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我们提出测度城市病的指标体系框架见表1，该指标体系由人口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与风险、住房贫困四个方面组成。分别用人口拥挤指数、交通拥堵指数、环境污染与风险指数、住房贫困指数来代表各类城市病指数；四者共同构成城市病总指数。通过采集上海、北京、广州3个城市上述30个指标的具体数值，列于表1中。主要数据来源于3个城市的统计年鉴、相关出版书籍、研究报告及网上文献。然后，参照国际大都市的理想值、我国生态城市、宜居城市的发展目标及相关规划标准，确定各指标的目标值。继而对各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具体方法可分为三类：①对现状值大于目标值的指标，取两者之比值作为该指标的标准化值；②对现状值小于目标值的指标，取[1+(1-两者之比值)]作为该指标的标准化值；③对目标值为零的指标，以[现状值*100]作为该指标的标准化值。最后，依据各指标等权的原则，计算得到三个城市各类“城市病指数”及“城市病总指数”(表2)。“城市病指数”越大，表明“城市病”现象或程度越严重。

表2  上海、北京、广州三大城市的“城市病指数”

由表2可得出如下结论：①就城市病总指数而言，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表明三个城市中，北京的城市病现象相对较重，上海次之，广州较轻。②各类城市病在三个城市中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上海的人口拥挤指数最高，北京次之，广州最小；广州的交通拥堵指数较高，北京与上海大致相近；北京的环境污染与风险指数明显高于上海和广州；广州的住房贫困指数略高于北京和上海。

3  中国“城市病”的治理策略

3.1  需要针对其主要特性而寻求综合策略

首先，城市病是一种综合症。治理城市病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采取多方面的协同联动治理措施方能奏效。其次，城市病的治理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是一个产权问题、制度问题、人文问题乃至政治问题。仅仅企望通过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就能缓解或消除城市病是不切实际的奢望。技术路径是手段，制度路径是保障，而以新价值观重塑、环境美德培育和消费主义的生活态度和社会风尚变革等为主要特征的人文路径是基础[26]。技术路径如果没有制度路径、人文路径等方面的协调和配合，其效果将会大打折扣。唯有突破技术决定论的局限，跳出偏重物质、技术单一维度的束缚，寻求真正的综合之道，才能收到费省效宏之果。

3.2  要与城乡一体化同步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探索的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举措也不少，譬如：乡改镇、县改市、市改区、市管县，行政区域合并，扩权强镇等，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如下缺陷：一是偏重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行政区划调整等单个领域的改革和完善，没有将人口管理制度、土地管理制度、财税金融制度、住房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等作为一个整体来统筹谋划，既影响了制度创新的协同效应的发挥，又引发了不同部门之间制度和政策的相互矛盾。二是长期实行的城乡分离管理体制，不仅固化了城乡之间的利益分配差距，也不利于城乡混合型地区的一体化发展。而将已经都市化的地区分割出来单独设市或“切块设市”的传统做法，人为割裂了城乡共同生活圈和文化圈，明显损害了城市周边农村地区的利益。为了推进大都市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切实缓解大城市病，迫切需要从顶层设计城乡合治的新思路。韩国通过设立“都农复合形态市”，推动市郡合并，建立城乡合治新体制，既促进了城乡资源共享，降低了行政成本，又扩大了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和财政能力。北欧各国自1960年代以来，普遍开展了基础行政区合并，构建城乡混合形态的地方政府，建立城乡一体化管理体制和机制，推进城乡联合发展，既有效提高了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又逐步降低了行政成本[29]。他们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经验，不仅推进了城乡合治和一体化发展，而且促进了城乡和区域的均衡发展，并有效降低了“大城市病”的发生几率。随着我国城乡混合型地区的扩展，构建城乡合治的新型行政管理体制已刻不容缓。

3.3  城市病的治理要与城市转型升级相结合

城市转型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多阶段的发展过程，主要包括产业经济、社会结构、空间环境三个维度，其实质是城市发展方式和动力的重大变革与调整，即城市发展方式从粗放式、资源高消耗式转向内涵式、资源集约式的发展，城市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30]。城市转型的主要目标包括追求城市运营效率的提高、城市运营环境的改善、城市居民生活品质的提升、城市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城市资源的集约和节约利用等综合效益[31-32]，这些目标实现之时，也是城市病缓解或消除之日。城市转型的模式可划分为基于产业转型视角的模式、基于功能转型视角的模式、基于空间转型视角的模式三大类[33]。而产业转型、功能转型、空间转型正是缓解城市病的三种主要路径。

3.4  从向心型交通规划到网络型交通规划的转变，是缓解“大城市病”的技术路径之一

我国当前许多大城市向心型的交通规划理念和建设方案，显然加剧了城郊之间的通勤流和交通拥堵。随着大城市郊区各类超大规模的住宅区、工业区、大学城的建成，人口的就业、就学与居住的空间分离现象日趋明显，城郊之间大量通勤人口不仅成为制造交通拥堵的重要力量，而且增加了能源消耗。当然，机动车保有量的增长速度快于道路长度的增长速度也是造成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日趋严重的原因之一。因此，在大都市地区的新一轮交通规划思路调整中，要重视借鉴东京的经验，淡化组团式发展理念，强化网络型发展理念，推动传统的向心型交通规划理念向现代网络型交通规划理念转变，在产城互动融合发展进程中，切实增进郊区城镇之间、郊区城镇与农村之间的经济、社会、文化交流与联动。

作者简介：石忆邵(1963—)，男，湖南新邵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经济、土地资源管理、城市地理信息系统。Email: shiyishao@tongji.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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