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9日，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等新的目标和要求。11月28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表示，“我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12月4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并将城镇化列入新一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这些紧锣密鼓的顶层设计、政策信息和战略部署，使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中国城市化问题愈加凸显。

　　但另一方面，我们对中国城市化的特点、规律、战略和路径等基础问题的研究和思考却相对不足，由此导致的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各种“非驴非马”西方城市理论与评价标准在当下大行其道，使中国城市饱受了“忽悠”和“折腾”之苦。而实际上，正如邓小平把中国的现代化命名为“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的城市化也可称为“中国式城市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不仅在逻辑上迥异于西方理论的假设和推理，在现实中也走出了一条和世界其他国家很不相同的道路和模式。现在到了该认真总结经验和确立中国城市发展自信的时候了。

　　欧美与拉美：“正常的儿子”与“早产的儿子”

　　古代城市化进程缓慢，水平很低，姑且搁置不论。现在通常所说的城市化，主要是指现代城市化进程。现代城市化进程源起于欧洲工业革命，又被恩格斯称为“得天独厚”、“没有中世纪的废墟挡路”的美国承袭和发扬，欧美模式是现代城市化的主要代表，同时也是当今世界城市化的主流。城市化率高、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主要由市场主导，是欧美城市化的主要特点。

　　20世纪以来，原本主要属于农业社会的拉美地区，在欧美影响下形成了另一种城市化模式，起点低而速度快、机械模仿欧美模式、城市化过度即由城市人口增长和城市经济发展失衡而导致的各种城市问题和危机，是拉美城市化进程的主要特点。各界普遍认为，这个模式很失败，所以又称“拉美陷阱”。城市拥挤不堪、贫富分化加剧、生活环境恶化、失业与犯罪率居高不下、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严重短缺等“城市病”，使拉美城市至今无法自拔。同时，这些问题在非洲、亚洲等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是很值得研究和关注的一种模式。

　　把这两种城市化模式相比较，可得出一个基本判断：欧美模式是个“正常的孩子”，而拉美模式是个“早产的孩子”。始于工业革命的欧美城市化，尽管曾出现过“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恩格斯曾认真研究的伦敦住宅问题、美国作家德莱赛揭示的“农村人在城里变坏”等，但从总体上看，正如城市社会学家所说，欧美在进行城市化时，本国人口相当稀少，经济增长足以维持全部人口的生活水平。但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却远没有这么幸运。欧美城市化具有自然发育成长的特点，在起步阶段，除了有工业革命积累的物质条件，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现代性变革，为欧美的城市化创造了历史条件和社会氛围，社会学家曾特地指出：欧美的城市化尽管只有一两百年的历史，但实际上推进这个进程的社会结构已培育了数百年，这是欧美城市化稳步展开和循序渐进的另一重要原因。与之相比，拉美模式主要是人工刺激和西方诱导的结果，很多内在条件和外部积累都不成熟、不充分，特别是这个进程速度太快，超过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经济发展的速度，甚至也超过了城市自然环境和城市人的精神心理承受能力，所以最终难免是畸形的和病态的。

　　退一步说，如果拉美能够像欧美那样，有充足的时间，自然而然地城市化，就不会有什么“拉美陷阱”。欧美模式最大的启示是，较为成功地保持了各个阶段、各个部分的适度紧张与平衡，如同我们今天在很多欧洲国家所见，城市内部十分平静，很多建筑几百年如一日，城市和农村之间和平共处，城乡生态环境良好。而拉美这个“早产儿”的最大教训是，大城市钢筋水泥林立，传统空间文脉一片狼藉，农村则是土地、水和空气严重污染，农业经济凋敝，很多村庄严重“空心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迅猛发展，既深受欧风美雨的影响，同时与拉美城市也有相似的迹象。那么，中国的城市化究竟是重复欧美模式，是在重蹈拉美陷阱的覆辙，还是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新路，是今天特别需要研究和讨论的。

　　中国与欧美：城市化的基本差异及“异中之同”

　　中国城市化与欧美模式相比，首先可以感到两者的明显差异。城市化进程的速度不同，是导致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欧洲的城市化大约经历了200多年，美国已经很快了，但也持续了100多年。在20世纪中叶，欧美的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到70年代还一度出现了“逆城市化”，一部分人口从城市或中心城区回到农村和郊区，这也是大自然对城市化降温和减速的一种常见手段。

　　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却可以说“没有最快，只有更快”。城市化的基本标识是城市人口增长和城镇数量增长。有几个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从城市人口看，从20%到40%的城市化率，英国用了120年，美国用了80年，中国仅用了22年。从城镇数量看，据近100年的统计，美国城镇数目大约是每20年增长1倍。在中国，1978年全国共计有小城镇2176座，到2000年猛增至20312座，有近90%的小城镇是改革开放后建成的，平均每年增加超过了820个。还可以举两个城市来说明中美的差异。1781年的洛杉矶，只是“一个炊烟缭绕的小村庄”。从1960年开始，洛杉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至今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大都市之一”，“在生产就业和工业生产总值方面已超过了大纽约”。对此西方学者曾评价说：“这在任何先进的工业国家也许都是无与伦比的。”但只要与中国深圳稍加比较，就会发现这个判断并不确切。在20世纪末，曾有一句话广为流传，叫“2000年看西安，1000年看北京，100年看上海，20年看深圳”。从南海岸边的一个小渔村起步，发展到如今900万的人口规模，深圳只用了20多年。这种超常规、跨越式的城市化，使中国在不少方面近于拉美模式，而明显有别于欧美。

　　但欧美城市化毕竟代表着主流，我国也深受影响。其中最普遍的现象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越来越欧美化。如在城市战略上，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东北部海岸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城市群波士沃施（BosWash），标志着美国已由传统的城市化（Urbanization），进入到以“国际化大都市”和“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阶段。截止到2005年，美国已有十个大城市群。比起传统的大城市，城市群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发达的生产能力、完善的服务能力和贯通全球的交通、信息、经济网络，大都市与城市群强则国家强，大都市与城市群弱则国家弱，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生存与竞争的重要法则。在欧美模式影响下，2000年，中国开始步入都市化时代，到2004年，我国已有183个城市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到2010年，中国初具形态的城市群超过了20个。和欧美一样，中国的大都市和城市群，集聚着国家和区域最优质的人口、资源和资金，是中国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板块。

　　据荷兰建筑评论家玛丽斯·布尔曼的统计，中国在建的荷兰建筑师作品已超过了300座。原因在于，很多管理者都错误地以为，雇一个国外设计师，建一个“洋气十足”的建筑物，就可以提升或展示城市的现代化水平。但实际上，这跟一个追逐LV包的小女孩，在智力与审美水平上并无太大差别。还有城市生活方式的欧美化。以“性观念”的变迁为例，1978年6月8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曾报道说，中国青年男女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轧马路”了。

　　但是，且慢下结论。因为还有一些不能忽视的重要经验与事实。以城市战略为例，2005年7月21日，在全国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座谈会上，时任建设部部长汪光焘严厉批评183个城市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战略定位，立竿见影，这股“国际大都市风”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宜居城市”、“生态城市”、“文化城市”等。在生活方式上，一位俄罗斯专家特意写道：“说西方化已经完全战胜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就言过其实了”。因为很多现象主要是大城市的年轻人，老一辈人和小城镇的居民所受的影响要少得多。凡此表明，尽管深受西方影响，但与拉美国家不同，在中国特有的政体、国体、历史、文化的综合作用下，中国城市化还有一些不易觉察、仅仅属于自身的深层规律和特殊原则，这是中国城市发展不同于欧美的逻辑前提和经验基础。

　　中国与拉美：都市化的共同挑战及“同中之异”

　　同属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城市化与拉美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如农业负担沉重、工业化程度低、城市基础设施和管理落后、人口多而素质低等，也有共同要面对的重大挑战，即如何适应和融入席卷全球的都市化进程。与人口流动相对匀速、分布相对均衡的欧美城市化不同，都市化的突出特点有两方面：在国家和区域范围内，是资源、人口、财产、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审美观念的“大城市化”；在国际和洲际范围内，是以欧美模式为主导的“国际大都市化”，把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宝贵的人才、资源和资本席卷一空。也可以说，拉美城市化在本质上是一种“被都市化”，随着辛苦积累的各种资源严重流失，固有的城乡差别、城市之间的差别、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趋突出，城市化道路异常艰难、风险巨大。

　　首先，城市人口迅速增长，超出了城市的承受极限。1950年，拉美地区的城市化率为41.6%，到了1980年，这个数值迅速飙升到65.6%，接近了当时欧洲的城市化水平。尽管联合国曾有一项调查表明，一些国家对此忧心忡忡，甚至出台相关措施，希望使城市化的节奏慢下来，但实际上根本做不到。到了2000年，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拉美主要国家的城市人口，分别占到本国总人口的89.6%、79.9%和75.4%，其中，最突出的是乌拉圭，高达93.7%，远远超过了欧美。中国尽管没有拉美快，但也速度惊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城市化率过去说是10.6%，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是7.3%，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城市化率仍低于18%。但随着21世纪的到来，这个数值由2000年的36.09%，迅速飙升到2011年的51.27%，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5%，相当于每年新增2000多万城市人口。据国外学者的一个测算，中国城市化率年均增长一个百分点，就需要年新增住房3-4亿平方米，建设用地1800平方公里，生活用水14亿立方米。在短期内激增的城市人口，远远超过了城市的承载极限，这是中国和拉美一样，每个城市都人满为患、资源与服务短缺、城市超负荷运转的直接原因。

　　其次，大城市人口迅速扩张，不利于国家和区域的协调发展。这主要是“被都市化”产生的后遗症。都市化的显著特点是人口向大都市集中，与欧美那种相对自然的发展进化不同，被各种外力操纵的“被都市化”，本身就是拉美国家无法预测和控制的。这直接表现为“城市首位度”居高不下。城市社会学使用这个概念，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最大城市与第二大城市的人口数值比。但实际上，由于人口集聚与资源集聚的密不可分，所以城市首位度也间接显示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特别是优质资源的分布状况。比值越低，表明人口与资源分布越均衡，意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平稳有序，问题和后遗症比较少。学界一般认为，城市首位度小于2%比较正常。欧美国家大都如此，如美国纽约、意大利首都罗马、澳大利亚首都悉尼的首位度分别为1.7%、1.6%和1.2%。与之相比，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首位度是8.6%，秘鲁首都利马是13.1%，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是11.5%，后者还集中了全国37.3%的人口。在中国，城市资源不均衡的现象也比较突出。以科研资源为例，首都北京拥有28%的国家重点实验室，32%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45%的国家重大科学工程，30%的国家重点学科，41%的国家基础研究项目，32%的863计划项目，35%的科技攻关计划。此外还有673位两院院士，占到全国的一半以上。以区域中心城市为例，安徽全省99%的博士、63%的科技人员、58%的科研经费和70%以上的专利都集中在合肥。当时媒体在披露后一数据时，用了“充满生机的合肥”的题目，但是整个安徽呢？过度集中，不仅导致了人口与资源的极大浪费，也剥夺了其他城市发展的空间和可能。

　　三是贫困和贫富差距增大，城市社会问题和危机四伏。一方面，由于工业基础薄弱，缺少必要的物质条件支撑，拉美地区的贫困化现象在城市化进程中不降反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指标是失业率。有关统计表明，1995年，拉美地区的公开失业率为7.3%，到了2003年，上升到10.7%，城市失业总人数超过了1670万人。由失业导致的贫困问题，是拉美各种社会问题和危机的直接原因。

　　另一方面，城市化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用来进行城市建设和提供公共服务。由于自身的“造血”能力与经济发展不足，拉美城市化的另一显著特点是严重依赖外资。而西方援助的真面目是西方操纵，往往伴随着资源掠夺、政治干预和文化侵略，加剧了拉美国家城市发展的风险和不稳定性。多年来的统计表明，拉美国家的平均偿债率已超过20%，一旦借不到钱或资金外逃，就会出现“债务危机”，并引发通货膨胀等一系列连锁反应，严重影响这些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与之相比，中国也存在着城乡和城市内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如亚洲开发银行《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曾指出“环京津地区目前存在大规模的贫困带”，在北京和天津这两个国际大都市四周，环绕着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但如果仔细分析，会发现中国与拉美模式有本质不同：

　　首先，国家体制不同导致了不同的城市化道路。尽管在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上都面临着改革和创新的艰巨任务，但与拉美在国体和政体上深受西方影响，频繁出现政局不稳和社会动荡，城市化明显缺乏国家战略设计及政策延续性相比，改革开放的基本战略和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城市化最根本的政治和制度保障。由于国体独立自主和政体稳定有序，中国才有可能推出西部大开发、新农村建设等国家层面的城市化战略和政策，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差异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其次，经济基础不同导致了应对城市挑战能力的不同。作为传统的农业国家和地区，中国和拉美在快速城市化中出现各种问题甚至危机在所难免。如与拉美失业率居高不下相对，中国也有约1.3亿的“农民工”及家属，在工作和生活条件上仍处于“半城市化”阶段。但两者也有根本性的差异，严重依赖、依附西方的拉美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举债城市化”，并深陷入“国家性贫困”中。由于缺乏足够的财力物力，对城市化挑战目前往往束手无策。在改革开放中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不仅编织起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网，近十年来也使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了1.8倍。尽管未来城市化的压力依然巨大，但外界普遍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仍可持续十年以上，所以对中国的城市化仍可乐观其成。

　　再次，是主流文化不同导致了应对西方文化策略和能力的不同。人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人的精神和价值观念最终决定了城市的未来。在拉美国家和地区，由于殖民时代对本土传统文化的毁灭性解构和“转基因”式的重建，向往并盲目模仿西方生活方式成为主流文化。中国20世纪以来固然也深受欧风美雨的侵染和影响，但在不断强大的中国政治和经济的交互作用下，关于中国话语的文化意识和中国风格的国家形象已充分觉醒，特别是明确提出的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成为中国城市化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软实力保障。

　　超越欧美与拉美：一个早熟儿童的担当与煎熬

　　在研究古代的希腊和东方社会时，马克思曾提出一个著名的比喻，希腊是人类的“正常的儿童”，而中国是个“早熟的儿童”。时至今日，这个比喻依旧生动、准确、深刻。

　　和正常的儿童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条件与环境，早熟的儿童一般会吃很多苦，也有很多美梦被压抑或破灭。但另一方面，痛苦和坎坷的早期经验，也送给早熟的儿童一笔巨大的人生财富，就是充分锻炼、砥砺了他的思想和意志，能够在任何恶劣的条件和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和早产的儿童相比，两者相似之处很多，在身体和心理上都有内伤和隐痛，但与早产的儿童对外界依赖成性、始终无法真正长大成人相反，依靠个人后天的努力和奋斗，弥补先天的不足和缺陷，是每一个早熟的儿童最突出的特征。既有相当强壮的“身体”，也有不甘示弱的“灵魂”，早熟的儿童大都具备“可堪大任”的基才本素质，这就是古人说的“寒门出贵子”，《红灯记》中唱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在城市化方面，也是如此。和拉美一样，中国城市化的很多历史条件并不具备，常常面临被各种问题和障碍压垮的危险。但不同的是，拉美城市在对外部的习惯性屈从中，逐渐养成了卑微软弱的性格。中国则勇于摆脱欧美的约束和羁绊，通过顽强的努力和不懈的奋斗，不断克服由于早熟带来的虚弱和恐惧，独立自主，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国家发展道路，同时也不断积累经验，建构着中国城市化内涵和形象。关键在于，在付出了高昂学费之后，敢不敢、有没有意志和足够的胆识走出欧美的阴影。在新型城镇化已成为国家重大战略的今天，这个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与欧美城市化不同，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构成了推进中国城市发展的核心机制。在经济自由主义的弊端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凸显的当下，由政府和市场共同主导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具有容易控制和发展更均衡的优点。与拉美模式相比，尽管两者共同面临着城市过度化和城市病的巨大挑战，但同样由于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不同，我国在解决城乡二元矛盾、城市内部贫富差距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已初步形成了独特和行之有效的政策与战略体系。

　　由此可知，中国城市不仅在逻辑上迥异于西方的假设和推理，也走出了一条和拉美国家很不相同的道路和模式。

　　但是，早熟的儿童也有早熟的问题与弱点，有些历史阶段也是不可能完全超越的。所以我们不仅有大量的课要补，前面也会继续有很多的失败和痛苦。在不同的场合，我经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中国城市化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和捷径？我给的回答只有两字，就是“煎熬”。意思是说，每个人都要做好煎熬、甚至长期煎熬的准备。尽管中国的城市化已人口过半，城镇化战略清晰而坚定，但由于资源有限、人口众多，时间紧迫和世界局势复杂，中国是不可能很舒服地走完这一历史必经阶段，所以，我们不仅要有充分的思想和物质条件准备，还要有打硬仗和付出重大代价的准备和预案。

　　但另一方面，对中国城市化也不须持悲观态度。正如所有唱衰中国经济的西方人都犯了致命错误一样，中华民族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它的城市化也一定是光明美好的，既不会受制于人，也不会屈从于自然的局限。有人还会问：要煎熬到什么时候呀？我不是预言家，但如果一定要说，我估计至少还要三十年左右。为什么？因为2050年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节点。可以设想，那时，人口相对少了很多，随之是资源压力的减少；而科技水平继续发展，解决了更多的生活资料矛盾；更重要的是，在中国道路和模式的总体背景下，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上了更高的台阶，人的素质有了极大提高……一切就会从根本上好转。

　　最后还想说的是，著名学者张光直在研究青铜时代时曾指出，与西方那种断裂式的发展不同，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持续性的文明，而且是一种代表了“大多数”的模式。这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早熟儿童的“天赋”和“命”，比起普通人，早熟者往往想得比较多，忧患比较多，责任感更突出，因而，他所选择的，就很可能是在所有道路中最好的一条。

　　不仅过去如此，今天依然是这样。与西方城市化的“率性而为”和“不计后果”，与拉美城市化的“依赖症”和“丧失自我”相比，中国城市化从一开始就考虑得比较仔细，顾及的层次和关系繁多，因而我们民族建构的中国式城市化模式，理应是人类城市化所有可能的道路中“最好的那一条”。有了这样一个模式，我们就可以自信，与悲观的西方人把城市看作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相反，中国式城市化道路和模式代表了世界城市发展的未来。但道路的方向刚刚确定，伟大的蓝图刚开始描绘，其中还有很多的问题和矛盾，这同样需要几代人好好地思考和探索。躬逢其时，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吧。

作者简介：刘士林博士、教授、博导，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兼任教育部《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负责人、《中国城市科学》集刊主编，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行政文化委员会理事、中华美学学会理事、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副会长等。

文章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