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镇化不是新事物。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是18%，今天是53%左右，从数字上看，距离欧美发达国家70%左右差距不大。甚至可以说中国城镇化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但是,另一方面，中国新城镇化还有空间。除了从53%到70%还有17个百分点的空间，更应该注意到53%的当中，尚有2.6个亿未被城市真正吸纳的农民工。如果除掉这部分人中国的城市化只有36.3%。比如广州、北京、上海存在着大量的城中村。我想，新城镇化首先也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先解决这一部分农民工问题。

另外，我们应该注意到，长期以来，中国的城镇化，不是中央政府顶层设计的城镇化，也不是学者们讨论出来的城镇化，而是地方官员做出来的城镇化，地方官员才是城镇化的具体操作者，这就要求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来检视中国的城镇化。正是从这个视角，至少能发现四个问题值得重视：第一，长期以来，地方官员关心的是“土地的城镇化”，而不是“人的城镇化”;第二，他们关心的不是城市内涵的升级，而是城市的行政升级，这就是为什么如今有那么多县升级为市，县成为区的原因。第三，钱从哪里来?过去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权力扩大，不断发行债务，结果地方债越来越严重。我个人的观点是，仅仅审计地方债还不够，还必须来一个土地的大审计，国家需要弄清楚现在城市的土地究竟被谁拿走了?一笔糊涂账肯定不行。最后，即便城市化率达到70%，中国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口会留在农村，这就要求农村地方的服务升级。应该考量到，城镇化的进程中。“农民上楼”肯定不对，这是一种变相剥夺，今天同样应该提出“保护农村”的概念，要知道，一旦中国城镇化率达到65%以上，乡村和城市的地位可能发生变化，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会向往乡村生活。事实上，这样的一个经历，欧美国家都走过。

关于城镇化，我还担心这样一个倾向：即把财富变成GDP。GDP只是一个流量。你看看美国、欧洲国家，他们都是留住财富，留下青山绿水。相反，中国目前的现状是土地上的大米种出来不能吃，空气污染严重。在唯GDP论理念下进行的城镇化，肯定会陷入GDP主义的诅咒。这样的方式是一种赌博，即把所有的财富先换成筹码，青山、绿水、资源、矿藏都变成了追求GDP的筹码。GDP主义的典型是，如果我自己洗衣服，你自己洗衣服，就没有GDP，但是如果是我帮你洗衣服，你帮我洗衣服，有了交易政府立马就有GDP了。今日的中国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放在里面交易，成为了追求GDP的筹码，这一逻辑让中国陷入了魔咒。

当年亚当-斯密提出《国富论》，中国应该从中看到财富和GDP的区别，如果把所有的财富都换成GDP，如同赌棍一样，最终必然什么都没有了，那时候，老百姓手中还会有什么财富呢，只能是两手空空了。中国的“新城镇化”应考虑增加国民的财富，而只追求GDP的城镇化只会令人失望。

长期以来，中国官员上上下下的统一思维模式或者论证方式是：“有GDP不一定幸福，但没有GDP一定不幸福”，或者“GDP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万万不能”。但在我看来，这个冠冕堂皇的说法是一个假命题。GDP是市场上各种经济交易活动的产物。只要有经济交易，就不会没有GDP。很多国家包括近年来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像中国官员那样每天把GDP挂在嘴上，难道这些国家就没有GDP了?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乃至整个中国改革都需要破除“GDP主义”魔咒。因为GDP应当使人幸福，但异化了的GDP使社会异化，使人异化，使社会不幸福，使人不幸福，并且GDP越高，越异化，越不幸福。经济的畸形发展和社会的高度异化，是中国式GDP的典型象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流血流汗、承受GDP增长造成的最大痛苦的社会底层，并没有得到高GDP增长所带来的多大的好处，而获益最的大人可以做投资移民，做环境移民，结果，表现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财富者与贫穷者的高度对立。

城市化更为重要的方面或者城市化的关键，在于城市体制改革。城市体制改革可以产生GDP(国内生产总值)，并且是好的GDP，同时又可以提升城市的品质，改善城市的治理。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是通过户口制度的改革把农民工融入城市。除此还需要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

（郑永年，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华南理工大学荣誉教授，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

文章来源：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