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央不断强调户籍改革及其对城镇化的重要意义。6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出总的政策要求。6月18日李克强总理在英国发表演讲时又说，中国目前城镇化发展滞后，解决涉及三亿农民工的户籍问题是当务之急，而目标是让那些已经在东部城市工作的还具有农民身份的人取得正式的城市户籍，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

当前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思路：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其实代表了不同城市的难度。近期一些中小城市和中西部地区为吸引人才或挽救楼市而放松落户限制的新闻频出，可以说，当前户籍改革的“硬骨头”已经集中于大城市与特大城市。

大城市管理者普遍不希望放开户籍限制，其名义上的理由是所谓的“城市病”。然而大城市的承载能力不一定完全与人口数量挂钩，通过改善基础设施以及科学化的有前瞻性的灵活管理，就能缓解很多“城市病”。但是因为城市管理模式难以快速脱胎换骨，以及现行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等原因，也不能否认大城市管理者在短期内有其难言苦衷。为了降低提供公共服务的压力，他们选中了户籍这个方便的工具，将其与教育、医疗、购房、购车等挂钩，虽然借此而无需付出“以人为本”、精细化城市管理所需付出的精力，但导致一些城市居住者对城市的付出与其享受的待遇完全不匹配，这与城镇化的目标背道而驰。而有户籍的大城市居民享有大城市相对较高的公共服务水平，不愿被拉平，这使他们成为一定意义上的既得利益者，导致很多人对改革加以抵制。

中央《关于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到2020年，基本形成以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定职业为户口迁移基本条件，以经常居住地户口为基本形式的新型户籍制度。由此可见，户籍改革的精神其实是，要把户籍从一种因出生地而拥有的身份，改变为对在城市稳定居住这一事实的确认。然而限于客观条件，当前大城市可能更愿接受一种层次有别的确认，即积分制的居住证制度。这毕竟为大城市定居者获得户籍身份提供了一条通道，舒缓了矛盾，也可以成为循序渐进改革的一个跳板。务实的思路是对现行的积分制进行改革，使其规则更合理明晰、程序更简便，从相对的公平逐步走向全面的公平与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这样的渐进改革过程中，亟需加快财税制度改革，合理划分中央地方财力配置。与此同时，培育全国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严控各种经济优惠措施的出台，减少“政策洼地”现象，改变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得到倾斜性的公共资源投入的情况，实现城乡及不同地区的均衡发展，形成比较合理的大中小城市相间交错的分布结构。只有中西部城市、中小城市都有着充足的经济发展机会，高端与低端劳动力都如潮涌向东部大城市的状况才能改变，从而为大城市的户籍改革减少阻力。（衣鹏 张凡 申剑丽）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