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起，上海经济增长遭遇多年下挫，及至去年以7.5%的GDP增速垫底于全国。作为中国经济的传统“老大”城市，转型之后的上海将何去何从？“开放是上海最大的优势。”1月27日，上海市代市长杨雄在上海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如是表述。

杨雄，1985年获中国社科院经济学硕士学位，从计划经济时代起即伴随上海经济的一步步开放和发展，于去年年底获任上海市代市长。2月1日，在上海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杨雄当选为市长。

　　在上海“两会”期间，杨雄强调，上海将在利用外资、发展新型国际贸易、培育世界水平的本土跨国公司等方面继续践行“开放”的优势。2013年，上海将试点建立国内首个自由贸易园区，以此作为上海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引擎。

　　上海希冀到2020年，建成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和经济中心，“引进来”和“走出去”势必将是主要的旋律。不过，在开放领域，尤其是微观层面，上海依然面临着如何加快国企改革、扶持本土跨国公司等一系列重任。

　　自贸区呼之欲出

　　1月27日，杨雄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披露，2013年上海将试点建立自由贸易园区。此前，本报从多个权威渠道获悉，上海已向国家有关管理部门提交了在上海综合保税区设立自由贸易园区的申请，相关试点工作最快有望于今年启动。

　　建立自由贸易园区，多年来即被视为是上海构建开放型贸易体系的关键环节。

　　WTO事务专家、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今年专门就自由贸易园区形成“两会”提案。周汉民指出，2020年，上海将建成“四个中心”，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构建全方位、开放型的贸易发展体系，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实现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接轨。其中，建立自由贸易区是关键。“中国入世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势头不会长期持续，发展优势不再明显，因此亟须新的突破，自由贸易区将以其独有的优势成为我国新时期深化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引擎。”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是国内第一个保税区，时至今日，外高桥保税区与洋山保税港区、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一起，组成了上海综合保税区。2012年，上海综合保税区的贸易额预估在1000亿美元之上，高居中国内地第一。

　　不过，包括上海综合保税区在内的目前中国内地所有海关特殊监管区，实行的仍是“境内关内”政策，而非国际通行的实行“境内关外”政策的自由贸易园区，相比之下，我国保税区在外汇管理、货物进出港监管、转口贸易等方面，还有较多限制。

　　上海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副主任简大年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解释，我国的保税区和自由贸易园区的差异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监管理念，要从货物管理转变为企业管理的理念；二是贸易的开放度，要有与国际接轨的多元贸易模式；三是政策的开放度，最主要的是外汇政策和税收政策，自由贸易园区要求外汇政策率先开放，税收政策要有国际竞争力。

　　事实上，上海最初设立保税区的目的是鼓励两头在外的业务，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WTO事务专家王新奎指出，特殊监管区域也需要向包括研发、服务、结算、融资租赁等微笑曲线两端的业务发展，通过自由贸易园区的平台，进行功能创新。

　　多位贸易专家亦分析，如果上海能够建立自由贸易园区，将进一步降低贸易成本、提高贸易效率。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园区内贸易逐步自由化，上海综保区将成为上海的“制度创新池”，一系列旨在进一步活跃市场机制的探索有可能渐次展开。比如，在外汇管理等方面，给予区内符合一定条件的企业以“有限离岸地位”。这是发展离岸贸易、发展高端航运金融等业务的政策起点，否则企业的很多高端服务功能很难形成与境外同业的竞争优势。

　　因此，从2005年起，上海就向国务院及各部委提交了关于保税区转型自由贸易（园）区的建议。2010年11月，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有关部门联合在上海调研，主要就在上海浦东新区建设自由贸易园区进行实地情况了解，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加快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步伐，寻求体制、税制上的突破。2011年4月，“上海综合保税区2011年企业大会”召开，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上海综合保税区管委会主任的杨雄曾明确：“上海综合保税区要深化先行先试，积极探索向国际通行的自由贸易区转型升级。”

　　在多年谋划过程中，上海综合保税区也在不断拓展自由贸易区的功能，比如放宽外汇管理、实行区港一体化运作、构筑进口贸易基地的便利化环境等，比如融资租赁、期货保税交割、保税仓单质押融资等业务也都在逐步开展，贸易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

　　贸易专家分析，从园区的设立到完善各项功能可能需要3年左右的时间。

　　培育跨国公司

　　上海在追求更为开放的发展环境之时，缺少具有国际水平的跨国公司仍然是一大软肋。

　　此次“两会”期间，杨雄明确强调，要提高“走出去”的层次，引导企业增强抵御国际经济风险、把握国际化经营的能力，努力培育世界水平的本土跨国公司。

　　“这是上海市政府更加重视企业‘走出去’的信号。”上海市商务委外经处副处长孔福安表示。

　　根据上海市商务委的数据，2012年上海市境外投资总额达56.2亿元，其中32.43亿元为从国内流向境外的资金，23.77亿元为企业通过境外融资进行的再投资。2012年，上海合同利用外资超过200亿美元，从2008年至2012年，上海境外投资额每年都在以成倍的速度增长。

　　近期发布的《2012年上海对外开放形势研究报告》分析称，上海对外投资明显提速，开始步入规模化发展阶段，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活跃。同时，上海以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和市场准入政策，努力扩大对内开放战略，吸引内资企业加速集聚上海。目前，内资来沪企业已占到全市总企业数三成以上，注册资本超过1.62万亿元。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开放型经济城市，上海的境外投资成绩与其国民生产总值相比，仍然显得并不那么出色。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上海缺少知名的、具有国际投资水平的跨国经营公司。

　　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严晓俭在“两会”期间指出，在扶持企业“走出去”上，上海还没有形成合力，不如北京和广东那样高屋建瓴。

　　对此，孔福安回应说，和已经出台了加快培育本土跨国公司的意见并新增财政投入2亿元资金的广东省相比，上海市政府虽然也有专门的扶持基金，但财政投入的力度的确较小。但和北京相比，上海在促进企业海外投资上的成绩和努力其实更甚一筹。

　　在他看来，企业境外投资，政府能做的就是搭建好平台，提供后勤服务。比如，去年5月，由上海市外国投资促进中心牵头，联合15家在沪投资促进机构共同发起，99家中外投资促进机构组成了上海投资促进联席会议（简称SIPP）。

　　据悉，目前上海市商务委正在研究有关推动本土跨国公司的政策，海外投资合作服务联盟也将在今年内建成。海外投资合作服务联盟是指由政府牵头，将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投资银行、管理咨询公司等各大机构的资源整合起来，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不过，孔福安坦言，未来对企业“走出去”的财政投入是否会加大还不得而知。

　　上海市进出口行业协会会长冯郑州透露，上海市经信委今年也专门设立了课题研究跨国公司问题，未来可能会出台切实的扶持措施。

　　深化国企改革

　　在上海的经济发展中，围绕国企改革和开放问题始终是一个重头戏。上海的国有企业比例较高，条件也比较好，更多的大型公司和跨国经营主体也最有可能在国有企业中产生。

　　不过，也正因为上海的国企历史久，关系复杂，国企的改革虽然一直在推进中，但实质进展并不快。

　　上海政协委员、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思想史研究室主任钟祥财表示，国有企业的改革缓慢于其他领域的现象不能再延续下去。

　　“国企改革迟滞易带来腐败，而在经济学上最严重的后果是阻碍市场经济发展，扭曲了稀缺资源的定价机制，难以发现产品的真正社会需求量。所以，国有企业改革迫在眉睫，上海要在这上面有所探索。”

　　针对国有企业改革，杨雄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今后五年，上海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进国资国企开放性、市场化重组，推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更多投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战略新兴产业等领域。

　　2013年，上海将加快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建立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常态化机制，进一步收缩领域、压缩层级。推进国有企业集团上市，加快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管理。完善国有企业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国有企业分类监管、分类考核体系。

　　钟祥财指出，上海可以在体制上把国有资产、国有企业、国有经济管理和所有权的代理引入社会，如引入人大代表进国资委的领导决策机构，进行一定的监督和参与。在机制上，钟祥财提出国企经理人不仅要职业化，更重要的是市场化。要引进市场经理人，市场经理人可以带入一定的社会资本进行抵押。

绿地集团董事长张玉良则认为，国有企业可以从全国有体制的经济转化为各种所有制都拥有的体制，其中国有体制可占主导地位。这样将各层次所有制整合而成的董事会就更具市场化，也能发挥各种所有制的优势。同时，可以使董事会以外的经营班子市场“选派”，企业家是市场锻炼出来的，过多的组织选派会影响企业市场化和人才国际化。另外，国企考核应分类，按市场原则对国有企业制定考核办法，这样才会有约束，有激励。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