收入差距、农村收入差距成为总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构成部分。

　　拉美国家的总收入分配差距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城市正规部门收入分配差距、城市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农村收入分配差距。从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家的情况来看，城市正规部门收入分配差距对总收入分配的贡献率为50%－60%，城市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贡献率为20%－30%，农村收入分配差距的贡献率为10%－20%。

　　拉美的教训表明，城市化不能自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过度城市化将加剧分配不公，最终导致“城市病”，即普遍的贫民窟现象。贫民窟的出现，又反过来成为社会治安恶劣、黑势力猖獗，走私贩毒泛滥和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

　　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表明，城市化率由50%向70%推进过程中，总收入分配差距呈大幅扩大趋势，城市正规部门的收入分配差距、城市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将逐渐取代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农村收入分配差距成为总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来源。因此，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政府部门应一方面积极调整收入分配，控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速度，另一方面应限制特大型城市的过度膨胀，鼓励中小城镇的发展。

　　主持人：为了实现包容性增长，防止收入不公，保持社会稳定，中国应从哪几个方面着手？

　　郑秉文：一是可以学习东亚的经验。早在一、二十年前就成功进入高收入行列的亚洲四小龙积累了有益经验：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断改善。为此，尽快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积极推动城镇化进程，缩小城乡差距，防止两极分化，是确保稳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举措。

　　二是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中国经济正处于上升期，社保制度也同样处于建设高涨期。但目前中国的问题是社保制度没有跟上经济高速发展的步伐。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迅速的城镇化、大规模的非农化和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将使现有的社保制度显得更为滞后。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吸取拉美国家和欧洲发达国家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时的一些教训，始终保持社保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同步发展，既不要滞后，也不应超前。

　　三是加大减贫措施。为减少城市贫困人口，拉美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效果明显。其中，“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是拉美首创的一个重要措施，目前已在很多国家试点，有关国际组织也在中国试点。实际上，这是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一个重要举措。

　　四是加大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力度。中国社保制度目前存在的问题也是覆盖面狭小，在城镇覆盖率仅为60%，且主要为正规部门，广大非正规部门没有被吸纳进来，社保制度存在较大缺陷，不适应灵活就业人员和流动性较高的农民工群体的需要。

　　五是提高就业率，避免短期行为，保持劳动力市场弹性。拉美地区劳工保护或劳动力市场僵化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较高的工薪税、较高的最低工资制、较高的辞退成本。长期来看，劳动力市场僵化不利于提高就业率。

　　六是制定正确导向的住房政策，不应片面追求过高的“住房自有率”。片面追求“住房自有率”将导致社会底层群体永远买不起房或租不到廉价房。目前中国的住房政策应防止居民住房过度商品化，要高度重视公租房的公共提供。住房政策失误，将是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重要因素。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