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中心城市的快速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省县域经济的活力和实力的不断增强。大都市经济圈和县域经济发展的互动，将成为中西部地区快速崛起的强大推动力量。

史晋川（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的县制萌芽于西周，产生于春秋，发展于战国，定制于秦朝。几千年过去，县域范围内的经济、社会、文化交融发展，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地域实体。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中属于基础层次、由各种经济成分有机构成的一种区域性经济。

作为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结合，县域经济具有较强的综合性职能，是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平台和切入点。发展县域经济历来是治理县政、安邦定国的根本之策。

县域经济生机勃勃，是浙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和动力，中心城市的快速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省县域经济的活力和实力的不断增强。从1978年至2002年，在改革开放的前25年期间，浙江在全国百强县所占比例曾接近总量的三分之一，经济强县构成了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基于浙江县域经济发展情况及有益经验进行实证分析，可以看到强县战略与都市经济圈对于该地区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可梳理出中国县域经济的发展趋势。

行政体制突破为强县提供保障

浙江1978年全省的地区生产总值仅为123亿元，2012年达到了3.5万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大关，区域经济发展迅速。仔细探究其发展模式，可以发现两大特征：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主体来看是民营经济，从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来看则是县域经济。

然而，要从区域行政管理体制寻找原因，可以追根到国家民政部1983年下发了有关市管县的文件后，全国其他的省、市、自治区都开始实行市管县行政体制，唯独浙江省实行省管县行政体制。

在1998年，浙江省争取到当时的国务院主要领导的支持，使其省管县体制得以保留。省管县体制为浙江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推行强县战略提供了坚实的体制保障。

与省管县体制相应，以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为特色的强县战略，适应了浙江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的内在发展要求。简单地说，浙江在改革开放前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经济省份，在改革开放后，全省工业化进程才开始大规模启动。

在工业化启动的前期发展阶段和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工业化的中期发展阶段，浙江工业化是从大规模农村工业化起步的，农村工业化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前期和中期的最重要力量。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的企业家群体、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来源，以及传统产业发展和集聚的空间，主要是在乡村和小城镇。因此，县域是这一时期区域经济发展及工业化进程的最适当空间，强县战略是这一时期区域经济发展中最佳的发展空间战略。

发展空间战略转向都市经济圈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当时浙江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进入了工业化的中后期，工业化逐步摆脱“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农村工业化特征，从工业规模数量的扩张转向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中，通过大力推动企业的自主创新，加快产业的转型升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在新的发展阶段，工业化面临新的任务。无论是企业的自主创新，还是产业的转型升级，都迫切需要更新、更高端的生产要素。例如：高水平的技术、管理、贸易、金融、会计和法律等领域的人才，更健全的金融服务体系和多样的融资平台，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及交通条件等。

因此，浙江从杭州、宁波两市着手，及时将经济发展的空间战略从强县战略转向都市经济圈战略，通过一系列撤县建区，来拓展中心城市的发展空间，拉开中心城市的建设框架，完善中心城市的各种功能。

在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发展战略的转变过程中，杭州市至今已撤销了萧山、余杭、富阳和临安4个曾经的全国百强县，增设5个新城区。撤县建区前，萧山是一个县级市，曾在全国百强县中名列第七位。

萧山后来分解为杭州的滨江区和萧山区，滨江区是杭州的国家级高新技术园区，如今不仅集聚了一大批从事工业设计、软件开发、电子商务、电子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引领着区域经济发展中企业的自主创新和产业的转型升级，同时也吸引了阿里巴巴、吉利集团、中南影视等一大批企业总部落户，成为杭州总部经济最重要的集聚区。

以萧山区为例，其建设规划条件、产业布局条件、交通设施条件、高端人才集聚及金融环境等各方面都较撤县前有极大提升，企业自主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明显加快；全区工业总产值在2002年撤县时为1000亿元，到2012年已突破5500亿元。

2013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仅萧山区就有20家民营企业入围，而这些入围的民营企业的加速发展期正是撤县建区后的10年间。

在中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加快推动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的大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省份不必机械搬用东部经验。像在武汉市这样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及周边紧密地区，应大力实施都市经济圈发展战略，同时，在相对远离中心城市的地区，大力实施强县战略，改革市管县体制，消除县域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激发县域经济发展活力。

文章来源：支点杂志2014年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