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将呈多极化新态势

——访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

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全球贸易与直接投资下降，但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金融危机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毫无影响。在后危机时代，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多极化都出现了若干新特点。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裴长洪研究员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认为，金融危机加快了世界经济重心由大西洋向亚洲地区转移的速度，“金砖四国”将成为新兴经济大国，是世界经济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对于中国来说，后危机时代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大于挑战。

全球化趋势出现新特点

　　中国经济时报：虽然美国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出现好转迹象，但经济完全复苏之路尚遥，你怎么看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今后经济全球化是否会出现一些新特点？
　　裴长洪：我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金融危机对它的发展进程毫无影响，在后危机时代，这种影响不仅存在，而且还呈现出若干新特点：
　　第一，国家资本直接与私人垄断资本相融合成为危机救援的重要手段，国家资本从救援到其他干预将成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现象。
　　第二，国家资本跨国化成为刺激经济的新需要。危机中，各国不仅采取措施刺激本国经济，而且还采取联合措施刺激经济。可见资本要素的流动已经从私人垄断资本的跨国流动发展到国家资本的跨国流动。
　　第三，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新诉求。首先是改革金融货币体系。在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呼声下，增加了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投票权，这成为与美国一股独大进行博弈的新力量。尽管新借款安排增资方式成为折中选择，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已势在必行。其次是改革磋商与政策协调平台。由于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与各国经济的对话、磋商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继续增强，G20成为各国对话的机制性重要平台，大有取代富国G7俱乐部和后来G8的趋势。
　　第四，新的科技革命及其产业化正在酝酿之中。各国正在抢占科技制高点，全球将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时代。在新能源、生物科技、信息网络等领域中，突破关键技术并使之产业化将成为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产业振兴的新举措，这将促进新一轮的产业转移，并且带动新的国际分工。
　　第五，跨国垄断资本正在寻找新的全球市场。出于对美国国家利益的长远考虑，一部分垄断资本极力主张并支持美国政府发展新能源和低碳经济，并企图获得技术优势，再利用资本优势建立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以及全球市场。这种努力将成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动向。同时，为了讨好并取得金融垄断资本的支持，美国新能源经济的设计者还谋划了金融垄断资本在新能源经济中的生财之道——碳交易和碳金融。实现这个构想将成为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建立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实现全球扩张的新计划。

国际分工与世界经济多极化

　　中国经济时报：基于全球化将会出现以上新特点，世界经济格局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裴长洪：我认为国际分工与世界经济将呈现多极化新态势。
　　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资源配置和国际分工，把不同国家的经济纳入全球经济循环体系，成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突出表现。跨国资本的产业体系与国际分工体系紧密联系，形成有机的价值链，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新产业体系及其国际分工体系的建立，面临技术、企业重组、市场、与既有垄断资本利益矛盾等方面的严峻挑战，因此将是一个竞争、合作、融合的较长过程。其成长过程表现在国际分工格局上，将不是后者颠覆前者，而是后者融入前者的渐进变化过程。
　　第一，美国新能源经济成长前景与国际分工基本格局。
　　奥巴马上台之前，其智囊班子就为其制定了振兴美国经济的基本思路：发展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希望由此建立起新的战略性产业，不仅可以增强美国的制造能力和扩大出口，而且让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这些产品的消费者，从而改变美国经常项目收支失衡的格局。在贸易规则上通过征收碳关税，限制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和产业，致使中国在高油价、碳关税、高汇率三重压力下永远处在国际分工的不利地位。
　　但是，美国的这个如意算盘很难在几年内完全实现。这不仅在于美国参议院未必能通过《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更重要的是美国真正要推进战略性新产业将遭到重重阻力。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在奥巴马任期或5年—10年内，美国以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为主的战略性产业毫无进展，在一部分美国垄断资本的支持下，会创建出一些新企业，并形成一定的产业体系，特别是在欧盟新能源资本的配合下，也会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出现新的产业分工以及部分的分工重组和企业并购，但这些都需要在竞争中与原有的产业基础相适应、相融合，不可能是简单的替代关系，因此不可能很快改变原有的制造业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收支流向。
　　第二，我认为国际分工会逐步深化，世界生产与消费分离的结构性不平衡特征继续演化。
　　由于危机导致需求萎缩，世界制造业将发生新一轮的分化与调整。在这些调整中，跨国公司纷纷看好中国，把生产业务转入中国，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降幅很小。在后危机时代，以生产与消费相分离为特征的这种全球性经济结构不平衡，事实上是全球财富占有不平衡、国际货币体系不平衡、资源占有与消耗不平衡在全球经济结构不平衡中的必然表现，只要后者的状况不能得到实质性改变，世界生产与消费的分离以及储蓄与投资的不平衡也就不可能得到有效改变。
　　在这种生产与消费分离的全球经济结构状态下，中国和一些新兴经济体的“世界工厂”地位将继续上升，将承担更多的商品生产分工，从而要求更大的世界市场。中国作为贸易投资大国，随着地位的上升必将与贸易伙伴发生更广泛、更深入的经济贸易关系和合作。统筹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和两个生产经营体系的关系，不仅将赋予中国经济发展更深刻的涵义，而且还将深刻地影响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多极化的态势。
　　第三，世界经济将呈现多极化新态势。
　　不同跨国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以及美国霸权与各国的矛盾、多哈回合全球多边关系谈判的停滞，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继续发展必然表现为国家利益集团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世界经济多极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而更加丰富多彩。
　　1．金融危机加快了世界经济重心由大西洋向亚洲地区转移的速度。2．“金砖四国”成为新兴的经济大国。在新兴经济体中，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凭借其国土面积、人口、经济规模和增长状况显示出明显的重要性，被誉为“金砖四国”。四国在世界经济和发展问题上有许多利益共同点，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对话日益增加，成为世界经济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3．美国主要债权国的出现。后危机时代将是世界经济多极化趋势进一步深化的时期，各个国家的利益诉求关系不断在发生分化和改组，简单地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两分法概念已不能全面、充分反映世界经济和国际经贸关系的新格局；世界经济已不能简单地用两分法或三分法就可以反映全球利益格局，而成为因事、因时而异的多种划分的利益诉求关系。４．世界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形成不同利益的国家集团。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出现，进一步加深了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必将对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贸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全面参与全球化面临诸多新挑战

　　中国经济时报：经过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你认为中国将身处怎样的国际经济环境？将会面临怎样的挑战？
　　裴长洪：在后危机时代，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发展开放型经济，确实面临许多新的挑战。
　　首先是我国外贸发展方式还不适应后危机时代世界市场的新变化。在后危机时代的若干年内，由于美国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新兴战略性产业尚不可能迅速成长，新的经济增长点还不足以带动大的市场需求；而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增长还处于恢复状态，世界经济将呈现低速增长，世界市场需求不可能出现较大的新增容量。因此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特别是出口贸易发展面对的是外部需求拉动力低于金融危机之前的市场环境。在新的世界市场环境下，我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迫切性进一步增强了。
　　其次是我国将面临贸易保护主义的长期困扰，应对贸易保护主义也将成为长期任务。由于我国工业化的加速发展，不仅面临努力减少碳排放的压力，而且也面临扩大世界市场的迫切需要。但西方一些国家可能利用其在碳排放上的有利地位，增加节能环保产品和技术的出口，并限制高碳产品的进口和消费，甚至力图修改贸易规则以获取自身的利益。美国也可能在国际经贸关系上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一方面在国际社会面前不承诺其作为碳排放大国所应该兑现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又可以利用美国环保署（ＥＰＡ）制定的“清洁空气法”等国内立法，来实行“绿色贸易保护主义”的某些措施。
　　再次是我国国际性资产安全运营的矛盾凸显。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和海外资产的增加，以美元和西方货币计算价值的海外资产（实体资产和金融资产）都面临汇率和经营风险的安全考验；规避风险、安全高效已成为我国资产海外运营的现实问题。此外，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还处于初级阶段，不仅发挥统筹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能力建设刚刚起步，甚至也不能为扩大我国的商品和劳务市场发挥有效作用，因此，在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经济竞争中，我国还十分缺乏竞争取胜的新优势。不仅如此，在未来各国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的国际竞争中，我国还面临差距被拉大的危险。

在经济竞争中建立统一战线

　　中国经济时报：对中国来说，后危机时代会产生哪些新的机遇？我国应该如何抓住这新一轮有利时机？
　　裴长洪：大概是六个方面：
　　第一，我国经济相对比重上升。在全球金融危机推动新一轮世界制造业资本向中国转移进程中，中国制造业产品谱系将大大拓宽。西方跨国公司新一轮产业转移和对华投资将带来较高技术水平的现代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较为成熟的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如信息技术、微电子、通讯等。跨国公司的业务转移可能不限于生产制造环节，而且可能包括研究与开发、设计、采购、销售及售后服务等相关环节，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将更加巩固。
　　第二，为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创造了新机遇。国际金融危机造成了一些外国企业陷入资金和生产经营的严重困境，这是我国企业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有利时机。通过绿地投资、重组联合、股权投资和跨国并购等多种方式，实现专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的国际化经营，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增强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同时积极培育具有国际知名度的企业及产品的品牌。
　　第三，为人民币拓展国际业务营造了新空间。由于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国际地位受到动摇，美元地位会有所下降，为中国人民币拓展国际业务提供了难得机遇。鼓励我国商业银行积极开拓人民币国际业务，利用人民币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如进行人民币信贷融资、发行债券、国际结算、对外投资、支付国际工资、支付工程及劳务款项，从而推动人民币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扩大流通，促进人民币资产进入国外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央行、主权机构和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或成为某些经济体的储备货币。鼓励企业在跨境交易中采用人民币支付和结算，减少出口贸易以美元计价的风险。2009年上半年，在我国服务贸易中长期都是逆差状况的金融服务出现了小额顺差，表明我国人民币国际业务有了新发展，展现了人民币国际业务发展的潜力。
　　第四，世界经济重心转移为亚洲经济合作提供了新契机。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显示出活力，中国的海外市场多元化取得了实质成效。这为中国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10＋3合作、上海合作组织、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活动，提供了新鲜经验。鉴于目前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处于搁浅状态，世界各国均在加紧商谈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国需要从战略角度重视与有关贸易伙伴加快开展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中国完全有可能把亚洲或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自由贸易区建成互利共赢、富有潜力和活力的市场。
　　第五，世界多极化的各种矛盾为我国开拓各类国际市场提供了回旋余地。后危机时代，在围绕温室气体排放的原则立场和具体行动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77国集团、基础四国和金砖四国都有明显的共同立场和利益，反映到未来的国际经济合作和经贸关系上，我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投资会有新的利益共同点，即便发生贸易摩擦和经贸纠纷，也易于避开碳排放和绿色贸易壁垒等方面的敏感问题，易于在反对绿色贸易保护主义方面找到共同语言。这对我国在实现2020年减排目标的过渡时期提供了很大的回旋空间。
　　第六，世界多种利益诉求的分化为我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建立统一战线提供了新思路。国际金融危机把中国推到了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矛盾的前台，西方国家中存在着利用“捧杀”和诋毁两种形式遏制中国的暗流，但世界经济多极化和多种利益诉求的分化又为中国提供了反遏制的联合力量，这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关注中，贸易规则可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新议题。尽管贸易自由化的趋势不会改变，但贸易自由化会被逐渐加入新的因素，逐渐与传统自由贸易概念有新的区别，这也会成为一种趋势，我国应当积极参与规则制定并认真应对。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是跨国垄断资本的根本利益所在，跨国公司主导国际贸易的基本格局决定了贸易保护主义兴风作浪的有限程度。所以，我国应确立不怕打贸易战的思想，要学会有理、有利、有节、持久地打各种贸易战和汇率战，“斗而不破”是我们处理与美国经济利益矛盾的指导思想；建立国际经贸统一战线联盟和分化区别不同贸易伙伴和利益集团应是我们的基本策略。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1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