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出现的“用工荒”显著的特征之一是，东部沿海劳动力输入大省用工率先出现大量缺口，企业招工困难，这一态势迅速蔓延至内陆传统的劳动力输出省（市），中国由区域性“用工荒”向“全局性”用工荒转变，“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真的渐行渐远了。

　　 一直以来“人口红利”都被认为是造就“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源泉。据世行估计，“人口红利”的结构性优势对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30%以上。然而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转变，中国传统的国家盈利模式受到严重冲击，中国的内生增长动力和比较优势将发生深刻改变，中国需要选择“人口红利”转型作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实现战略性转变。

　　 一般而言，“人口红利”向“经济增长红利”转化主要通过四个机制：首先，劳动力数量增长让社会总产出更低廉、更丰富；其次，劳动力的流动和资源配置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再次，有关改善劳动力的一系列投资，包括让劳动者再教育、人力资本培训，从而刺激投资和消费的需求；最后，劳动力和资本组合的优化，让劳动力升级可持续。

　　 然而，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只通过前两种机制发生作用。长期以来，我国由于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供给和廉价的劳动力，企业得以克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优势，实现了较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增长。与此同时，也形成了过分依赖增加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可见，“人口红利”在中国还只是停留在数量型发展阶段。真正的质量型“人口红利”的实质是由于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源开发以及劳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使经济发展的成果通过促进人力资本形成转化经济可持续的增长。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消失并不可怕，反而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发展转型的倒逼机制。为此，在总体布局上，必须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把人力资源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避免陷入低收入――低教育投入――低可行能力――低收入的“恶性循环”。注重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含量和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经济产业和生产服务领域；在要素投入上，应注重通过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来促进经济增长；在目标导向上，应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过程变成促进就业持续扩大的过程，把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变成对就业拉动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在具体安排上，应加大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为人力资本可持续发展扫除制度障碍，具体而言主要内容应包括：通过教育深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和延伸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通过养老保障制度安排创造新的储蓄源泉，以及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扩大人口老龄化时期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存量。

　　 综上所述，“二次人口红利”再造，将会通过加速人力资本形成、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以及社会建设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推动中国发展方式由粗放型的斯密增长向熊彼特式的内涵增长、发展阶段由“生存型阶段”跨入“发展型阶段”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