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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仁发，男，安徽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合肥 230031）。
李娜娜，女，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合肥 230031）。
2018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新形势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强改革创新、战略统筹、规划引导，使长江经济带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但是长江经济带发展仍然面临流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生态环境形势严峻、生态环境协同保护体制机制亟待建立健全等现实困境。找出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随着长江经济带产业的快速发展，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均已形成明显的产业集聚特征，为了进一步落实《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加强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指导性文件，推动长江经济带整体发展，中国将发布并实施长江经济带世界级产业集群指南，重点打造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汽车、家电、纺织服装五大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发展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因此，产业集聚如何影响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同类型以及不同结构的产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是否存在差异？应采取何种产业政策才能更好地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从而使长江经济带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这将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
一、文献综述
关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许多学者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的定位、面临的主要挑战、战略选择、推进路径等方面进行详细论述，罗来安等（2018）、刘志彪（2018）、成长春（2018）、吴晓华（2018）、彭智敏（2018）的研究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而对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的测算目前主要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出发，吴传清等（2014）分别对长江经济带工业和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结果发现，与全国相比，长江经济带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较低，工业发展质量有待提高，同时省际差距比上中下游差距更加明显，在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方面，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下降趋势，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低于1，但上中下游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逐渐缩小。罗艳（2017）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达到8.2%，但农业的技术效率仍较低。陈明华（2018）通过对长江经济带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发现，长江经济带TFP增长的总体差异、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均呈整体扩大趋势，下游区域内差异最大，上游与下游的区域间差异最大。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为研究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思路，但是高质量发展不仅体现在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代表的经济效益增长的单方面，还包括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等多个维度。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如何，以及如何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探讨。
产业集聚作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现象，其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作用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关于产业集聚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学者们从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以及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角度进行了探究，从而为研究产业集聚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提供借鉴。孙浦阳（2013）研究发现，长期来看，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整体具有促进作用，但在工业与服务业中存在异质性，工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整体具有促进作用，服务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长期影响不显著。张云飞（2014）研究发现，制造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产业集聚在初期能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产业集聚达到一定程度后将抑制城镇化发展。吉亚辉等（2017）通过研究产业集聚的知识溢出与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发现，制造业集聚的三种外部性效应均能显著缩小地区经济差距，但服务业MAR和Porter却扩大了这种效应，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三种溢出效应均与区域间的经济差距存在非线性关系。杨仁发等（2018）从长江经济带城市层面分析制造业集聚、服务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制造业集聚抑制长江经济带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服务业集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上中下游地区的作用不同。由于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综合的概念，以上关于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全要素增长率、劳动生产率以及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研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基础。目前，学界对于产业集聚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还较少涉及，这就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契机。
本文尝试从以下方面做出努力：第一，构建多重指标综合测算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第二，从理论上分析产业集聚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第三，实证分析产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区分细分服务业专业化与专业化集聚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从而使实证结果更具说服力。
二、产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
产业集聚会从经济增长动力、经济增长结构、经济增长稳定性、福利与成果分配、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等方面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产业综合影响。
1.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动力的影响
产业集聚通过规模效益以及外部效应提高经济增长效率与加快技术创新，形成经济增长新动力，从而促进高质量发展。一方面，产业集聚在形成过程中会产生对中间产品的巨大需求，吸引新的厂商、外资、劳动力不断进入，集聚区内的企业可以共享劳动力、基础设施等资源，从而降低生产与交易成本，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充分发挥集聚区内劳动力与资本的使用效率，从而提高劳动力与资本生产效率，逐步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另一方面，产业集聚加速知识溢出，提高技术传播速度，技术外部性效应能够促进技术在企业之间流动扩散，从而吸收并提高创新能力，同时产业集聚为高技能劳动力与专业技术人才在不同企业间的流动提供便捷且有效的渠道，节约企业对劳动力的培训成本，提高集聚的创新效率。
2.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结构的影响
产业集聚主要通过劳动力流动影响经济二元结构、消费结构、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等，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结构。首先，制造业集聚能加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劳动力转换，改变经济二元结构的同时也加快了城镇化进程，提高了劳动力收入水平。收入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对消费性与公共性服务业的需求，改善了居民消费结构。其次，制造业集聚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对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中间产品的需求，促进制造业发展水平与质量的提高，制造业集聚水平的提高也需要配套的基础设施、金融、咨询、科技研发等服务与之匹配，这时集聚区内软环境不断提升，对投资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将会吸引新一轮的制造业与服务业企业进驻，在制造业与服务业相互推动与共同作用下，产业结构逐渐向高级化与合理化转变。
3.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影响
产业集聚能够降低经济风险，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企业在一定范围内集聚，依据产业链进行分工合作，提升区域创新能力，降低了原材料以及运输成本，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降低了外界不确定性风险，缓解了外部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同时区域内产业集聚会产生劳动力池效应，吸引大量的劳动力到园区内就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劳动力匹配效率，降低失业率，缩短就业搜寻时间，从而降低就业的不确定性（Helsley and Strange，1991），而且当遭遇外界不确定性的风险时，反而能倒逼产业集聚内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以及调整管理效率，提升企业竞争力，从而抵抗政策调整、市场风险、技术变革等带来的波动风险，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4.产业集聚对福利与成果分配的影响
在福利水平提升方面，随着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区域内企业间竞争更加激烈，为了吸引高技能劳动力加入，企业不得不支付较高工资，劳动力收入水平提高，而且产业集聚内因支付了较高的工资反而会吸引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的加入，如此循环往复，区域内平均可支配收入就会显著提高（Combes and Duranton，2012；Behrens andDuranton，2014；Puga，2017），同时产业集聚的外部效应还能使劳动者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获取更高的劳动报酬（李晓萍等，2015），从而提升福利水平。在成果分配方面，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极，产业集聚发展到一定阶段将会逐步向高端产业集聚转变，高端产业集聚的发展将会使城市治理能力、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体系建立以及包容发展下的福利分配更加完善，现阶段所面临的养老问题、教育资源不均衡、农民工市民化以及收入分化问题将会逐步得到缓解（杨仁发等，2016）。
5.产业集聚对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影响
产业集聚的发展实质上是产业规模的扩大，而产业规模扩大需要更多的原材料或中间产品加以支撑，这一过程会产生能源消耗以及环境污染，同时中国目前工业集聚是一种资源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均低下的粗放式集聚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能源短缺与环境污染恶化（朱英明等，2012；陈芳，2016）。但是，随着产业集聚知识溢出以及创新效应的有效发挥，集群内上下游企业信息、人才、技术以及先进的管理经验都会得到充分流动，从而增大对能源消耗技术以及污染治理技术的革新，而且集聚内企业的竞争效应，也会使各企业加大对研发投入的力度，提升企业竞争优势，从而提升能源利用率以及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闫逢柱等，2011）。
三、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测算
考察产业集聚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系，需要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水平进行测算。本文借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发展报告（2012—2017）》构建的理论框架，立足于中央“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结合新时代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实际，体现长江经济带区域特征，考虑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性，注重指标的稳定性及可操作性，从经济增长动力、经济增长结构、经济增长稳定性、福利与成果分配、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五个维度构建高质量发展的一级指标，并从效率、创新驱动、产业结构、经济二元结构、消费（投资）结构等构建分项指标，共选取25个基础指标。在构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过程中，由于各指标计量单位和数量级各不相同，本文对原始指标利用标准化方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采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主观因素所带来的偏差，从而较为准确地测算出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指数。
根据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03—2016年数据，测算高质量发展指数。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下游省（市）>长江经济带中游省份>长江经济带上游省份。其中，长江经济带下游中的上海、江苏、浙江在2003—2016年基本上一直处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前三位，上海在所有年份中均位于长江经济带中的首位，但领先优势明显逐渐减少。长江下游的安徽省处于中游环节，而中游城市中的江西省、上游城市中的贵州省高质量发水平较低。除金融危机期间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有小幅波动外，其他年份均处于稳定变化的趋势中，自2011年始，长江经济带中游与上游省份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各省份之间的差距也逐渐缩小，且中游、上游省份与下游省份上海、浙江、江苏等省市的差距也逐渐缩小。总的来看，作为中国高质量发展主力军的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已经取得突出成效，但各省份间差距大、协同发展不足的问题仍然存在，中上游省份仍需找出高质量发展短板，不断弥补与下游省份高质量发展的差距，逐步使长江经济带整体高质量发展迈入新发展阶段。
四、实证分析
基于以上产业集聚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构建产业集聚影响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回归模型。通过回归分析，下文分别从产业集聚、服务业细分行业集聚、服务业细分行业集聚专业化与多样化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的实证结果进行分析。
1.产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影响
本文借鉴王华等（2006）、王玉燕等（2014）对面板数据采用的全面FGLS方法对制造业集聚（maggl）与服务业集聚（saggl）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同时为了验证制造业集聚与服务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结果的稳健性，将制造业集聚与服务业集聚同时纳入模型中。
从实证结果来看，制造业集聚（maggl）能显著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制造业集聚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平均提高0.1406个百分点，可见制造业集聚仍然是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而服务业集聚（saggl）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作用为负，究其原因可能在于长江经济带横跨东部、中部、西部城市，各省市间服务业发展不协调，除下游上海、江苏、浙江等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外，上游与中游城市服务业均存在动力不足，结构偏低的情况，这就造成服务业集聚的正外部性效应无法有效发挥，从而不利于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在将制造业集聚与服务业集聚同时放入模型后，制造业与服务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符号并没有发生改变，说明结果是稳健的。
由于服务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作用为负，进一步将服务业集聚的平方项加到方程中，判断服务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是否存在拐点。从结果可以看出，服务业集聚的平方项（saggl2）并不显著。因此，服务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并不会随着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提高而有所改善，服务业集聚总量水平的提高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并没有起到促进作用。
从其他变量来看，物资资本投资率能有效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政府干预水平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起到抑制作用，这与大多数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但经济开放度与政府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起到抑制作用，可能是因为虽然长江经济带近年来进出口规模得到大幅提升，但是数量型的进出口模式主要依靠资源和环境的消耗来实现，低效率的生产加大资源与环境的压力，从而抵消了经济开放水平对长江高质量发展的正效应，毛其淋（2012）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2.服务业细分行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影响
由于服务业集聚抑制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并不是与服务业集聚发展水平相关，那么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否与服务业集聚内部结构有关？本文接下来借鉴杨仁发（2013）服务业分类方法，将服务业细分为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与公共服务业，从服务业细分行业集聚的角度分析服务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的原因。
从服务业细分行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可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psaggl）能够显著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规模效应、信息共享等渠道显著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而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外部性的有效发挥也能促进技术创新，从而驱动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通过空间溢出与竞争效应促进本地区与邻近地区的经济绩效的提升，从而带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消费性服务业集聚（consaggl）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显著，一方面，由于消费性服务业集聚能够缓解就业压力，吸引劳动力就业，同时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另一方面，消费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经济发展水平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消费性服务业集聚能够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但由于长江经济带消费性服务业发展的过程中相关体制机制的不完善，消费发展中仍然存在诸多“痛点”,造成消费性服务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公共性服务业集聚（pubaggl）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分析其中原因，可能是因为公共性服务业的特殊性，需要以点状分布在各个地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若公共服务业在一定区域内集聚水平较高，缺乏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力，将不利于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由于公共性服务业作为服务业模型8是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消费性服务业以及公共性服务业集聚同时纳入模型中进行稳健性检验，三者的符号与显著性并没有发生改变。
3.服务业细分行业集聚专业化与多样化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为了进一步区分服务业细分行业集聚外部性的来源，本文进一步分析服务业细分行业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从服务业细分行业集聚结构来看，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sczaggl）与多样化集聚（scdaggl）均能显著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专业集聚每提高1个百分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平均提高0.0838个百分点，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多样化集聚每提高1个百分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高0.0421个百分点，专业化集聚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这可能是因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技术外溢的作用中，生产性服务厂商的专业化集聚能够有效促进厂商之间知识的扩散和传播，进而提高厂商的学习和创新能力、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而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发展水平低，产业链不完整限制了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间集聚（多样化）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消费性服务业专业化（xzaggl）与多样化集聚（xdaggl）均能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但消费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主要是消费性专业化集聚更能加快产出效率，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而长江经济带在消费性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存在消费动能不足、消费结构同质化等诸多弊端，使得长江经济带消费性服务业多样化发展不足，现阶段并不能有效促进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公共性服务业多样化（gzaggl）与专业化集聚（gdaggl）则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均起到抑制作用，但公共性服务业的抑制作用更显著，这主要还是与公共性服务业的行业性质相关，多样化的公共性服务业集聚能够为居民提供更加广泛与多样的公共性服务业，提高居民幸福感，从而削弱公共性服务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
五、对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服务业集聚抑制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分析服务业集聚抑制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原因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消费性服务业集聚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而公共性服务业集聚的作用为负；在区分产业集聚外部性来源时得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以及消费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均能显著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但公共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抑制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同时物质资本投资率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但经济开放度以及政府规制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为负。基于以上结论，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重视制造业集聚发展，优化服务业集聚结构。制造业集聚是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可以通过引导资本、劳动与技术等生产要素集聚，加快具有辐射力与影响力制造业集聚区的形成，不断发挥制造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对于服务业集聚中生产性服务业与消费性服务业集聚能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公共性服务业集聚抑制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应该优化服务业集聚结构，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建设，逐步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性服务业集聚发展对高质量发展的拉动作用，同时避免公共性服务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
第二，区分服务业细分行业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差异化作用。首先，针对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均能有效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且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因此，在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以突出城市本身的服务特色和功能。其次，对于消费性服务业集聚而言，在各省间也应该依据自身优势，发展消费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在消费性服务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再逐步向多样化集聚过渡。再次，对于公共性服务业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均不利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情况，在公共性服务业集聚过密的地区应实现合理分流，扩大公共性服务业集聚对周边地区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实现公共性服务业集聚区合理布局，促进长江经济带各省市间协调与共享发展，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三，加大物质资本投资力度，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长江经济带在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需要加大对有效物质资本的投资力度，避免出现重复投资、政绩工程等不利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局面。在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时，需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利用市场机制引导资源要素在长江上中下游间有序流动与高效配置，减少因政府过多干预而产生的低效率，提高长江经济带对外开放质量，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实现长江经济带对外开放的“量”“质”齐增。
本文选自《区域经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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