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战:中国发展战略面对的十个问题
未来十年中国发展的战略选择,要考虑以下十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人口。中国人多地少,人口多的问题可能会持续到2030年,更严重的是人口的结构性问题,也就是老龄化问题。中国今后的老龄化问题会日益严重,上海则首当其冲。同时,还存在城市生育率低、人口流动、农村人口过多等问题。所以,中国发展战略选择的出发点,要从人口的基本国情出发。过去30年,做得最好的事情就是计划生育,这带给我们非常大的发展红利;而今天,问题也在计划生育上。 第二个问题是土地。土地问题和土地政策有很大关系。过去30年的发展开始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同时,城市的发展也同土地产权有关,最早在深圳、上海实行,土地尽管为国家和集体所有,但在一定年限内,使用权可以转让,这使得一些项目开展非常快。但是现在,这个问题也到了应该调整的时候。 第三个问题是城市化。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农村人口的劳动生产力提高了,他们自然会离开土地,到城市来。为了使这个过程减缓,先是让农村人口进入乡镇企业,然后到小城镇,最后进入城市。这一过程前后花了20年时间。要解决城市化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发展城市群。 第四个问题是产业化战略。从整个世界来看,城市化、市场化和工业化几乎在同步进行,而在中国,首先是工业化,到改革开放后再推进市场化,城市化最为滞后。如何看待工业化过程中的出口导向政策?从历史来看,这一过程不可避免,而且对中国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它解决了大量农民就业的问题。现在要转型发展。世界处于两次科技革命的转换时期,眼前的危机就是两次革命转换期的必然现象,能否顺利转换,就看能否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下一轮产业发展,中国实际上有很大潜力,应该大力提高第三产业比重,这可能是充分吸收劳动力的重要举措。中国的工业发展速度最快,但第三产业比重在全世界却倒数,这同税收制度有关。一旦解决了税收方面的问题,中国的第三产业就会加快发展,推动我们从出口赚外汇的战略转向扩大内需,至少是扩大内需和出口并举的战略。 第五个问题是区域发展战略。目前总的调整方向是对的,沿海应该减少一些从内地来打工的人,否则,内地都是老人带第三代,文化冲突很大。但是,也要防止中西部地区出现粗放型的发展,应该使之同整个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结合起来。 前述五个问题,我们过去30年处理得很好。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都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从本世纪开始以来,我们又遭遇了五个全新的问题,目前正在探索和解决之中。 第一,我们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资源和环境受得了吗?这涉及我们对发展方式的追求。 第二,这样的城市化进程,社会结构受得了吗?两亿多人口在城市打工,社会结构怎么调整?这涉及社会管理如何创新、社会政策如何制定,涉及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制度如何设定以适应快速的城市化。 第三,我们的文化要回归现实,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发展是为了满足人们精神和物质增长的需求,如今这些需求越来越大。其中特别需要主流文化的引导,也就是如何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全体百姓的需求结合起来的问题。 第四,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位,国际社会对中国怎么看?这涉及到我们如何处理国际关系问题。过去30年我们倡导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和谐世界,而从实际看,近期和周边、美国、欧洲的关系时有摩擦,表明很多问题依然没有彻底解决。 第五,资源问题、社会结构问题、文化问题、国际关系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执政能力问题,也就是大国治理问题。 今后十年的发展取决于对以上这十个问题的把握,前五个问题是与时俱进的问题,后五个问题是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创新的问题。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委研究室主任)
周其仁:中国未来发展的五大挑战
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越来越大,能否正视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是决定未来发展的关键。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发展的全球环境。从经济上看,世界通而不平。世界原来不通,发展过程中有两个平面,美国、欧洲、日本是一个高平面,中国是一个低平面。新中国刚成立时不开放,有很多客观原因,冷战导致海平面不通是主因。中国1970年代末开始对外开放,1990年代印度开放,随后的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开始打通,各国开始发挥彼此的比较优势,资金、技术、想法从高海平面往低海平面流动。这两个平面得以打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现在出现的新矛盾是什么?中国的学习速度非常快,2002年中国加入WTO以后,发展速度更快,西方经济却是越来越差,失业率非常高。未来十年,中国还能不能继续维持和平发展?从历史上来看,不同海平面之间的交流往往会产生很多摩擦,多数经济学家都赞成经济开放,因为存在着比较优势。现在的问题在于,美欧和日本的经济能否进一步升级?现在发达国家可以做我们不会做的东西;如果我们的产业持续升级,就会面临他们会做、我们也会做的局面。这是一个挑战。处理国际关系需要妥协,这在政治上和社会上行得通吗?所以,贸易问题也好,投资问题也好,知识产权问题也好,都是未来的挑战。 第二个问题,就是汇率稳定和人民币稳定。汇率稳定和人民币稳定为什么冲突呢?因为经济全球化,美元是”硬通货“,美国是全球的”印钞机“。为什么很难使得人民币能稳定下来?根本原因是全球宏观的不平衡。人民币能否稳定,涉及国际货币制度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作为改革开放的成果,社会所有要素都在流动,怎么管理社会要素的流动?流动带来了巨大生产力,流动中又出现了新的突出问题。多年来我们管理国家都采用农业式的管理方式,类似”城市群“的概念非常重要,但行政体制却容纳不了,因为农业式的管理方式跟不上。 第四个问题,政府在市场中的地位如何?我的看法是,政府就在市场里头,天下没有一个市场是没有政府的,买房子为什么需要政府发产权证?这就是合法强制力。但是,合法强制力配置到哪里是合理的边界?在某些领域,我们的合法强制力、政府的作用和服务远远没有到位,但在另外一些领域,却又是政府大包大揽,什么都抓在自己手里。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中国不缺乏这些精神,但是它容易被侵蚀。如果货币不稳定,流动性就会带来很多短期投机机会,导致很多企业家从实业中撤离,这个侵蚀非常严重。如果政府的边界不清,政府控制过多的要素,就会导致很多事情如果离开了政府就办不了。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彭希哲:中国未来发展的人口趋势与挑战
中国未来人口的基本态势、面临的挑战以及可能的应对政策,正在引起各方关注。梳理一下过去十年或更长时间中国人口发展的一些变化,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中国人口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整体处在转变之中。现在每年的人口增长是5.7‰,与欧美差不多,但是人口增长总量仍旧非常大,是持续、递增的状态。 第二,经过几十年努力,现在整个中国的生育水平大概是每对夫妇1.5个小孩。印度是2.8个小孩,美国是2.1个小孩。这会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增长带来很大影响,最主要的影响是出现老龄化,老年人口总量非常巨大,增长速度也非常惊人。21世纪,中国始终会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它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反映在两个方面。 首先,中国未来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会发生非常快的变化。整个中国劳动力未来5年左右总量增加,到未来十年出现下降,这是趋势。这种劳动力的变化对中国经济是好事还是坏事有不同说法。如果产业要升级转型,那么这种劳动力的供求变化会促进转型。 其次是民工荒。随着城市化进程,民工的供给必然减少。很重要的因素是高等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1999年中国第一次扩招,直到现在中国已经有世界上最多的大学。好处是到2020年,中国将有2亿人受过大专以上教育,有利于未来人力资源保护,为产业转型、产业升级做了人力资源储备。未来十年内大学生的就业困难,也会促使中国进一步优化教育的学科配置,以适应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未来十到五十年,中国社会永远都是老龄化社会,不可能回归到年轻化社会。现在调整政策,只是延缓老龄化进程,让老龄化的负面作用慢慢显现,但不可能扭转总体态势。这一趋势除了对就业产生影响外,对政治格局也会产生影响。老年人越来越多,在社会经济中有利益诉求,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利益的重新分配。 未来十年,中国社会还面临严峻挑战,这就是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的后果会逐渐凸显,它不仅会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婚姻状况,甚至会影响到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速度。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说,也会影响中国的稳定。 中国的二元社会结构也会在未来十年终结,这对社会公平和稳定将造成重大压力。另外,超大市场的经济力量也会影响中国的执政能力,形成新的力量对比,形成新的中央和地方财政、经济、政治、社会力量的博弈。中国在城市化过程中,对待小城镇要特别谨慎,要给予在城市工作的人以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医疗保险、住房和教育待遇,而不是仅仅工作和住在这个城市的待遇。 最后一个问题,独生子女一代将重塑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结构。独生子女一代是吃肯德基、麦当劳、喝可乐长大的,和其他年代的人不一样,十年以后,他们可能引领中国未来的主流,在这个价值体系中,党、政府和社会可以共同去做很多事情。
(作者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教授)
(来源:《改革内参·高层报告》2012年第1、2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