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也成为各国经济理论界试图揭开的“秘密”。但面对目前出口疲软、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不振、消费增长乏力的形势，一些人提出了中国经济是否还能继续高速发展的疑问；有人把经济新常态等同于低速化，甚至有人以“中等收入陷阱”理论为依据，证明中国经济增长无力的必然性。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也似乎证明了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在19世纪末号称“日不落帝国”和“世界工厂”的英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开始衰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逐步被美国所取代；美国经历了10年即从1934年至1944年的高速发展后，经济增速也逐渐下滑；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只经历了1951年至1960年10年的高速增长；日本虽然创造了从1945年至1973年近30年的“明治维新繁荣”，但之后却“稳定”下来。那么，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到底是怎样的？在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什么？能否避免、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可持续发展？本文试图对相关问题做一些探讨。

一、文献综述

迄今为止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文献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西方经济学，另一类是中国的经济学，更为准确地讲，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主要分为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两个流派。本文的文献综述就沿着这样的思路展开。

1.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述评

最早的经济增长理论可以追溯到重农学派和重商学派。重农学派是18世纪50—70年代的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当时的社会从自然的农耕经济刚刚开始向工业经济过渡，重农主义的财富观——农业产品的增加在体现其历史局限性的同时，社会观——自然秩序则体现出这种过渡和经济基础的转变。不过，无论该学派所提倡的“自然秩序”是否科学，也无论其理论学说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有多么强大，其所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个人物质财富的增加；其所提出的个人自由只是这种财富增加的条件，而不是财富增加的目的。

如果说重农学派重视的是土地上农产品的增加的话，那么，从重商主义开始，就把这种对财富的追求从物质形态的农产品转化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形成了货币幻觉，从而出现了“货币拜物教”。但这也仅仅是对货币和物质财富崇拜的开始。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将研究重心从重商主义关注的能换回货币的国际贸易转向了实际的物质生产领域，逐步开始研究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和机制，但这并没有使其对物质财富的追逐有丝毫的改变。亚当·斯密虽然关心的是国民财富，但这也仅仅是在实际生产领域由于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所引致的财富的增加，其在理论上的贡献和局限性几乎同样突出：他所确定的经济增长完全集中在实际生产领域，其后的经济增长理论几乎都局限于此。大卫·李嘉图强调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其关心的是由收入分配产生的资本积累和生产率改进对实际生产的意义。马尔萨斯强调人口增长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几乎体现出了人口红利的含义，但“人口陷阱”理论暴露了其将经济增长局限于物质生产（消费资料生产）的问题。马歇尔提出了工业组织问题，看到了外部性的存在，但他把这些伟大的发现限制在为了实现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这一领域。现代创新理论的奠基人熊彼特提出了创新是发展的本质规定的论断，并将创新分为技术（产品）、市场和企业组织等，但这仅仅解释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并没有使其成为突破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范畴的“武器”。

如果说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综合地分析经济增长，其中不仅包含了技术、劳动、资本等要素，还包括了分工、企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关系的话，那么，哈罗德—多玛模型则是纯粹的研究现实的资本（储蓄）和劳动（人口）两个要素，提出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正相关，与资本产出比负相关的结论（国民收入增长率g=储蓄率s/(资本存量K/国民收入或总产出Y））。从这一阶段开始，西方经济学者就逐步深入到了经济增长的各个要素分析，而离开了综合性地研究和解决包括社会和政治等问题在内的经济问题的思路。如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学家的索洛—斯旺模型用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生产函数取代哈罗德—多玛模型中的固定系数生产函数，以资本与劳动同质并可相互替代等为前提，分析的仍然是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Q=F（K，L），或者y=f（k）），实际上只是因袭了哈罗德—多玛模型的传统，深化了对资本积累的分析。

凯恩斯不仅构建了宏观经济学的框架，而且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其所关心的只是国民收入的增长。以琼·罗宾逊为代表的新剑桥经济增长理论以凯恩斯的理论为基础，试图综合李嘉图、马克思的观点，以历史观代替新古典综合派的均衡观，强调通过收入分配（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变动来改变（提高）储蓄率，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率，即利润率w=经济增长率Y/资本家的储蓄倾向Sp，体现出收入分配结构在决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是，一方面，这一理论并没有解决收入分配结构决定的问题，也就是说，并没有从根本上说明决定利润（资本家收入）与工资（工人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份额的因素，只是从现象上看到了资本主义收入分配不公所引起的经济危机（消费不足、生产过剩）的必然性，因而也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另一方面，该学派秉承西方经济学一贯的研究视角和目的，把有利于资本家的收入分配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而不是通过经济增长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和全人类（资本家和工人）共同进步，也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

以罗默、罗卡斯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学派以“技术内生”为核心，提出了一个源于利润极大化的经济主体有意识投资决策的内生技术变化的垄断竞争均衡增长模式，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增长模型，提出了要素收益递增的观点，从而说明了人均产出可以无限增长、经济增长率可以随时间变化而单调递增的可能性。但是，经济过程不仅仅是经济问题，生产过程也不仅仅是生产问题。不考虑或者考虑不到，或者忽视其中的社会问题、文化问题、价值观和认识论问题，都是对经济和生产的偏解。相对于新增长理论来说，他们的目的是人均收入的增加，但这里的人均收入主要是资本家的人均收入，而工人的人均收入只不过是资本家人均收入的一个变量，即为了保证资本家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不得不考虑工人的人均收入的增长。

如果说经济增长理论由于仅仅关注物质财富的增长问题而显得片面的话，实际上，发展经济学也并没有真正关注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虽然其考虑的因素有所增加，不仅涉及物质增长，而且涉及社会、经济制度以及文化的演变。正如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在《经济发展》一书中认为的，经济发展一般定义包括物质福利的改善，尤其对贫困线以下的人而言，根除民众的贫困和与此关联的文盲、疾病及过早死亡；改变投入与产出的结构，包括把生产的基础结构从农业转向工业；实现适龄劳动人口的生产性就业，而不是只由少数具有特权者来组织经济活动；相应地使具备广泛基础的利益集团更多地参与决策，以增进公众福利。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发展经济学研究人均产出低于1980年2000美元的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行为。显然，这不过是用经济增长理论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用发达国家的标准衡量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避免经济增长理论的缺陷，也没有真正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在新增长理论之后又出现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制度学派（制度经济学）、结构主义等，甚至所谓福利经济学，按照目前的逻辑，西方经济学未来还会出现不同的学派和观点，但不论如何演进，都逃不过一个目标、两个方向。一个目标就是经济增长，即（资本家阶层）物质产品产出的增加；两个方向就是越来越微观化和越来越现实化。前者是指对个别要素越来越深入的分析，后者则是逐步加入新要素，使之假设更符合现实。

简言之，西方经济学是从生产研究经济，即通过深入研究个体、公司、国家的生产过程中的各个要素，从而发现影响产出（西方经济学所谓的经济增长）的问题。正如美国经济学家S·库兹涅茨给经济增长下的定义，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基础上的。实际上，由于历史和视角的局限性，特别是文化的局限性，西方经济学者几乎都是从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开始关注经济的，而且他们所关注的也只有经济增长问题。在他们的研究中可能会加入一些其他要素，比如分工、技术、制度、组织、社会福利甚至思想意识等，但这都是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可以说，他们融会了商品经济的效益理念，贯通了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满足于对个别自变量研究的深入，自豪于对新的自变量的发现，忽视了人本身及其社会性问题。这种对产出和增长的认识不是建立在对个人价值、社会价值以及社会生产目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将增长自身作为最终和唯一目的的认识之上。如果这种对西方国家经济的分析没有错误的话，这就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根本区别，因而也将构成资本主义西方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学的根本区别的基础。

2.关于中国的经济学评述

除政治经济学外，中国理论界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经济学派。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政治家凭借着对中华文化和智慧的深入了解，发挥其高超的理论造诣，创造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与时俱进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至当前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如果说西方经济学表面实证实则偏颇的致命缺陷不能解释、更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很好地符合了中国的实际和需要，因而不仅指导了中国革命，更指引了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实践。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而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解释现象。由此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服务对象是包括广大民众在内的整个国家，而不是资产阶级及其国家。也由此决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采用了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全面分析方法，而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实证且局部的分析方法。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是从政治方面解释和揭示经济，这就摆脱了西方经济学从企业生产和经济本身研究经济问题的羁绊；当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政治经济学既不是简单地用政治解释经济，也不是用经济诠释政治，而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研究经济问题，把人的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生产力）作为根本，把人们认识自身、利用自身的方式（生产关系）作为基础，把对人的管理（上层建筑）作为保障，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的，这就把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一有机整体的核心就是人本身，也就是人的全面发展，是个人身心的全面、协调、持续发展，同时也是所有人的身心的全面、协调、持续发展。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方面是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即个体不离整体，整体不离个体；个体是整体中的个体，整体是个体有机融合后的整体；不能重个体而轻整体，也不能重整体而轻个体。另一方面是身与心的关系，也即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身不离心，心不离身；物质不离精神，精神不离物质，既无重身轻心，重物质轻精神，也无重心轻身，重精神轻物质。由此决定，把经济基础看成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说明经济只是社会的一个侧面，经济学是从经济角度研究社会，因而组成经济的要素不仅仅是GDP和消费、出口、投资、技术等，而是人类社会本身及其环境的各个方面。推动经济发展的不仅仅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技术进步、分工深化等，而是社会全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社会要素之间既不是相互独立、彼此分割而分别独自发挥作用，也不是简单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相互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更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而是犹如串联在一起的灯泡——相互依赖、相互决定、相互共赢。经济发展的目的也不仅仅是GDP的增长、（部分人）收入增加和物质生活的改善，而是促进全部人以身心健康为基础的全面发展。这不仅冲破了西方经济学从生产、资本和技术研究经济的限制，而且从整个社会运动研究经济，或者说把经济活动放在社会的大背景下展开分析，不仅增强了其学说的解释力，更是把握住了社会和政治、经济、文化等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推动、共同进步的规律性，从而解决了“改造世界”的问题。

西方经济学（家）的问题就在于由其直线思维的文化背景所决定，善于微分的分析，忘记了积分的回归；强调实践的检验（即所谓的科学），忘记了实践的局限（即实践和科学都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认识到了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忘记了相生相克的互利共赢。由此，他们把复杂的人类活动简单化为经济活动，又把包含人类活动全部内容和要素的复杂的经济活动简单化为生产活动，再把包含人类物质生产和再生产、人类心理（精神）生产和再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生产活动进一步简单化为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由于在研究和实践过程中遇到了无法解释和解决的问题，他们把复杂的人的心理活动简化为“欲望”，又把欲望简化为“物质欲望”。与此相对应，建立在中国文化基础上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系统思想，把物质与精神、个体与整体、当前与长远有机结合和统一起来，特别是把形而下的实践检验与形而上的理论逻辑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包容、进取、共赢的、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不仅有效地反映和服务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将为形成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中国经济学派，进而统一西方经济学，促进各国经济持续发展打下理论基础和提供理论指南。

3.“中等收入陷阱”述评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基本含义是，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进入这个时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过去经济快速发展所积累的矛盾会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可能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度的波动甚至陷入停滞，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使大部分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原因首先是低端制造业转型失败。其次是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低端制造业可以带来中等收入，但是伴随而来的污染，低质低价，都是恶性循环。低端制造向高端制造转型，需要依赖高新技术，而高新技术的发展不是几十年就能追赶上的。特别是一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最后是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

这里我们且不对中国能否跨越和如何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进行阐述，单纯从方法论上讲，“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个统计概念，是对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统计和归纳分析的结果，而不是通过规范分析的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从纵向即历史的角度和横向即空间的角度分析，“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是普遍存在的，但并不是必然的。因为正如前述的原因所表明的，各国的文化不同，所处的经济、技术和社会环境不同，生产的目的不同，社会制度也不相同，决定了其生产的结构不同，发展的模式和路径也有不同，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的发展中是否会一帆风顺，取决于国内、国际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不是只存在“中等收入陷阱”，也不是必然踏入“中等收入陷阱”。

实际上，“中等收入陷阱”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必然，也是西方经济学发展的桎梏。因为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现是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解释同样也是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正如前述，西方经济学关心的是资本家生产和收入的增长，在某些情况下对工人收入的关心只是因为其是资本家收入的条件（变量）。由于创新的源泉是广大的工人，公平问题也主要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问题，西方经济学既解决不了创新问题，更解决不了公平问题，这就使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无法自拔。

对于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和解决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中国可能会轻松解决和跨过。这是因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在内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政党，其成长的源泉是广大人民，成长的目的也是为了广大人民，因此不仅能动员和激发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和产业转型，而且也能很好地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机制体制和社会问题。即使在发展过程中出现暂时的困难和问题，如贫富分化、结构不平衡，也能通过发展生产力和改革创新来加以解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经济新常态概念时从速度、结构和动力3个角度总结的中国经济的3个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可以看出，一方面，经济新常态并不等于经济的低速化，而是经济结构更加合理、发展动力更加可持续，因而发展模式更加规范的高质量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新常态正是对产生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3个原因的强有力回答。

二、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新时代的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经历过“步子”和“票子”两个阶段，目前正处于“身子”阶段，未来将向“脑子”阶段发展。这些阶段所处的背景不同，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路径以及理论依据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但在很大程度上都代表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因而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

1.“步子”阶段的经验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起，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之前，可以称之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步子”阶段。所谓“步子”，就是追求大步，追求跨越式发展，其基本的目标就是超英赶美。形成当时经济发展的条件和具体措施有很多，从根本上分析，是由中国文化和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相互作用所形成的一系列新思想、新举措和新制度所决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由于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遭受西方列强、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局面。在中国理想文化以及苏联模式、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由于我们党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毕竟经验不足，以及长期以来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形成了若干不适合实际情况的固定观念，新中国充满了超英赶美，一步实现共产主义的激情。与此同时，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处处封锁和围堵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萌芽状态。对三座大山的仇恨和摆脱的急切愿望（精神生产力解放）以及革命的理想主义（精神生产力创新），成就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生产关系创新），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上层建筑创新），不仅为当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也为实现大规模的积累（高积累）提供了可能性。为粉碎帝国主义的围堵和封锁，尽快建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从苏联引进以156项工程为基础的工业，并实行初步仿制（物质生产力创新），不仅为当时经济发展提供了必然，也为实现大规模的积累（高积累，即筹措资金）提出了必要性；为解决当时社会基本矛盾的不完善的应对措施则为高积累提供了现实性。这样，在经济实现发展的同时，以高积累（低消费）为代表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也就形成了。

2.“票子”阶段的经验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至2007年党的十七大之前，可以称之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票子”阶段。所谓“票子”，就是追求商品化和货币化。表现在具体经济主体上，就是个人追求货币收入，企业追求经济利润，国家追求财政收入、国民收入和创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不可否认，但也必须看到，境外特别是国外同一时期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经济增长取得了更大的进展。30年的实践证明，我们不可能一步跨入共产主义，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虽然是与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相适应的一种管理体制，但国家所有制（生产关系）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上层建筑）并不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因而并不完全适合现实的中国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时代的最强音。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的对内改革先从农村开始，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对内改革的大幕。随后，在城市也开始了以放权让利为核心内容的国有和集体企业改革。这时，中国人从过去几乎单纯的精神武装中解脱出来，开启了追求物质幸福的“票子”时代。总体来看，贫穷的逼迫和真理标准的讨论（精神生产力解放和创新）引发了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城市的放权让利和国家的对外开放（上层建筑创新），改革开放的实践使大家进一步加深了对商品经济的认识（精神生产力创新），商品关系（生产关系创新）开始逐步确立，从而在中国开启了“重商主义”的新实践，对“票子”的追求也就成为必然。

如果说在“步子”阶段我们是物质与精神并重，在国家层面以物质积累为主、在个人层面以精神激励为主，那么在“票子”阶段则是以物质刺激为主，不论国家、集体（企业），还是个人，走的几乎都是GDP和收入至上的路子。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确定了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争取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和具体步骤。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要使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能把贫穷当作社会主义。必须下定决心，以最大的毅力，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确定，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一阶段，随着体制改革，个体生产力得到彻底解放，个人对“票子”的追求热情和行动前所未有；逐步形成的混合所有制激发了一部分企业的挣钱热情；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也使得出口激增。这3个方面作用的叠加使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快速增加的同时，国民收入、财政收入也快速增长，国家积累和投资延续了过去的高比例态势，出口和消费也摆脱了过去停滞不前的局面，出现了持续增长，由此形成了传说中的“三驾马车”。

3.“身子”阶段的背景及“脑子”阶段的前景

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我们主要用理想吸引实现了“步子”目标；改革开放初的30年，我们又用物质刺激实现了“票子”目标，但这种或重精神或重物质的做法显然都存在片面性，陆续出现和积累了一些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指出，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党的十九大报告总结了过去5年的工作，认为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

正是从2007年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身子”阶段。所谓“身子”，就是追求身体健康。这里的身体，不仅仅是指个人，也包括企业（组织），还包括整个国家。“身体”的问题就是健康问题，身体出问题就是不健康，不健康的直接表现无非就是两个，一个是结构不协调，另一个是循环不畅通。“身子”阶段，就是开启对身体健康的追求：个人健康成长，企业健康发展，国家健康进步。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身子”阶段，是经济社会运行的必然要求，是对过去几十年经济不协调发展转变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回归本位即以人为本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身子”阶段的标志是党的十七大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国家发展和人民健康等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发布和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推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全局、系统谋划，从党和国家事业的全局甚至全人类的共同命运出发，做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决策部署。第一，关心个人健康，推动健康中国建设。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2014年12月他再次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任务，2016年10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发布，勾画出打造健康中国的美好蓝图，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明确了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第二，重视政治健康。强调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依法治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第三，重视经济健康。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强调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实现科学发展。第四，重视环境健康。一方面，强调改善自然环境，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另一方面，强调改善社会环境，提出在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同时，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显然，“身子”阶段的任务已远远超出了“步子”阶段的跨越和“票子”阶段的收入，开始把“人”摆到了发展的核心位置，开启了解决“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新时代，其理论研究的范围之广泛，理论探索的任务之艰巨，以及对实践检验的局限之突破，对人类思想的统一之困难，都是前所未有的，因而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可能至少需要五十年的时间，也就是在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基本实现之后，再经过一段时间对实践成果的巩固和理论成果的总结，我们才有可能完全进入更高层次的“脑子”阶段，即不仅实现了身体健康，更要追求和实现心理健康。这样，我们就算真正开启了“人的全面发展”时代。

三、“身子”阶段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

1.对“三驾马车”的反思

西方经济学把投资、消费和出口比喻为拉动经济（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国“票子”阶段的经济发展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三驾马车”的作用。但实际上，如果仅仅用消费、投资、出口来分析和解释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原因，显然是思维的局限和方法的错误，没有看到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这一根本原因。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增长首先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共同和相互作用的结果，然后才可能是经济发展的原因，否则就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发展滞后、消费不足、投资缺乏、出口无力的原因。其实，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只是核算GDP的一种方法，既不是GDP增长的目的，也不是GDP增长的源泉。表现在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上的数字结构体现了GDP的“落地”结构、“去向”结构、“结果”结构，而非“源泉”结构。因此，用这三者核算GDP的数值是可以的、可行的，但如果以此作为拉动GDP的“三驾马车”就不是十分合理。

此外，消费、投资和出口都是从支出角度，即从同一个角度即需求方（居民需求、政府需求、外国需求）来反映和体现国民收入的；既然三者是同一角度，就必然出现了此消彼长、不能兼顾的问题。同时，这种核算方式没有也不能反映出供给的情况，特别是不能反映有效供给问题，从而造成在国家政策层面对供给侧措施如技术进步、结构调整等的忽视。

2.新时代的条件分析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身子”阶段，既是我们“不得不”的选择，又是全国上下思想解放的必然。

所谓“不得不”的选择，从国内的情况看，“票子”阶段造成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个人思想迷茫，国民健康状况堪忧；企业唯利是图，社会责任缺失，垄断者挣钱挣得“不好意思了”，中小企业则举步维艰；国家各地区各行业间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造成社会矛盾积累，经济增长乏力。俗语说“衣食足而知荣辱”，在物质财富积累，大多数人的温饱已经解决的情况下，这些问题都急需新的对策加以解决，新的理论和思想加以解释和分析。

所谓“思想解放”的必然，如果说我们在“步子”阶段还迷信西方的发展水平，“票子”阶段迷信西方奢侈生活的话，那么，经过了这两个阶段的发展和实践，中华文化中的“反省”开始发挥作用，对中华文化的自信提上了议事日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西方文化的局限，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首先，从国际情况看，对发达国家的“迷信”已逐步解除：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的虚伪外衣已被戳穿，一些研究成果的评奖和“获奖”对炒作学术明星作用有余，对解决现实问题效果有限，西方发达国家“制度疲劳”，经济不振且危机不断。其次，从中国传统看，“吾日三省吾身”，对“票子”的崇拜已逐渐被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所取代，对“票子”和位子的追求正在被自我实现代替。最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智慧地把中国文化、中国实际与马克思主义融合，作出了一系列英明的决策和部署，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心声，指明了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方向，从而统一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

3.中国文化的坚实基础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活动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文化自信，认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国文化中所包含和积淀的一些基本精神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源泉。

中华文化是“大”文化。《大学》开宗明义，即是“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这里的“大”是无边之大，无相之大；“大”的最高境界，就是“至善”，“大”的具体体现，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华文化是“德”文化。“德”是“大”的前提和基础，所谓“施人为功、归己为德”，财散则德聚，财聚则德散，“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平天下”不是统治天下，更不是侵略天下，而是以德化人，润物无声。

中华文化是“和”文化。“和”是“德”的前提和基础，所谓见和同解，戒和同修，身和同住，意和同悦，利和同均，口和无诤，此即求同而存异。《国语·郑语》云：“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认为阴阳和而万物生，完全相同的东西则无所生。可见和合中包含了不同事物的差异，矛盾多样性的统一，才能生物，才能发展。

中华文化是“新”文化。“新”是“大”“德”“和”的应有之义，“大”须渐进，“德”须渐修，“和”须渐同，“渐”即“新”，故“新”者，创新，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总体来看，“大”和“德”为目标，“和”与“新”为手段。从手段上讲，“和”即共享、包容，“新”即进取、创新；从目标上讲，内要和谐、小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外要“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大”“德”“和”“新”不仅是一个国家，更是全人类持续发展的条件和目标。

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指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了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最高价值理想，也是现实人发展的最高理想境界。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在新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并称这是“新社会的本质”。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论断列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对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成果。“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世界意义，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根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并鲜明指出，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引擎

基于以上分析，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应归结为3个方面：创新驱动、结构平衡、国际共享。

1.创新驱动

“新”是中华文化之本，创新是中华优秀文化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具体反映。创新驱动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基本动力，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实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也是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创新”绝不仅仅是技术创新，而是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内的全要素创新。

201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破除一切制约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坚持全面创新。2016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指出：“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和文化创新相结合，推动发展方式向依靠持续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升转变，促进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精细、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展示了“创新”的系统性，即“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在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方面，一要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要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三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四个自信”。在上层建筑（管理体制）方面，一要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二要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三要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四要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五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由此可见，实现创新驱动是一个系统性的变革，要坚持多轮驱动，即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相互协调、持续发力。抓创新首先要抓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则要调整一切不适应创新驱动发展的生产关系，统筹推进科技、经济和政府治理等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最大限度地释放创新活力。

2.结构平衡

平衡与协调是中华“和”文化的本来内容，结构平衡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体现，因而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应有之义，是实现国家健康、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要“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行结构平衡发展战略，是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特别是协调、共享理念的具体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不平衡发展战略，在刺激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结构问题，也即结构不平衡，如居民收入的行业、地区、城乡、贫富差距，居民支出的养老、住房、疾病与发展的差距；垄断企业与中小企业发展的差距，企业收入分配的大股东与小股民、高管与职工、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差距；国民经济的地区发展差距、产业发展差距，特别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经济（物质）与文化（精神）的差距，国民收入分配的积累（投资）与消费差距、教育支出与其他公共消费之间的差距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正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也是中国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的保障。

3.国际共享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出：为了使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党的十九大报告又明确提出，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以“一带一路”倡议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国际共享既是中国文化“平天下”“济天下”的体现，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必然反映，因而成为实现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重要条件和驱动力。实行国际共享发展战略，是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特别是协调、开放、共享理念的具体体现。

五、结论与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就是创新驱动、结构平衡、国际共享，以创新驱动为核心，对内要实现结构平衡，对外要实现国际共享。第二，从短期看，结构平衡就是补短板，填缺陷；从长期看，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创新。当然，补短板、填缺陷也需要创新。如果能把过去的短板、欠账补上来，如提高低收入行业、地区个人收入及经济发展水平，就会激发新的发展动力。单从补短板看，支撑中国经济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主要是东部沿海地区，如果把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潜力发挥出来，可以支撑中国经济继续维持持续性地增长。第三，创新驱动、结构平衡、国际共享三者各自都包含着非常丰富、复杂的内容，凝结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智慧，需要我们继续运用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文化去不断探索和研究，这不仅可以实现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也是对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具体贡献。如创新驱动包含着全要素的所有内容，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全面创新，结构平衡和国际共享既是创新驱动的结果，也是创新驱动的内容，更是全要素创新的具体体现。

为此我们建议，一要坚定不移地落实好创新驱动、结构平衡和国际共享3大发展战略；二要坚定不移地落实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全要素创新策略；三要正确认识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坚定不移地落实改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并重、积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并重、健康身体与心理并重的发展方式。

本文节选自《区域经济评论》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