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强调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和理论界的热烈讨论。但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重要概念，一些干部群众和专家学者存在不少认识上的偏差，甚至在理论上与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和西方国家倡导的结构性改革相混淆。当前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亟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理论上认清其与西方经济学供给学派的本质区别。

一、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是怎么一回事？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在科学判断我国经济发展所处历史方位基础上作出的战略部署，其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别的什么经济学。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理解这一点，需要简要梳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脉络，看清楚西方供给学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经过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对政府干预和需求管理的理论倡导，以及美国总统罗斯福实施一系列需求刺激的政策实践，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及其政策主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为流行。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遭遇滞胀困境，通货膨胀与失业率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被打破，西方经济学界开始寻求替代凯恩斯主义的新理论。后来被冠名的供给学派经济学，正是在这一潮流中应运而生的。可以说，作为一个经济学流派，西方供给学派滥觞于对凯恩斯主义的反思，进而发展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应地，由该学说衍生出的政策主张，也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政策倡导在渊源上相通，逐渐实现了相互合流乃至难分彼此。

       从当时看，西方供给学派既没有严谨的理论框架，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学派群体，它主要表现为一些以减税为核心主张的美国经济学家、记者和政治家的探讨和游说活动。在一些西方学者眼里，这个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以片面和武断著称，把经济活动的供给侧因素与需求侧因素断然割裂，否定后者的作用。供给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美国经济学家拉弗用所谓的“拉弗曲线”，即一条开口朝下的抛物线来描述税率与税收水平之间的关系，认为税收总量并非随着税率提高而增加，而是在税率超过某一临界水平后，税收总额不增反降。“拉弗曲线”意在说明，税收过高不仅会减少社会福利，而且可能减少政府的税收。由于宣称减税可以大幅度增加产品供给、刺激经济活动，进而最终也使消费者获益，围绕这个主张形成的经济学派，被人们称为“供给学派”。

       从该学派诞生起，经济学界对其理论和政策的批评持续至今。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拉弗曲线”并不能得到实际数据的支持。我们还可以从减税这个政策主张出发，看清楚西方供给学派经济学的片面性、局限性和缺陷，特别是其政策实践对民生造成的负面影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就认为，该学派明显夸大了税收结构的作用。他的实证研究显示，虽然对资本收入的减税可以提高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但其对总体福利的影响却微不足道。由于一方面更高的资本存量增长率仅能转化为较低的消费增长率，另一方面资本扩张在一定时期内还会抑制消费增长，因此，取消对资本收入征税的总体福利效果，仅相当于美国消费总量的1%。换句话说，这种政策实施的效果只是直接惠及资本收入者，而并不导致显著的总体福利改进。按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揭示的因果关系，恰恰是资本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和劳动收入增长，才造成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美国学者甚至政治家，通过回顾美国政府政策影响因素的变化，都得出了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社会是朝着有利于富人而不是穷人或中产阶级变化的结论。例如，美国政治学者吉林斯等人用计量方法，对美国1981—2002年期间1779项影响收入的政策进行分析后发现，经济领域精英和商界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府政策具有重要的影响，而普通选民和大众团体的政策影响力则微乎其微。对资本减税的政策正是这一表现的代表，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美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成为发达国家中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

 二、新自由主义框架下的“结构性改革”用意何在？

       与供给学派经济学在时间上相契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发展中国家倡导结构性调整，在西方工业化国家推行结构性改革。特别是由于这两个机构的贷款政策和资金援助，长期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和支配，都会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的扶贫贷款和救助性项目附加条件，要求受援国家实施由银行经济学家设计的一揽子政策，即称为结构性调整项目。这类政策的直接目的是保证资金的偿还，理想目标是引导受援国家走上以“华盛顿共识”为圭臬的发展道路，向包括构建自由市场制度、解除政府规制、推动私有化、实施财政紧缩以平衡预算、减少贸易壁垒等对内对外的经济体制转变。

       由于上述两个机构推行的结构性调整，往往不顾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也不考虑特定时期的具体经济情况，其理念和效果在几十年实践中广受诟病。例如，普遍认为这类项目威胁了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造成严重的债务问题；私有化导致国有资产和资源流入个人手中，公共目标被私利所取代；财政紧缩常常以教育、公共卫生等社会保护项目为代价。因此，有学者认为，这种结构性调整恰恰是发展中国家贫困不断滋生的原因。与此同时，为这种实践做出理论背书的“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理念，也以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辞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一职为标志，遭到来自这两个机构内外学者的广泛批评，可谓宣告破产。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下，许多发达国家推行了结构性改革。这些国家采取的政策虽然不无共性，即一般着眼于减少政府规制，通过鼓励竞争和价格灵活性强化市场机制作用，但各国政策实施并不像新自由主义教条本身那样整齐划一，它们改革的重点、推进方式和力度从而效果也大异其趣。此类改革一般涉及金融部门、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税收制度和贸易体制，各国根据对优先序的判断以及受到难易程度的制约，分别在某些领域实施较深入的改革，同时规避其他领域的改革，因而不同国家的实施效果不尽相同。事实说明，发达国家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热衷于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华盛顿共识”，在他们自己的改革中却并不存在那么多“共识”，改革决策更多是依据政党或政府的政治收益最大化目标做出的。正如容克在任卢森堡首相时说，我们都知道该做什么，只是不知道做了之后如何获得连任。

       按照这一逻辑，西方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分别或同时有两个走向。第一，政策朝着越来越有利于富人和牺牲中低收入者利益的方向演进，实际上阻碍了经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对支配改革的新自由主义进行反思时，通过对其倡导的资本项目自由化和财政紧缩两项政策的评价，指出相关改革导致的收入不平等代价是巨大的，收入差距扩大反过来又伤害经济增长水平及其可持续性。第二，追求选票而非立足于国家长远利益和民生目标，导致民粹主义政策泛滥。在对待经济全球化的态度上，一些国家为了遏制来自新兴经济体的竞争而摒弃自由贸易原则，实施保护主义政策。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一贯推崇比较优势学说，另一位获奖者克鲁格曼甚至宣称经济学家的信条是“我相信自由贸易”，而当看到美国不再是经济全球化的绝对受益者时，他们甚至尝试改写经济理论。

 三、牢牢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我国广泛使用并付诸实践的一系列重要概念，如经济发展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理念等，是党中央针对我国发展阶段变化、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当前经济问题主要原因及其解决方式进行的准确概括，与西方经济学中一些概念字面相似，但在内涵上是迥然相异的。可以说，这些概念的提出并得到高度认同，是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现实需要，具有理论上的内在一致性。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和概括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这一判断和概括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高度，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性变化和演进方向。习近平总书记还清晰地阐明了新常态的基本特征，就是增长速度从高速向中高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变，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向调整存量与做优增量并举转变，发展动力从传统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转变。从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的方法论来认识，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根本上在于供给侧的结构性因素，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必须靠结构性改革。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呈下行趋势，主要原因在于供给侧因素导致的潜在增长率降低。例如，人口红利迅速消失，劳动力短缺推动工资上涨速度过快，提高了单位劳动成本，降低了制造业比较优势和竞争力；新成长劳动力总量减少也使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缓；机器加快替代人提高了资本劳动比，导致资本回报率下降；农村劳动力转移减速缩小了资源重新配置空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也放慢了。既然经济下行主要原因不在需求侧，我们就不能过度采用刺激需求的办法维持高增长，而应把政策重点放在创新等供给侧政策上，加快培育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

       当前，以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个大逻辑引领经济工作，要求我们辩证认识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主要从供给侧因素着眼，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从结构性问题入手，消除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因素；以改革为根本手段，清除不利于生产要素供给和合理配置的体制障碍，挖掘传统增长动能的潜力，培育新的更可持续增长动能。要认识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期目标是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近期任务则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长期目标与近期任务都是针对中国所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在逻辑上完全一致。

       因此，我们所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及其政策主张具有本质区别。显然，这种区别主要并不体现在专业术语上，甚至也不完全在于一些具体的改革举措，而在于问题的针对性和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预期实现的最终目标。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我们所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动摇，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全体人民向共同富裕目标稳步迈进。只有坚持这个原则，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实践中，我们才能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特征，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划清界限，防止因某些用语上的相似造成认识上的混淆，干扰我国改革发展大局。

                                   作者：蔡　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来源：《求是》20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