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李曦辉，男，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北京产业经济学会会长（北京 10008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历史性、全局性的变化决定了党和国家在新时期的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为理论的丰富、实践的发展指明了道路。从矛盾双方的主体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根源在于社会各个层面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而消除不平衡不充分的终极目标亦是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其中，作为中国面积最广程度最深的欠发达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无疑成了破除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最大掣肘，而少数民族群众也成了对美好生活最为渴望的群体。
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问题分析
解决民族地区发展问题，是新时期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胜利的关键问题。
1.生产力水平与民族地区发展不相适应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首次将生产定义为“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同时提出“生产和交往之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不久每一个城市中都设立一个占优势的工业部门”。认为分工与协作构成了生产力以及生产力布局的基础和根本原则。生产力作为一个多要素多层次的整体系统，表现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要素在一定的组织方式下按照适当的模式和比例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不断发展变化。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生产要素在空间范围内以何种形式进行分布和组合影响着整个系统的资源配置效率，亦即所谓的生产力布局。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对生产力布局方案的优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与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诉求是一致的。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生产力布局也在不断地调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囿于自然环境、资源禀赋及区位条件等方面的差异，传统的非均衡的区域发展模式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国内大量的生产要素例如政策资本、物质资本及人力资本迅速汇入东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引擎。而内陆腹地的民族地区长期处于经济发展的外围。直至1999年，伴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逐步升至刘易斯拐点，中国开始对区域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及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逐步形成了“东部—中部—西部”阶梯式经济发展格局。经过近20年的发展，民族地区经济体量实现了跨越式增长，但是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状态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在总量指标以及人均指标上均存在较大差距。据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统计，2015年，民族自治地区生产总值仅占全国生产总值的9.71%，人均GDP为35181元，远低于全国50251元的平均水平。
形成以上差距的内在原因在于生产力系统各要素配置的不均衡与不充分。劳动者作为劳动的主体，生产力的发展亦即劳动者征服自然进行物质资料生产能力的发展，而在实践中制约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和主观能动性的因素通常意义上体现为个人的综合素质，诸如受教育水平、智力水平及创新能力等。根据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标准，通常用人力资本来衡量劳动者拥有的能力和素质。据《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6》披露，2014年西部地区人均人力资本为19.45万元，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为11.03万元，仅为东部地区的50.38%和53.21%，且人均人力资本排名后5位的新疆、青海、云南、西藏和甘肃，均为民族地区。从劳动资料来看，以手工为主、机器为辅的生产工具体系严重制约了民族地区发展，滞后的交通及网络等基础设施成为影响民族地区生产力提高的一大短板。而从劳动对象来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程度相对较高，主要从事以土地及矿产资源为依托的以初级加工为主的粗放型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水平提升。
2.与周边发展中国家共同构成了“一带一路”走出去的凹陷地带
“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期中国运用全球化思维、立足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提出的伟大构想，主要包括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6大经济走廊建设，大都集中在东北、西北和西南3大区域。从分布范围来看，这与中国少数民族聚集区域范围不谋而合，为中国民族地区优势互补、开放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同时也共同构成了东亚和西欧经济圈之间极具发展潜力的“凹陷地带”。
所谓凹陷地带（以下简称凹地），亦即四周高、中间低的地区，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经济凹地，是指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周边地区，成为一定范围内的经济低洼地带，一般表现为经济总量水平低，经济增速较慢，未能形成规模产业或是支柱产业的基本态势。作为“一带一路”倡议重点组成部分的西部民族地区拥有全国72%的国土面积、27%的人口、20%的经济总量，而对外贸易仅占全国的7%，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额分别仅占7.6%和7.7%。这说明西部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还很低，经济发展潜力还有待挖掘。而从整体来看，民族地区和沿线国家共同组成的“一带一路”经济带发展水平与两端的发达经济圈落差很大。且囿于地缘政治、边境争议以及民族宗教等冲突，6大经济带的联通程度都处于初级水平，呈现碎片化状态，未能形成系统的互联互通状态，难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保障。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为例，它至少涵盖了中国云南、孟加拉国、缅甸及印度东北部的广大地区。众所周知，云南作为窗口自1999年世博会后经济社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与东部地区相比，依然属于欠发达地区。而孟加拉国与缅甸是世界范围内最为贫困和落后的地区，被联合国归类为“最不发达的国家”行列，加上印度北部，世界贫穷人口的40%居住于此。因此，无论是从国内视角还是从国际视角，经济带和两端形成了明显的势差，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合理开发定将成为区域经济的又一增长极。
3.全面脱贫缺乏内生机制而难以持续
随着改革的持续深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实际，不断丰富和完善“小康社会”的内涵，并在党的十八大中首次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时代。就当前实际而言，全面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中国贫困的地域空间分布规律可总结为:贫困多集中于西部民族地区，在自然条件恶劣、生态脆弱的地区，贫困更是呈现连片分布状态。2013年，中国首次提出精准扶贫以来，外源推动的基本趋势逐步加强，国家仍然是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主要力量，国家对于贫困地区的政策倾斜、资源投放逐年加大，在反贫困的实践中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2013年至2016年，中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由9899万人减少至4335万人，年均减少1391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至4.5%，年均下降1.4个百分点。但是，以西部地区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集区经济发展滞后的现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因为绝大部分集中连片特困区分布于此，脱贫难、返贫率高成了最大的问题。据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统计，2016年民族地区8省区共计402万人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人口总数从2015年底的1813万人下降到1411万人。然而，在全国贫困人口大幅减少的情况下，民族地区8省区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的比重却缓慢上升，从2011年的30.4%升至2016年的32.55%。换言之，民族地区贫困人口比率在全国贫困人口大幅下降的整体态势下却升高了，充分反映出民族地区全面脱贫任务异常艰辛。
反贫困是一个系统工程，从全球范围内看，反贫困成功的地区无一不是内外兼修。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作为扶贫工作的外源主体，是反贫困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是脱贫的最终动力来自贫困地区贫困者本身。究其原因，民族地区全面脱贫成效缓慢的关键在于缺乏内生动力，群众脱贫意愿不强，难以确保反贫困工作的持续性。非均衡的区域发展政策和城市化所造成的二元结构，导致民族地区大量的劳动力外流，贫困地区空心化成为普遍现象，以老弱病残孕幼为主体的留守人群又为贫困的代际传递增加了风险和可能。因此，激发民族地区贫困主体内生动力，是决胜小康社会的重心所在。
4.经济发展没有咬合上全球化的链条而容易诱发民族宗教矛盾
根据世界经济的发展规律，在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的前提下过快的市场化和现代化，势必带来利益分化和收入差距，由此产生的“马太效应”也将成为全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边疆地区多样的民族构成以及星罗棋布的小聚居结构，从地理层面上限制了人们的交流交往，此外长期沉淀发展而成的民族文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传统性，加强了民族凝聚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外部信息的接收，全球化要求的生产要素自然流通无法在民族地区实现。因此，除了区域政策的非均衡性，内在因素的制约也使边疆地区成了利益分配链条的最末端，难以咬合全球化浪潮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在当前宗教问题及民族问题区域化国际化的态势下，长期以来的发展边缘地位，随着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带有民族意识的利益诉求觉醒加剧了民族地区发展的复杂程度，因此产生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日益增多。此外，因为中国民族地区大多地处边疆，跨境民族、地缘政治、国际问题的特殊性无疑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使得民族地区的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化。
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到的重点关照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多次提到民族地区，这一特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走势，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现代化的进程。
1.主要矛盾的不平衡，不充分将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和对口支援力度
中国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长期以来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一直处于非均衡发展的状态，而民族地区大都以“大杂居、小聚居”的形式落户于边疆或偏远高寒山区，区域分布除了严重制约社会经济发展之外，又增加了公共产品及服务的供给成本。此外，民族地区还肩负着边疆安全、民族文化保护、反分裂等公共事务，其收益范围惠及全国。所以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族地区的民生，破除主要矛盾的不平衡不充分，最大限度地满足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不仅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需要，也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但是以上目标的实现是难以独立完成的，需要外部的支援。政府及社会组织等力量构成了民族地区发展的“外源动力”主体，而纵向转移支付和对口支援则成为其中的两大方法，这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之一。
转移支付制度是中央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规范化的转移支付体系能够为落后区域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对改善民族地区发展态势，矫正外部性，提升区域内的公共产品供给度，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面对民族地区较低的财力水平，一直给予不同程度的财政补助，直至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针对落后地区的财政转移制度趋于规范化。基本形成了以纵向府际关系（自上而下）为主，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税收返还为主要内容的财政转移支付关系，一定程度上对各地区财力不均等现象发挥了调节作用。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针对结构失衡和社会公平缺失的问题，在不断完善纵向转移支付的同时，中央及各级政府也逐步加强对横向转移支付的探索。横向转移支付是指不具备上下隶属关系的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不仅仅局限于财政往来，还可以是人力、技术、物品、项目及资本等各层面往来，当下对口支援是横向转移支付的主要探索。新时期为了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破除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势必要求党和中央加强对民族地区的纵向转移支付以及对口支援的力度，创新具有造血功能的转移支付体系，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形成更加有效的政策体系和制度安排，提升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2.脱贫攻坚战役就是民族地区的平衡充分发展战略
贫困是自然、社会、经济和制度等因素相互作用和制约的结果，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如前文所述，贫困地区特别是连片特困地区本就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产物，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在脱贫，脱贫的关键在连片特困地区，全国18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有11个在民族地区，所以民族地区的贫困是实现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是全国扶贫攻坚的硬骨头。解决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仍然需要放在区域协调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倡导的脱贫攻坚战役无疑就是民族地区的平衡充分发展战略。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对于解放初西藏和新疆的帮扶援建。随着改革开放，工作重心的转变，进一步扩大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规模。尽管扶贫开发工作成绩斐然，但贫困地区特别是连片特困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观，还存在发展理念滞后、内生动力不足、体制机制缺失等问题。新时期精准脱贫和区域脱贫相结合战略的提出，打响了一场脱贫攻坚战，是对经济新常态，实现均衡发展的政策回应。从根本上说，所谓精准脱贫，就是对扶贫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是推动社会扶贫多元化，最大限度地协调扶贫资源的过程，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途径。以协调和平衡作为工作重心的精准扶贫工作，一方面需要激发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协调社会扶贫资源，为精准脱贫提供现实基础和可能；另一方面，也要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最大限度地做到所需即所供，同时兼顾扶贫效率和效果。
3.区域协调发展就是与老少边穷地区高度叠加的民族地区的西部开发战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基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从中国区域发展的新形势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要求出发，明确提出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这是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中国区域发展的新部署，也是今后一段时期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行动指南。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在协调均衡，均衡的重点在于实现后进地区向先进地区的追赶。追赶的方式在于提升后进地区的开发开放程度。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新时期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主要任务，特别将加大力度支持老少边穷地区快速发展和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放在了重要位置，充分表明了党中央要加快老少边穷地区发展的决心和魄力。老少边穷地区多位于中国中西部地区，是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的凹陷地带，不仅是全国发展的短板，同时也是西部地区发展无法避免的硬骨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对老少边穷地区发展的全面提升，而加大力度支持老少边穷地区任务的提出又是对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的具体要求，二者并不矛盾，相反这是高度叠加的，对拓宽中国区域发展空间、增进区域发展协同性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提出就是与老少边穷高度叠加的民族地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
4.加快边疆发展，巩固边疆安定就是主要针对民族地区的高边疆战略
罗中枢（2018）认为，边疆是复杂矛盾关系所形成的国家主权、利益、能力所及的边缘，各类物资在这一地区交流互通，维系着一个民族与国家的生存，具有深刻的国家属性，是国家、经济及民族领域的边缘区域。中国陆地边境线长2.2万公里，跨越9个省（区）（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云南、广西），与14个国家接壤，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世代居住于此，是集偏远山区、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于一体的特殊地带。中国绝大多数的髙原山地和沙漠戈壁也集中于此。恶劣的自然条件、险峻的地理地貌严重制约了生产方式的更迭，延缓了边境线的现代化进程，成为发展的屏障。经过改革开放战略的不断推进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大力实施，边疆地区旧社会遗留的问题逐渐消除，基础设施也得以逐步改善，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国际政治的复杂化，边疆地区暴露出诸多不稳定因素，例如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出现合流趋势，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叠加、境外势力干扰、跨境问题频发等问题，给边疆治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此外，市场经济所倡导的竞争文化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渐凸显，且囿于区域发展失衡所导致的分配不均，客观上助推着民族认同出现非理性增长。因此，如何有效地治理边疆成为影响整个国家安全与发展的突出问题。纵观国内外的边疆治理，都是追求“稳定、发展及和谐”三者的统一，其中稳定是基础，发展是动力，和谐是目标。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加快推进，边疆地区逐渐成为中国区域发展的一极，边疆地区发展与否是“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阐述的边疆地区各族人民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比内陆人民更为丰富，包含了对稳定、发展及和谐的迫切诉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国家总体发展上注重结构性调整，强调“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这样的部署就是针对民族地区的“高边疆战略”，将提升沿边开发开放水平，促进边疆发展新态势的形成，进一步优化中心—外围、内陆—边疆的互动格局，从而推动国家的整体发展。
5.“一带一路”倡议，就是突破民族地区欠发达的短板
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推开放，是影响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决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作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对于指导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促进和平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必将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由东向西渐次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适时提出打破了长期以来以东路海运为主的贸易模式，不仅联通了中国与沿线国家，也将为有效地连接内陆和沿海地区提供物质条件与政策基础。“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大部署，也可称作中国版的全球化，它与现实版全球化模式的根本不同在于地缘政治想象的差异化。秉持西方式的中心—外围、核心—边缘地缘政治想象的全球观，难免会造成国家间矛盾的频繁出现，进而还会形成相互对峙的国家集团，全球市场也只能是支离破碎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从理论上解决了全球市场的割裂问题，将加速民族地区生产要素的流动，补齐后进地区现代市场的短板，为人类带来市场规模范围最大化的收益。“一带一路”倡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指导下，从倡议到落地推进，也就意味着以边疆为主要地域特征的民族地区将立足于国内外两大市场，从对外开放的最末梢，经济发展的最末端，逐渐走向改革的最前沿阵地，突破发展的短板，成为开发开放的关键枢纽，形成海上和陆上通道齐头并进、东西双向的开放格局，为缩小西部和东部地区的差距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使东中西部均衡发展成为可能。
6.实现民族交流交往，就是充分发展民族地区，让各民族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
民族融合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现象消亡的本质、社会历史条件及原则的理论。“民族交往交流”一词于2010年被党中央首次正式提出，此后不断发展践行，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是在新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实践，是对马克思民族融合理论的新发展，深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工作重点及发展规律的认识。
民族交往交流并不是当前社会独有，它是一种历史现象。几千年来，各民族通过不断的交往、教育、融合，最终形成了56个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态势。但是不同于以往历史上以阶级压迫、民族征服为背景的民族政策，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民族工作重点都是以民族平等为前提条件的，是一种新型的民族关系。新时代下，实现民族交往交流明确了民族工作的发展方向和着力点，对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民族交往、民族交流与民族发展相伴相生、相辅相成。民族交往是民族交流的前提，民族交流是民族交往的进阶，民族交往、民族交流是民族发展的基础，只有各民族之间发生了具体的互动、交往和交流，才能促进信息的交换、生产要素的流动，推进民族地区不断地发展。民族发展是民族交往和民族交流的动力，既是手段也是目标，能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奠定物质基础。具体到发展本身，则有两层内涵，其一也即浅层次的内涵即为民族地区本身的发展。以尊重民族差异为基本前提，增加国家认同，推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激发各民族现实需要，促进少数民族共享改革成果，实现人民需求和地区发展的统一。其二为民族本身的发展，即通过地区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促进少数民族群体整体素质结构的不断改善，咬合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成果，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实现经济、社会、技术和文化的同步发展。
7.实现人力资源向老少边穷地区流动应主要完善与之高度叠加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环境
伴随着经济转型的持续深入，仅依靠生产要素单纯叠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提升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创新生产要素的使用效果才是当前现代化进程的关键环节，而这都是人力资本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所以人才是提高区域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引进和集聚优秀人才，用好并用活各类人才，也成为各地区、各级政府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实现高效发展的动力之源。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鼓励引导人才向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基层一线流动，努力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让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就发展现状而言，有效盘活老少边穷地区经济活力的关键因素在于高素质人力资本的缺乏。脱贫有意愿却无能力成为大部分贫困地区的普遍现象，而“造血型”脱贫方案难以生效的关键问题也在于缺乏高素质人才。因为老少边穷地区总体发展水平滞后，经济下行压力巨大，创新能力不足，生活条件和创业条件较差，很难形成对人才的吸引力。所以，要实现人力资源向老少边穷地区流动的首要任务应当是完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环境，制定相应的人才引进支持政策，对于到老少边穷地区发展的人才给予优惠政策和经济补助，鼓励并吸引大型企业到老少边穷地区创办企业，搭建人才交流平台。
三、保证党的十九大精神实施的民族地区重点发展战略
在党的十九大以后，我们应该提出对民族地区的重点关照措施，以保证党的十九大精神的落地实施。
1.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边疆发展战略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改革进入攻坚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创新性的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发展观点的实践总结，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高度契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回答了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的根本问题，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理念，诠释了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彰显了执政为民的责任担当，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内在要求。
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边疆的稳定发展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边疆发展战略至关重要。第一，必须以满足边疆各族群众生产和发展的现实需求为边疆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求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贯穿于边疆治理的全过程，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充分凸显“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的价值准则。第二，处理好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关系，把改善民生，促进各族群众全面发展作为关乎地区长治久安的关键问题。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加快补齐民族地区基础设施短板，不断提升发展质量。第三，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增强少数民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实现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统一结合。第四，完善利益分配方式，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拓宽发展成果共享的途径，调动各族群众参与改革实践的积极性，激发民族地区的脱贫意愿和发展需求。第五，完善并创新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的扶贫机制，逐步实现从物质性扶贫到服务性扶贫再到发展性扶贫的跨越，塑造民族地区的自我造血机制。
2.基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援扶持战略
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发展历史上极具优越性的社会制度，而立足于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和发展，而且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成全面小康社会建成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明确“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的发展方略，破除当下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带来的桎梏，满足各族人民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需求。
首先，实施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基础的支援扶持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的“加大力度支持老少边穷地区加快发展，强化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等区域协调扶持战略，从根本上说是和各族人民迫切发展的决心相匹配的，是符合各族人民利益的。但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关键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党和中央政府长期以来开展民族工作的基础，因此在深化改革，确保市场经济运行秩序的同时必须尊重和维护民族自治地区的自治权，充分保障民族地区的利益。其次，实施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为基础的支援扶持战略。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和着力点，立足国际国内两大市场统筹协调民族地区开发开放，强化东西部地区市场的统一性，优化生产要素的流动市场。完善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公平制度，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族人民参与分配的积极性，激发各族人民努力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实现社会发展和各族群众现实需要的统一，推进以往“输血”型的扶持方案向“造血”型的转变。再次，实施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基础的支援扶持战略。明确政府和大型国有企业在改变民族地区落后状态，推进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及决胜全面小康中的领头作用，同时以市场机制为导向，运用协作开发模式引入多种所有制参与到民族地区的扶贫攻坚和开发开放中来，激发民族地区的市场活力，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
3.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设施水平均等化战略
党的十九大把“一带一路”建设提到了非常高的位置，并且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将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内容写入党章。这一举措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坚定信念，同时也表明了中国坚决破除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决心，对民族地区赶上全球化的末班车至关重要。与西方主导的核心边缘、中心外围的地缘政治不同，“一带一路”倡议强调互利共赢。但是，当前实现互利共赢的前提是6大经济带实现互联互通，没有互联互通，互利共赢就只能停留在口号阶段。在这其中设施联通是需要首先解决的关键问题，没有基础设施的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均无从谈起。
基础设施落后长期以来都是制约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建设“一带一路”优先发展的领域又在于设施的联通，因为基础设施作为公共服务设施的重点，能够产生明显的投资拉动效应，所以民族地区必须以实现基础设施水平均等化为目标，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提升基础设施保障能力。第一，厘清自身区位特点和发展优势，结合“一带一路”行动纲要和国家对外开放的战略规划，明确新时期区域内的建设重点，制订可行的项目计划，实现从规划层次和国家开发开放计划的有效对接。第二，以提升跨境联通能力为第一建设要务，全力投入国际大通道建设，积极推动“一带一路”经济带沿线公路、铁路、航线等运输通道连接，增强跨境运输线路辐射范围，提升跨境运输能力，尽快形成东西互通、内外相连的便捷通道。第三，内部以实现运输体系提档升级为抓手，以加快与京津冀经济带、长三角经济带及其他东部沿海地区通道连接为目标，进一步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搭建，着力补齐民族地区运输设施短板。第四，完善民族地区水利、电力等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数字化、光纤化等网络工程，努力实现民族地区信息化。第五，提升口岸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和互联互通水平，加强电子口岸建设，进一步完善口岸功能，完善口岸管理机制，提高口岸通关效率，促进口岸通关、人员和货物往来便利化。第六，提升少数民族地区城区基础设施承载能力，依托旅游资源，重点打造开放型旅游专线及项目，扩大人员就业，激发内生动力。
4.基于国家长治久安的经济高边疆战略
源于新技术的不断推动，全球化成为这个时代最主要的特征之一。随着商品和生产要素不断的突破固有的民族国家的地理疆界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使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得以缓解，同时各民族国家在更广泛的层面融入世界，享受全球化带来的发展红利，自然衍生出了很多无形的边疆。这其中的经济边疆是全球化背景下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长期以来，如何最大限度地共享全球化带来的发展红利，而又降低全球生产带来的风险，真正构筑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经济高边疆战略成为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
第一，实施经济高边疆战略的首要前提是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国家的和平稳定、长治久安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障，而经济发展又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动力和条件，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特别地，由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未来一段时间内，经济高边疆战略的主战场都会在多重矛盾交织的民族地区，所以在稳定的基础上发展尤为重要。第二，明确经济高边疆的战略目标和实现路径，以建设“一带一路”为契机，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促进人民币的跨境流动，稳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第三，经济高边疆战略要盘活民族地区发展潜力，实现民族地区从改革开放大后方向转向发展的第一线，实现连通内外的关键枢纽的转变，同时从东部地区资源及劳动力供给地转变为投资和利益的主要享受方，以更好地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四，经济高边疆战略要求民族地区用开放的眼光，立足于国内国外两大市场，准确把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坚决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不断拓宽中国的经济发展空间，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注入新动能、新活力。第五，经济高边疆战略要求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明晰经济安全边界，建立以国家利益为基准的防护预警措施，确保人民的根本利益。
文章来源:《区域经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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