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

——对话全国人大代表、经济学家张兆安研究员

王泠一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民生发展报告》主编

“十二五”开局之初，中国经济就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中国保持着世界第一商品出口国和世界第二商品进口国的头衔。从经济总量只占日本的二分之一，到超越日本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体，中国只用了十年时间。在中国的沿海，已经出现了省份经济可以匹敌东南亚国别经济的比对；如已是全球第一大港的上海经济总量和泰国相当，相连的江苏经济总量超过了印度尼西亚。就中国的深层次变化而言，城乡差距开始出现缩小的势头、环境保护终于不再让位于经济增长、中西部进入跨国公司新一轮直接投资的首选、创新驱动成为破解发展瓶颈的首要理念……总之，中国如同在世界经济海洋上高速行驶的巨轮，被发现的已经不只是上海这样的桅杆。西方看中国，再也不是拿着望远镜倒过来只看到中国的渺小；当然，我们也不希望西方拿着放大镜，无限扩大中国的经济能量。对此，我们必须更准确地认识自己的祖国，了解她变化中的“大”和进步中的“别”；中国之大，在于区域辽阔，她的国土面积相当于40个英国或26个日本；中国之别，在于区域差异，她拥有后工业化、重工业化、初步工业化和农业社会为主体的各个代表区域。而值此全国“两会”召开之际，笔者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区域经济学家张兆安研究员，现将我们深入交流的基本成果公布于“新财经周刊”，以期获得读者朋友的共鸣。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形态是板块经济

　　王：你曾经长时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从事区域经济的研究工作，最近10多年来又考察过中国几乎所有的省会城市，也比较过我国区域经济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大都市圈的区别。那么，在你看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形态是什么呢？它和美、日、德等国的明显区别又在哪里呢？
　　张：如果用一句最简练的话来进行归纳或表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形态，就是板块经济。具体来讲，我国板块经济是基于资源禀赋、地理优势、产业布局和历史条件而形成的，按现实态势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层面或四种形态。
　　第一个层面，可谓是 “大板块”。从全国来看，可以分为东部、西部、东北和中部等四大板块，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或者说是全国的基本构架。第二个层面，是 “强板块”。在全国四大板块的区域范围内部，还分布着一些经济势能强劲的经济区域。这些经济区域，有的主要是在本省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如东南沿海地区的珠三角；有的主要是跨省级行政区域的，如东部沿海地区的长三角、环渤海地区等。第三个层面，是 “新板块”。这主要是指一些后起的区域经济发展亮点，特别是本世纪以来抓住后发优势而崛起的板块，而且主要是以各个省会城市为中心、周边一些主要城市为呼应而形成的区域经济板块，如武汉城市圈，湖南省的长沙、株洲、湘潭所形成的 “长株潭”城市群，太原城市群等。第四个层面，是目前开始活跃的 “常板块”。这主要是指一些通常概念上的区域经济板块，例如，由一些地级城市为主所构成的区域经济，当然，这个层面上也可以把面广量多的县域经济包括在内。
　　从我国的四大板块来看，区域经济发展还是很不平衡的，在历史演变上和现实发展中都形成了 “东西差距”和 “南北差距”的态势。例如，在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东部地区所占的比重接近60%，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等三大板块加起来所占的比重才40%多一点。这表明，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整体进程中，当前的区域经济主要还是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 “珠三角”、 “长三角”、“环渤海”三大都市圈，因此，统筹区域发展的任务还是相当艰巨的。
　　和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区域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和发展政策聚焦点有明显差别。如美国按地理区域也有实力领头增长的州际板块经济，但其依托太平洋、大西洋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化便利条件充分发展，各板块之间的国际化程度是相当的。美国又较早地完成了铁路动脉的全国均衡布局，各板块之间的经济要素流动也十分便捷，其发展差异已经主要表现在法律、教育、科技、医疗等上层建筑层面，而不是体现在经济政策如对吸引外资的具体鼓励上。

尽快让城市群向欠发达地区延伸

　　王：据我了解，民建成员在参与板块经济建设与发展方面非常活跃，作为民建上海市委的专职副主委，你经常参加各项针对性的调研工作，自然也十分清楚各个板块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各自优势。而发展往往会形成特征，既然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形态是板块经济，那么，板块经济发展的特征模式是什么呢？
　　张：从本质上和推动上来看，板块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就叫都市圈，或者说叫城市群。
　　很显然，在中国区域经济的现实发展中，哪里有都市圈或城市群，哪里就是发达地区；哪里没有都市圈或城市群，哪里就是欠发达地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为什么相对这么发达？因素很多，主要是因为那里有三大 “发动机”，那就是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的三大都市圈。例如，在2010年， 16座城市的长三角，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1%，国内生产总值要占到全国的近五分之一；苏浙沪两省一市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2%，人口约占全国的5%，却创造了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四分之一；珠三角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0.57%，人口约占全国的3.6%，也创造了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十分之一。足以可见，都市圈或城市群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引擎价值，也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
　　从全国的发展现状来看，东部沿海地区都市圈或城市群发展起步比较早，成效比较大，如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的三大都市圈。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已经有了一些城市群的发展，如中部地区的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太原城市群、中原经济区等，东北地区的辽宁沿海和沈阳经济区、长吉图经济区、哈大齐经济区等。在西部地区中，西南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模样，如发展势头不错的成渝经济区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等。目前，唯一比较缺乏城市群发展模式和发展形态的就是西北地区，由于没有城市群发展的强力支撑，西北地区的发展就显得相对比较落后。当然，随着国家对新疆开发战略的新政策布局和西安、兰州等西北名城的产业积累与科技优势，西北地区出现新兴城市群是必然趋势。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我国的都市圈或城市群是地域高度集中、功能高度集聚的 “局域经济空间”，而 “非都市圈”是弥散的 “广域经济空间”。因此，为了使两个落差比较大的经济空间实现有效对接，必须要有助推梯度转移的“二传手”式的产业聚集带。目前，在我国区域经济现实发展中， “梯度”不畅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在东西部之间和南北地区之间，缺乏连接东西南北强有力的区域经济，尤其是具有很强集聚和辐射功能的都市圈或城市群，从而使得各个板块经济之间缺乏有效的梯度转移和产业对接。从这个战略视角出发，在 “十二五”期间，我国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应尽快向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延伸，可以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三大都市圈为标杆，尽快培育壮大具有桥梁作用的“中部都市圈”，谋划发展好 “西南都市圈”、“西北都市圈”以及 “东北都市圈”。

跨行政区的都市圈带动力更大

　　王： “十二五”时期，我国的区域经济将会得到更有效的发展，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将进一步加快。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及今年全国人代会审议的全国“十二五”规划中，都对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做出了重要部署。这些部署，是对已有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有新的发展判断。而既然都市圈或城市群是板块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那么，都市圈或城市群发展的基本路径是什么呢？
　　张：从发展现实和 “十二五”发展思路来看，基本路径就是以中心城市为龙头带动周边城市和周边地区共同发展；同时，中心城市在功能上也会有新的发展。
　　拿长三角来说，上海、南京、杭州这三个中心城市组装成一台发动机。这个发动机一开，把周边的中等城市包括地级市和县级市全部带动起来了，所以长三角就起来了。拿珠三角来讲，主要是有了广州和深圳两个中心城市的联合带动。同时，我个人还认为，凡是跨省界行政区域的经济合作和联动发展，比单纯一个省域范围内区域经济发展的潜力更大。例如，珠三角是先发展地区，但珠三角主要是在广东省行政区域范围内，但是，等到长三角一经发力，就开始出现了赶超珠三角的态势。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长三角包括了跨省界行政区域的苏浙沪两省一市。因此，如果跨行政区域的都市圈架构得好，就一定可能比一个行政区域内的都市圈发展得更有规模，更有带动能力，也更有国际影响。
　　对全国的区域经济来讲，中心城市明显具有比较强的集聚和辐射功能，在带动周边城市和周边地区共同发展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然，中心城市本身也要不断增强自身的实力，匹配新兴的产业优势和功能要素；只有这样，才能继续担当带动周边地区继续发展的责任。

如何认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王：我国的区域经济既然是板块经济，板块之间就一定存在着差距。我最近一个时期接连考察了北京、天津、浙江、贵州和云南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结合我自己对上海的了解，事实上经济差距还比较明显。如浙江省沿海农民的年可支配收入与贵州省很多地区职工的年可支配收入相当；就长江中部和入海口比较，上海的经济总量是武汉的两倍多；就长三角区域内， 2010年杭州的年度税收收入也只相当上海的45%。那么，应该如何认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张：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既是现实发展问题，也是历史延续问题，更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常态化的基本特征。关键在于，这种不平衡性是否能够为整个社会所接受，或者说主要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
　　一方面，不平衡性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在大千世界中，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就拿生物界来说，影响生物成长发展大体有三种选择：一是自然选择，二是人工选择，三是自我选择。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也是同样道理，这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三大都市圈的发展比较中反映得十分明显。在改革开放之前，三大都市圈大都处于自然选择状态，以及由各自的发展潜质决定的自我选择状态。长三角的各项经济指标优于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珠三角大部分又落后于环渤海地区。改革开放以后，珠三角率先导入和享受改革开放政策，因而政策效应十分明显，政策选择也是人工选择，使得珠三角一跃跨入到领先地位，长三角开始落后于珠三角，而环渤海地区则更落后于长三角。由此可见，三地在不同时期的差异十分明显，随着选择要素的变化而发生动态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可以是常态。
　　另一方面，差别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如果说不平衡性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那么，在区域统筹引领下的差别发展则成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例如，对于地域属性、环境属性、功能属性相近或相容的经济区域之间，最大的动力来自于差别发展。差别发展就是让一部分 “区域”率先发展起来，产生较大的落差，在市场和利益竞争的驱动下，由差别推动了发展。我们仍然可以从实证的角度来考察，由差别发展引来差别竞争，而差别竞争必然会带动共同发展。例如，当珠三角领先于长三角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长三角大踏步、大手笔推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了长三角的潜质优势，于新世纪之后又重新超越了珠三角，在新的平台上领先于珠三角，从而使得长三角和珠三角并驾齐驱。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到更近的案例——这些年环渤海地区在天津滨海新区的引领下强势崛起，有可能在 “十二五”期间超越长三角区域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些发展事实，实际上也可以充分说明差别发展的适用环境、发展魅力和后发潜力。

如何统筹协调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

　　王：既然我国区域经济之间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那么，如何缩小这些差距？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你对统筹协调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有何具体建议呢？
　　张：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现实选择。我国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不仅使各经济区域之间得到共同发展，而且在共同发展中不断地缩小差距。这也是市场调控和宏观调控的双重调控的最终目标。实现双重调控的主要抓手是 “协调发展”，也可以说是非均衡发展的基本策动力。从协调的内涵来看，协调的方式应该是多样化的：
　　一是市场化方式。例如，经济区域之间形成资源配置通道，实现低成本双向资源配置，实现双向产业投资，建立双向的大物流体系，建立关联产业链等。二是规划化方式。先要协调规划，进而协调执行，最终落实到协调发展。从规划要素来看，最为重要的是国家层面的宏观区域规划，明确国家对各经济区域发展的功能定位和宏观指向，如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 “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等，然后需要有关联规划，如经济区域内的各类专业规划等。三是统筹化方式。内涵包括：经济统筹、市场统筹、资金统筹、财政统筹等。经济统筹是对经济区域 “都市圈”地区密集的经济资源，进行统筹调节，转移到 “非都市圈”地区。市场统筹是用市场方式调节资源大配置、产业大分工。资金统筹主要体现在信贷、融资向关联经济项目倾斜。财政统筹应重点加强对欠发达经济区域的资助、增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四是政策调节方式。内涵相当丰富，但关键在于包括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税收政策、收益政策、就业政策等在内的一系列政策。五是战略联盟方式。例如，可以鼓励各经济区域之间建立经济联盟、产业联盟、市场联盟、企业联盟、服务联盟、对口互助联盟等各种战略联盟，促进发达经济区域与欠发达经济区域的关联发展和带动发展。

文章来源：浙江区域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