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卸任，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任教。

　　2012年6月18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北大国际(BiMBA)创始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新结构经济学”学术研讨会上发表题为《为什么我们必须对发展经济学进行反思》的演讲。

　　2008年5月31日，林毅夫上午出席北大毕业典礼，下午直飞华盛顿正式就任。2009年6月2日，在到任世界银行一周年时举行的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部第四次资深经济学家研讨会上，林毅夫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观点。

　　“新结构经济学”框架的缩减版本曾发表于2009年10月19-20日墨西哥银行举办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挑战与战略”研讨会，论文初稿则分别于2009年8月20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之后进行了6次公开报告与研讨。2010年2月，《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作为工作论文，提交世界银行。

　　林毅夫在论文中说，这个框架可称之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和其变迁的新古典框架”，或“新结构经济学”。他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同时，政府的政策和各种制度安排必须考虑不同发展阶段的结构性特征，这些结构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各个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市场力量所内生决定，而非旧结构主义所假设的那样，是权力分配或其他外生固有刚性因素所决定。

　　“新结构经济学”的要点如下：

　　第一，一个经济体的禀赋及其结构（定义为自然资源、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在每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是给定的，并随发展阶段不同而不同，因而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也会随发展阶段不同而不同。不同的产业结构不仅意味着不同的产业资本密集度，还意味着不同的最优企业规模、生产规模、市场范围、交易复杂程度以及不同的风险种类。因此，每个特定的产业结构都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基础设置（包括“硬性”和“软性”）来尽可能降低运行和交易费用。

　　第二，经济发展阶段并非仅有“穷与富”或“发展中与发达”这两种离散情况，而是一条从低收入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工业化经济的连续频谱。因此，传统的二分法并不适用。在这条谱中，给定产业结构的内生性，处于任何一个发展阶段的发展中经济体的产业和基础设置升级的目标，并不必然是比自己所处阶段更高的发达经济体的产业和基础设置。

　　第三，在每个给定的发展阶段，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根本机制。作为一个连续变化过程，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要求产业多样化、产业升级和基础设置的相应改进。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的本质是一个创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先驱企业会为经济中的其他企业创造公共知识，任何一个企业对这些公共知识的消费都不会影响其他企业对它们的消费，而且没有一家企业能够对这些公共知识做到完全排他性的占有；并且，个体企业在做投资决策时无法完全内化对基础设置的改进，而基础设置的改进却对其他企业产生大量的外部性。因此，在市场机制以外，政府还必须在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而重要的协调或提供基础设置改进以及补偿外部性的作用，以促进产业的多样化和升级。

　　林毅夫认为，“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对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挑战：必须更好地理解市场和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自的作用，以及它们如何通过相互作用促进私人部门的发展。这就直接导致了数个重要的研究问题：如何设计并执行一套成功的经济发展方法，以使得产业变迁的多样化和升级过程更为平滑？政府干预过度或不足究竟在何处引起了扭曲，如何才能达到无扭曲的最好境地？政策制订者怎样才能保证经济转型过程的平顺？

　　这些问题，对于仍受困于危机中的全球经济而言，日趋急迫。林毅夫将“新结构经济学”称为“发展经济学3.0”，回国即在北京大学开讲。他讲述了这个理论的起源、框架，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政策建议。《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整理、刊发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学术研讨会上的讲稿，为经济学界讨论相关话题提供新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