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增速回落的今天，很多人都在思考今后10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而城镇化再度被主流观点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或未来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个别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城镇化是让中国经济未来20年年均潜在增长率达到8%的主要理由。而在10年之前，大家公认的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却有三大动力：世界工厂、城镇化和消费升级，因此，需要从量化分析、国别经济发展比较等角度来客观评价城镇化的功效。

　　从农村看城市：中国或已步入城镇化的后期

　　目前中国官方公布的城镇化率为51%，这是按常住人口概念计算的，有不少学者甚至认为，如果按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0%左右，这两个数据都预示着中国城镇化之路还可以至少延续20年（即城镇化率达到70%）。但如果换一种角度看城镇化水平，去农村调研看看中国的“农村化率”，会发现农村的青壮年人口已经非常少了，而城镇化率=1-农村化率。 如果农村化率很低，是否意味着城镇化率较高呢？

　　笔者发现官方公布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主要是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被大大高估了。如2011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为2.66亿，扣除城镇从事第一产业的360万人之后，农村从事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约为2.62亿。但这2.62亿农村劳动力中，究竟有多少是全职从事农业劳动，又有多少是兼职从事农业劳动，官方并没有作出说明。但从农民纯收入的构成看，有接近40%的收入是工资性收入，可见有很多被纳入“第一产业劳动人口”的，实际上主要是从事非农职业，而这部分人的数量约有8000万。笔者最后的结论是，目前中国农村主要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大约只有1.6亿左右，比官方数据少一个亿，而未来农村可向城镇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大约只有4000-6000万。这意味着，到2020年前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就大致结束了，目前中国或许已经步入城镇化的后期。

　　这个结论可以找出各种佐证：1、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经降至10%左右，尽管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在过去30年中大幅提升；2、民工荒现象的持续出现，学者对刘易斯拐点的讨论；3、城乡之间超过3倍的收入差，决定了农村绝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没有理由继续从事农业劳动；而城镇从事环卫、园林等行业的低收入劳动者的老龄化现象，也证明了农村老年劳动人口也已经向城镇转移。4、中国农民平均年龄快速上升，目前应该在50岁以上，与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人口的年龄日益靠近。

　　如果城镇化不以常住人口（在某地居住六个月以上）的概念来划分，而是以“城镇非就业人口”加上“全国非农就业人口”除以全国总人口来估算城镇化率，则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了。这也意味着，我们所憧憬的拉动未来经济增长的城镇化因素，其动力已比较有限。

　　“后城镇化”会否蜕变为经济增长的阻力

　　绝大部分人都相信城镇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在中国过去30年的城镇化进程中已经被充分证明了。但是，从拉美和南亚这些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看，他们的经济停滞不前，但城市化率却仍在提升，如巴西的城市化率已经高达80%，但经济却陷入长期徘徊的困境中，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左右后止步。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13个国家和地区先后进入高收入行列。可见，步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大概率事件，当经济增长到了一定阶段，都会遇到发展的瓶颈，而城市化本身只是工业化的结果，而未必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回顾中国30多年来的城镇化过程，支撑城镇化的主要是工业化，而工业化之所以能如此迅猛地推进，一是靠中国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二是靠行政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从而有效地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但中国接下来面临的困难会很多，从企业层面看，低端人力成本的刚性上升，产能过剩、企业杠杆率上升，今后企业会面临利润率下降，投资意愿不足的窘况；从政府层面看，一方面债务水平上升，制约其投资意愿，另一方面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中盈利性项目比重不断降低，公益性项目比重会不断上升，这就需要消耗更多的财力；从农村转移劳动力层面看，过去30年政府和企业为农民工所支付的酬劳很低，如今，不仅劳动力成本提高，而且随着农民工年龄的增长，子女在城里成长，政府必须提供更多的教育、医疗、福利等公共产品。据笔者粗略估计，目前中国城镇中30岁以下的“穷二代”已经占城市总人口的20%左右。

　　过去30年中，政府和企业从劳动人口中获得的多、付出的少，这可以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企业盈利占GDP比重的不断上升中得到印证。那么，今后10年，这两个占比都将掉头向下，这也意味着全社会储蓄率水平下降，投资率也相应下降，进而让经济增速进一步放慢。

　　有人说城镇化会导致更多的购房等消费需求，从而成为拉动经济的最大内需，那么，为何过去30年的城镇化过程没有让农民工成为买房群体呢？统计显示，农民工在城镇的自有住房拥有率只有0.7%，几乎等于零。而未来面对高房价，农民工更没有购买能力，只有靠政府提供廉租房等公共产品，而目前政府所能提供的保障房连城市户籍的低收入群体都难以完全满足。这意味着依托城镇化毫不费力地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今后城镇化率越上升，政府所要支付的成本就越大。

　　比较日本、韩国、新加坡及台湾地区等成功实现经济转型、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过程，发现它们的普遍特征是，随着城市化率的上升，贫富差距普遍缩小，基尼系数都在0.4以下，日本、台湾等甚至低于0.3。而那些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则无一例外地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如巴西的基尼系数甚至超过0.5。而中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为0.47，呈现快速上升趋势，说明中国城镇化过程更接近拉美及南亚国家的特征。这应该足以引起警觉，即中国进入后城镇化阶段后，如果不能有效缩小贫富差距，不仅经济增速会放缓，还有可能步入中等收入陷阱。

　　行政区划体制下的城镇化难以优化资源配置

　　城市的形成大致有三种模式，一是交通便利、资源充裕的优越地理环境自然形成的人口密集区，二是经济发达、产业集聚而形成的经济中心，三是依靠行政权力建立起来的区域。由于中国地方政府拥有较大的行政责任和权力，中国的城镇化过程错综复杂。比如，自然形成的城镇自古有之，不必赘述；而东部经济的率先发展，导致中国过去30年来人口不断往东部流动，但行政区划管理体制下的行政性城镇化，则导致了投资向西部倾斜。

　　过去10多年中，被批准的区域振兴规划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等数量众多，覆盖了全国各地。据不完全统计，仅2008年以来国务院就批准了21个区域振兴规划。尽管这些规划的推出都是为了拉动经济增长，实现地区间均衡发展，但过去的经验表明这些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逐年上升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经济繁荣。如2001-2010年，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全国的占比从16.37%提高到19.58%，中部从14.86%提高到17.14%，2012年上半年更是达到24%，而东部地区从54.9%降至如今的50%以下，但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多年来不断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却没有带来GDP的同步增长，说明大规模投资并没有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实现效益的提升。

　　更让人担忧的是，行政区划管理体制下的城镇化，不仅容易导致规模不经济，而且容易造成产业同构化和产能过剩。从过去的大炼钢铁闹剧，到如今一哄而上的光伏、风电等新兴产业的盛衰，都反映了各地方政府为了政绩而彼此争夺资源和消耗财力的行政区划体制属性。

　　综上所述，中国快速城镇化经历了30多年后，所堆积的问题越来越多，矛盾也愈加尖锐，故未来的城镇化过程应该是风险大于收益，困难多于机遇。尤其在缩小贫富差距和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要挑战政府的财政能力底线。此外，未来的城镇化过程能否做到去行政化也非常关键，否则城镇化所带来的成本和压力，与过去相比将不堪忍受。因此，未来的城镇化恐怕难以成为助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经济要健康发展，仍然绕不开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