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比较经验显示，经济现代化伴随就业结构规律性变动，通常表现为农业劳动力占比从传统社会80%上下高位持续下降到10%上下甚至更低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转型也体现出上述规律作用。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就业结构演变，我国农业劳力占比从改革初期超过七成下降到2010年约35%。随经济持续增长，估计该占比值未来20年仍会以年均略高于一个百分点速度下降，到2030年接近10%。

哪些结构因素已经并将继续推动以农业劳动力占比下降为标志的就业转型进程？如何定量估测这些驱动因素贡献？研究这些问题有助于加深认识经济发展中就业转型规律的实现机制，对有关现实政策调整也有借鉴意义。

特定时期一国农业劳动力变动取决于两组因素：一是劳动力总量及其在农业和非农部门分布构成，二是决定农业劳动力变化的结构性变量。一般而言，农业劳动力数量变动受新进入和新退出因素影响；由于退出可分为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部门与随着年岁增长退出劳动力两类情况，农业劳动力变动可归结为“年轻新进入量、年老新退出量、向外新转移量”等三个结构变量共同作用结果。因而，在逻辑分析层面看，农业劳动力占比演变是有关劳动力总量以及农业劳动力“新进入量、转出量和退出量”等指标变动的结果。

给定未来劳动力总量数据，设定未来不同农业劳动力占比下降速度，可计算未来农业劳动力和非农劳动力数量。借鉴国际比较经验特别是东亚经济体高速增长时期有关经验，考虑1990年—2010年我国农业劳动力占比年均下降约1.1个百分点实际情况，我们分别设定未来20年农业劳动力占比年均分别下降0.9%、1.1%和1.3%三种情形。如果农业劳动力占比未来年均下降1.3%，2030年农业劳动力占比将下降到9.9%，达到OECD国家目前水平，属于较快速度。依据中国自身和国际比较经验，年均下降0.9%是较慢情况。年均下降1.1%中位降速估计应是可能性较大情况。

我们的专题研究分几步估测1990年—2030年间我国农业劳动力占比变化的结构因素贡献。估测结果主要有四点发现。第一，在未来农业劳动力占比年均下降1.1%中位降速假设下，农业劳动力数量将从2010年2.7903亿人下降到2030年1.0735亿人，同期农业劳动力占比将从35.6%下降到13.6%。农业劳动力新进入量从2005年—2010年2023万人下降到2025年—2030年1142万人，农业劳动力转出量和退出量分别从4247万人和3832万人下降到2704万人和2949万人。2005年—2010年新进入量、转出量、退出量、非农劳动力变化等四个因素对农业劳动力占比变化的定量解释程度或贡献率分别为-15.1%、38.3%、34.7%和42.2%，到2025年—2030年四因素贡献率将分别变为-22.6%、49.8%、54.3%和18.5%。在农业劳动力占比低位或高位降速假设下，上述预测指标演变轨迹相应改变。

第二，农民工是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主力军，2011年我国农民工数量增长到2.54亿人。农民工主要包括本文估测的农业劳动力转出量，另外还包括乡村人口新进入劳动力中直接到城镇非农部门就业人员。估测结果显示，在农业劳动力占比中位降速假设下，未来农业劳动力转出量将从2005年—2010年间年均849.4万人，下降到2010年—2015年年均658.2万人，此后2015年—2030年间大体维持在540万人上下。在农业劳动力占比低位和高位降速假设下，转出量将在2010年—2015年分别下降到年均494.4万人和756.2万人，2025年—2030年间分别下降到年均388.2万人和694万人。可见虽然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高峰期已过，然而这个历史进程仍将长期持续。

第三，在农业劳动力占比中位降速假设下，农业劳动力退出量将从2005年—2010年间年均768.6万人，下降到2010年—2015年间年均609.2万人，此后15年预测期年均下降567万—590万人上下。虽然退出绝对数下降，由于农业劳动力基数同时下降，农业劳动力退出因素对农业劳动力占比下降贡献率会显著上升。上述估测结果显示，退出量对2005年—2010年农业劳动力占比下降贡献率为34.7%，2010年—2020年贡献率将增长到45%上下，2025年—2030年进一步上升到54.3%。年老退出可能成为影响未来农业劳动力占比下降的单个最重要因素。

第四，2005年—2010年间我国年均非农就业新增量1393.8万人，在农业劳动力占比中位降速假设下，此后四个五年期年均新增量将依次下降到1057万人，962万人，840万人，701.6万人。比较两个20年，1990年—2010已有数据时期实际年均创造非农就业岗位约1117万，2010年—2030未来预测数据时期年均需创造890万个。在农业劳动力占比低位和高位降速假设下，未来20年年均需分别创造737万个和1031多万个非农工作岗位。可见从就业转型进程看，我国非农就业岗位创造压力将趋于缓和，然而仍将长期存在。

    针对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与新增非农就业岗位创造压力将趋于缓和然而仍将长期存在的基本特点，我国未来就业政策应从侧重数量扩张朝“数量与质量、速度与结构”并重方向调整。应在提升经济增长结构与质量同时加快培育城乡一体化劳动市场体系以促进就业增长，通过完善普惠城乡居民的劳动培训、职业介绍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网络建设帮助劳动者提升就业能力。从更广阔视角看，应将就业政策调整与人口、户籍、土地制度等深层改革议程配合起来形成政策合力，以保障我国就业和经济整体最终实现成功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