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设立的用于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指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

　　在理论上，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为“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现实中，各国实际测量的基尼系数处在1与0之间。因为基尼系数给出了直观反映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能预警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因此在世界各国得到普遍采用。

　　事实上，经济学家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根据黄金分割定律，其准确值为0.382。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美国偏高，为0.4。据统计，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2010年已超过0.5，跨入收入差距悬殊行列。

　　对于我国当前的社会收入差距问题，学界不无担忧。中国社科院最新发布的2011年《社会蓝皮书》指出，近年来收入分配改革举步维艰，基尼系数远超正常水平，中国要警惕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社会蓝皮书》副主编、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陈光金表示，我国基尼系数目前在0.5左右。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前不久表示，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的差异则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则表示，目前我国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

　　贫富差距如此大，谁之过？又应该如何解决？

　　被低估的收入分配差距

　　除了理论上的探讨，近年来从实证角度研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的学者也在增多。近年来，因研究“灰色收入”而受到关注的知名学者、国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小鲁毫不讳言“灰色收入”对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实际差距的影响。

　　 “我国居民收入的统计是失真的。”他说，如果根据国家统计局城乡居民住户调查统计数据，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7万元，其中居民消费10.4万亿元，而居民储蓄只有3.9万亿元。

　　但根据另一渠道得出的数据却不是这么回事。2009年，我国商品住宅销售额3.8万亿元，使用居民储蓄3万亿元，而居民储蓄存款增加了4.3万亿元。另外，股市、债市、期货、外汇等金融投资估计吸纳居民储蓄2.8万亿元；私人实业投资和城乡居民自建房投资吸纳居民储蓄2.8万亿元。

　　最后的合计结果是，我国居民储蓄应为13万亿元，加上10万亿元以上的消费，居民实际收入为20余万亿元，“这说明存在大量隐性收入。”王小鲁判断。

　　根据王小鲁的调查取样分析，目前我国的隐性收入分布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上升而上升，其中80%的隐性收入集中在城镇20%的高收入居民手中，而最低收入家庭的隐性收入比重则多年没有变化。

　　按照调整后的数据，王小鲁认为，城镇的最高与最低收入之比将从官方公布的9倍增加到26倍，而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之比将从33倍增加到65倍。

　　从国民总收入结构的调整数据中，王小鲁得出结论认为，我国居民收入比重虽然有所提高、占GDP比重下降速度在减缓，但是劳动报酬比重更低，下降速度更快；非劳动收入比重大幅上升，从9.9%增加到24.4%，而增加的部分为“灰色收入”。

　　在王小鲁看来，公共资金、资源的漏失和不合理配置，公共投资资金的流失，都是“灰色收入”的来源。土地收益分配不当、土地和资本市场上的幕后交易形成的收入也是灰色收入的组成部分。

　　此外，王小鲁表示，我国垄断性行业及部分人员的超常收入也加剧了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据他调查，垄断性行业工资水平虽然仅为其他行业的2倍左右，但是实际上的人均收入却比一般行业高5～10倍，因为垄断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也非常不均等，部分高管分到的蛋糕更大。

　　既然灰色收入是导致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如此悬殊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个问题？

　　王小鲁给出的“药方”并不新鲜，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方案类似，就是改革政府体制、转换政府职能。

　　 “分步骤进行改革是可行的。”王小鲁认为，第一，可以提高政府透明度，让政府更多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例如改革土地征用、拆迁、出让制度，以透明的房产税收入代替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第二，根据公共服务的需要，重新界定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强化制度管理；第三，实行公平税负，建立健全的转移支付制度；第四，改变政府激励机制，改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政府与市场的界限需进一步厘清

　　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在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在资金配置过程中的侧重问题。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的最新研究数据表明，2010年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高达34.5%，这一数字在2009年则是32.2%。其中财政税收83000亿元，只占政府收入的55%，其他的收入来自卖地收入、主权基金及国企红利等。

　　按世界银行的标准，低收入国家宏观税负的平均值是13%，中上收入国家是23%，高收入国家是30%，而我国现在已然超过世界上最高收入的国家，成为宏观税赋很重的国家。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政府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投资和提高GDP。他说，政府做出实质性降税举措太难，即使是个人所得税提高起征点，也用考虑“家庭综合收入”这个理由来否定，好几年没有下文。“对政府如何提高用于民生的财富比例这件事，各方面应该高度重视。”

　　 “其实我记得，‘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政府转型’这些概念早在2003年就已经提出来了，例如在2004年温总理的座谈会上，我们就提过政府转型。”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宋晓梧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对于收入分配改革各方有不同意见，对“政府转型”如何处理，向哪个方向去做，大家的认识也不一致。

　　 “我知道现在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在写书论证，中国经济奇迹的诀窍在于地方政府的竞争为主导的发展模式，称为‘中国模式’，还分析这与‘华盛顿模式’有何不同，认为正是这种模式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海内外都有人提出了，那么下一步是要进一步加大这种竞争力度，还是要正确地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宋晓梧表示，虽然不可否认政府主导模式在提高GDP增长上有作用，但是拼资源、拼资金、拼土地，甚至拼廉价劳动力的方法，现在带来越来越多的危害与危险，造成了资源环境浪费，劳动力工资被人为压得很低，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不清，引发了巨大的钱权交易空间，未来还会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

　　他认为，现在有一种倾向是，提到转型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想到的是完善行政指标体系，搞政府官员责任制，突出一把手的作用。

　　 “未来我们是要构建更强大、更精致、更加无所不包的政府，还是促进市场的发展、推动和谐关系的建立？”宋晓梧认为，事实上，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改变地方政府之间的GDP竞争，杜绝政府与市场界限不清造成的大量权钱交易腐败行为可能更为重要。在他看来，“十二五”开局我们已经站在一个十字路口，而决策方向要走向哪里，不容乐观。

　　 “目前我国二次分配在医疗、教育、卫生、社保四大领域的支出比重仍然较低，这样做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结构不平衡导致经济发展动力缺失。”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如是说。

　　 “我们需要冲破既得利益群体的阻碍，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因为这些群体掌握了权力、资源、资本、话语权，改革小打小闹解决不了问题。”汪玉凯建议除了加大民生投入、降低政府自身行政成本，还要给民营经济更大的生存空间。

　　 “联合国在1996年提出要避免5个‘无’的增长。一是‘无工作’，虽然GDP上去了，但是就业率没有改善；二是‘无声’，听不到底层民众的声音和社会上的舆论；三是‘无情’，国家经济发展了，可是劳动力工资收入很低，两极分化严重；四是‘无根’，伴随经济发展的是文化多元性的丧失；五是‘无未来’，发展的短视造成对环境的巨大破坏。”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向记者提醒。

　　通过比照全国各省区市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之后，常修泽发现，除了个别地区思路已变，淡化GDP而强调“幸福指数”外，还有更多的地区，仍然在用传统的“GDP挂帅”思路规划发展。

　　 “目前就是两种发展思路还在博弈之中。”他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