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最近成为中美首脑会晤的重要议题。本文作者近期对“双边投资协定”及其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进行了一些研究，现将研究成果报告如下。 

过去三十年中，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生产设施外迁的首选目的地，中国的制造业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最重要的领域。2013年，中国各行业实际利用的累计外商直接投资为1170亿美元；2014年达到1190亿美元。过去三十年中，美国一直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重要投资国。美国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自2005年以来该数值变化不大。由于其他国家投资的增加，从2000年到2013年，来自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份额从10.8％大幅下降到了2.4％。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焦点是外商投资市场准入，这需要中国加大国内改革的步伐。由于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制造业比服务业更加开放，因此“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制造业产生的整体影响并不显著。

1. “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

“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类似于中国2001年加入WTO时的情形。尽管有些行业面临不利影响，中国加入WTO的经验告诉我们：总体而言，对外开放会使制造业实现更快的增长和更高的生产率。

1.1 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企业的影响

我们首先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企业生产率、盈利能力和出口倾向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企业的影响分为两类。一类是正面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会为中国带来技术、管理技能和资本，从而提升中国企业的生产率和盈利能力。另一类是负面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会加剧竞争，可能将一些中国企业挤出所在领域。

利用中国国家统计局2000-2008年的大型企业数据库，我们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国内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了计量经济学分析和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企业绩效的整体影响

首先，总体而言，我们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的生产率和利润有着积极影响。

我们首先使用回归分析，运用中国2000年至2008年的企业数据全部样本，估算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生产率、盈利和出口倾向的影响。估算显示，平均而言，外商投资企业的绩效优于非外商投资企业。在控制了更多变量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份额的系数均为正且显著。然后，我们根据不同的假设，对来自美国的外商投资所引起的企业绩效变化进行了估算。由于来自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份额近年来急剧下降，“双边投资协定”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要小于所有外国投资者的平均值。

我们还估算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盈利能力和出口倾向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出口、国有企业、劳动力和资产等变量后，外商投资企业对国内企业的利润率的影响影响是正面的。但出口倾向与外商投资企业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提高中国制造企业的绩效。

外商直接投资对具体行业的影响

计量经济学分析表明，在几乎所有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生产率直接影响都是正的。然而，外商直接投资对一些行业也会产生负的间接影响（一个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份额对该行业企业的影响）。

制造业的大多数领域已向全球市场开放，并不需要“双边投资协定”的保护。但一些领域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仍然脆弱：

（1）劳动密集型企业很容易受到外商直接投资的竞争影响。政府需要做的是帮助这些企业的产品升级，而不是在“双边投资协定”中设定保护措施。

（2）第二类行业由于存在较大的技术差距，容易受到外资竞争的伤害。这些行业属于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但与世界技术前沿相比具有较大的技术差距。在短期内，这些企业可能需要一些临时的“双边投资协定”保护措施。

（3）第三类行业将会面临外商直接投资所引发的环境问题，需要制定规章来控制损失。

政策变化对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或份额的影响

我们设计了一个回归分析来研究中国的保护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其中的被解释变量是行业的外资水平，解释变量是该行业的总销售额和表示保护政策的虚拟变量。我们使用了制造企业数据库中的四位代码行业数据。从固定效应回归中可看到，如果四位代码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被禁止或限制，外资总额将会减少1,176,522,000元人民币。

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将51项受到限制和禁止的项目解除10项，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将增加4.2％。由于美国只占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2.4％，因此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对来自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将很小。如果将“双边投资协定”中其他可能的内容考虑在内——如税法修改和争端解决条款的完善，这种估计的影响程度可能会增加。

总而言之，以上模型背后的基本逻辑是政策决定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规模，而外商直接投资提高了中国企业的绩效。

1.2 “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投资有所增加。总体而言，“双边投资协定”将有利于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并成为全球参与者。

对外直接投资（ODI）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我们首先作了一个回归，其中的因变量全要素生产率的对数，主要解释变量是“对外直接投资”（ODI，一个表示企业是否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虚拟变量）。我们使用的数据包括中国商务部的投资类别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企业数据库数据。

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提升母公司的生产率。控制了企业和年份的固定效应变量后，回归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可使母公司的生产率提高1.3％。控制了企业的所有权、资产总额和员工人数等变量后，双向固定效应回归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可使生产率提高1.1％。

间接影响检验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提升其他企业的生产率。一个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越大，该行业所有企业的生产率就越高。

2. 对中国谈判策略的建议

“双边投资协定”中的“负面清单”可根据中国现有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经过适当修改来制定。根据以上研究，我们现对中方提出了一些谈判策略建议。

表达加入“双边投资协定”的坚定意愿.从长远来看，“双边投资协定”有利于中国企业提高生产率和盈利能力。因此，中方谈判者必须表示通过谈判与美国达成“双边投资协定”的坚定意愿。

长期的保护措施.中方还需通过谈判，保留一些涉及自然垄断和国家安全的行业的长期保护措施。然而，这些保护行业的数目应受到限制。享受保护措施的领域应有限度，其中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稀缺的自然资源和一部分明确定义的战略领域。

对某些弱势领域实行逐步放开的政策.在短期，加入“双边投资协定”虽然有利于提高中国企业的总体生产率和盈利能力，但仍会对中国的一些企业或行业造成伤害。行业研究表明，一些制造业——尤其是那些市场集中度较高的行业和有较多国有企业的行业和技术差距较大的行业——将在短期内受到伤害。因此，有必要对一小部分的行业保护实行逐步放开政策。

“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应与国内改革配合.“双边投资协定”和国内法规具有不同的功能，因而需要分别对待。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后，对一些外商投资企业活动的限制可通过国内法规来实现。因此，可以将由国内法规管理的项目从“双边投资协定”的负面清单中剔除。

中国政府可根据“双边投资协定”的要求，对国内制度、法律和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国内的法律法规需要与对外经济政策保持一致。

3. 对制造企业如何面对“双边投资协定”挑战的建议

跨国企业的进入，对中国企业的现有市场地位构成威胁。中国加入“双边投资协定”后，某些领域的国内企业将会面临日趋激烈的外商投资企业竞争。

对国内企业的建议

1 国内企业需做好应急预案，以积极应对“双边投资协定”带来的挑战。它们需要更新技术、降低成本，并积极学习外国竞争者的管理技能。

2 国内企业需要充分研究和利用“双边投资协定”，使用“双边投资协定”中的国民待遇条款进入现行法规下对国内企业还没有开放的领域。国内企业还需学习如何通过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其中包括“双边投资协定”中的争端解决条款。

3 国内企业需建立全球战略，并根据不断变化的投资环境来重新配置资源，充分利用国内市场以外的利润空间。面对日益激烈的国内竞争，就可通过对外投资“走出去”，开拓新市场、掌握新技术。与国家的宏观全球战略类似，企业可建立起微观层面的全球战略。在“双边投资协定”时代，企业应做出是否从事外贸和外国投资的决策，以及参与哪些海外市场、如何参与等更广泛的决策。

对政府的建议

对于“双边投资协定”带来的变化，政府应为企业提供更详细的信息和财政支持，以帮助企业进行结构调整。在逐步解除保护的过程中，政府应明确告知企业，保护将逐步取消，企业必须为应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做好准备。

4. 结论

使用不同的计量经济模型和其他现有的研究证据，我们发现无论是对中国国内企业还是外向型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和“双边投资协定”都会对制造业产生正的整体影响。证据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可显著提升制造企业的生产率和盈利。适度放宽目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中国制造业吸引的各国外商直接投资可增加4-8％。当只考虑制造业中来自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时，这种影响较小。另一方面，“双边投资协定”也有利于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成为全球参与者。在与美国签署“双边投资协定”的同时，中国若能继续深化金融、司法、反腐败和国有企业等领域的改革，国内企业的生产率和竞争能力就会进一步提高。

总体而言，中国的制造业已向世界经济敞开了大门，这一进程仍需要继续推进。除国家安全、稀缺自然资源和明确定义的战略性领域之外，制造业并不需要特意的保护。在短期，少数弱势制造业需要实行逐步放开的政策。

国内企业需要更新技术、降低成本，并积极学习外国竞争者的管理技能。它们需要充分利用“双边投资协定”中的国民待遇条款，进入现行法规下对国内企业还没有开放的领域。国内企业还需制定企业的全球战略，根据不断变化的投资环境重新配置企业资源，充分利用国内市场以外的利润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