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自芳，男，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经济学部二级教授，硕士生导师（杭州 310012）。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经济发展史是一本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高度计划经济下的经济增长和调节方式，到市场化的发展机制及宏观调控方式的全方位推进，中国经济也从大波动、内耗性的增长，逐步转向稳定、协调及有效率的发展。值此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总结和反思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一、新中国成立70年来总体高增长下的经济发展与区域差距变化

经济高增长总是呈现不平衡形态，并且由于经济乘数效应的作用，高增长下的区域分化会持续进行。新中国成立70年来，高增长与区域协调之间的关系无疑也是十分复杂的。

1.新中国成立70年来分阶段增长率的比较分析

按可比价格计算，从1952年至2018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8.12%。在长达66年中，能够达到这样的平均水平，无论是在中国近代历史，还是在国际上比较，都是毫无疑问的高增长。但应看到，70年历程中，除新中国成立初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外，健康的高增长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2000年之后。得益于发挥中国经济主体的内在动力，以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形成了稳定、协调、高效的高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前30年的平均6.1%提高到后40年的9.4%。从计划性的经济增长迈向市场化的经济增长，是实现中国经济巨大转变，奠定雄厚经济基础的关键。

首先分析前30年的增长。虽然平均增长率也达到了6.1%，但平均数后面掩盖的是经济的高波动：最低的为1961年的-27.3%，最高的为1970年的19.4%。其他负增长有1967年的-5.7%，1968年的-4.1%，1976年的-1.6%，而高增长有1964年18.3%，1965年的17.0%，1969年的16.9%，1970年的19.4%。大起大落的高波动增长方式，意味着经济的低效益和大量的盲目投资造成的损失浪费。

再探讨人均GDP的波动。1953年至1980年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人均GDP年增长率的波动情况，比GDP总额的波动还要严重。一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从1958年全国18.3%、东部地区16.8%的增长，下跌到1961年全国-26.6%，东部地区-36.2%的负增长，直至1963年才回到正增长的水平；二是“文化大革命”初的1967年、1968年，全国为-8.1%和-6.6%的负增长，西部地区甚至为-15.0%。但在1969年，中央强调“抓革命促生产”的重大原则，人均GDP迅速回到10%以上的正增长。经计算，27年中人均GDP年增长率的变异系数为195%。

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化程度逐步增强、宏观调控越来越遵循经济规律的大环境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呈现稳定协调的特征。首先，38年中人均GDP年增长率没有出现负增长的年份，较高的年份为1984年的15.2%、1985年的13.5%、1992年的14.2%，1993年的14.0%及2007年的13.0%。经计算，后38年中全国人均GDP年增长率的变异系数为34%，远低于前27年的195%。再从三大区域的人均GDP增长率看，东部地区是波动最大的，其最高增长率在1993年达到16.1%；最低在2009年因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仅为1.2%。另一个特征是，在前20年（2000年之前），东部地区的增长率大多高于中西部地区；但在后20年尤其是2005年之后，中西部地区增长率多高于东部地区。这体现了在国家的区域调控之下，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的进程极大地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有利于缩小东中西部地区的差距。

2.省市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的区域差距变化分析

在总体高增长的基础上，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差距的变动特征及其原因，是本文探究的重点。锡尔（H·Theil）于1967年运用信息理论提出一个可以按加法分解的不平等系数，运用锡尔系数可以计算一个国家的总体差距，更可以分析总体差距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例如以省市为单位把全国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区域，则总差距可以分解为三个区域各自内部的差距，以及三个区域之间的差距，四方面差距之和等于总差距。我们运用这一工具，以人均GDP作为反映区域发达程度的指标，计算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及全国总体的锡尔系数。中国区域总体差距，在2007年之前均处于较高水平（锡尔系数6与7.6之间），而在2007年后的10年（2008—2018）中，逐步下降，2018年降为3.607。造成差距的因素，从锡尔系数的构成看，主要取决于三大地带间差距的变动，及东部地区内部差距的变动，对锡尔系数的构成影响最大。

在整个70年中，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新中国成立初至“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965年。这16年中，总系数是略有缩小的。但具体看，两个突出因素变化较大，即地带间的差距从2.58下降为1.86，东部地区内部差距从2.07提高到3.28。这一时期，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所表达的东西部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的方针指引下，地带间差距明显缩小，但东部地区内部差距明显扩大。由于新中国成立初实施计划经济，注重工业化和集中发展城市经济，加之当时毛泽东提出，如果真想支持和发展西部地区，就“必须多搞一些沿海的工业”，于是在东部大城市及老工业省份，如上海、北京、天津、辽宁等地区工业迅速发展，人均GDP提高1至2倍，而福建、山东、江苏、浙江等多数地区则发展缓慢（人均GDP仅提高0.5倍左右），导致东部地区内部差距扩大，抵消了三大地带间差距缩小的因素，而使得总差距未发生大的变化。在计划式增长和计划式协调模式下，调节地区差距采取计划性的地区调拨方式，往往产生“拆东墙补西墙”的效应。一些原本经济基础薄弱，属于边缘性的被援助地区，因为受到援助而发展较快，但产生的质和量的增量并不很大。而原本经济实力较强的援助主体地区，却因为援助而自身发展质量受到影响，发展动力减弱。

二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区域差距进一步扩大，锡尔系数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1976年为8.65，达到整个70年间的最高。而导致这个最高差距的最大贡献者，是东部地区内部的差距，从1965年本来已经畸高的3.28，进一步提高到4.43，这是70年中最高的东部内部差距，相伴而生了全国整体的最高差距。同时期地带间差距从1965年的1.86提高到1976年的3.02，也是最高差距的主要贡献者。总体上，东部地区的经济发达省份受“文化大革命”影响最大，但另一方面，为了保障经济的基本支撑，如上海、北京、天津等重点大城市，国家又投入大量国有资源维持其正常发展，而东部地区其他省份则大多时间处于停滞衰退状态，从而导致东部地区内部差距的急剧拉大。

三是改革开放的前期及深入期，从1978年到2007年。在这30年间，又可以分为两小段：第一段是1978—1997年，由于改革效应使各地经济加速发展，全国总体差距有所缩小，从1976年的8.64下降为1997年的6.38。但是地带间差距是扩大的：从1980年的2.72提高到1997年的4.40；第二段是1997—2007年，地带间差距和东部地区内部差距均达到较高水平，特别是地带之间差距，2007年达到5.15，为70年中最高的年份，而总差距，也达到7.36，仅次于1976年和1980年。这一时期区域差距尤其是三大地带间差距的迅速扩大，是深化市场化改革、实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的结果，特别是沿海地区一些原来并不发达的省份如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省加快发展，迅猛崛起，“以改革促发展”的成效令世人惊叹！这种改革和非均衡发展，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符合效益原则，符合全国人民追求脱贫致富的目标，也是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前提。

四是2007年之后的12年间，党中央推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大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精准扶贫的重大战略思想指导下，区域协调的成果十分明显，地带之间差距从2007年的5.15迅速降到2018年的2.06，东中西部地区内部差距也均有明显缩小。全国总的差距不断缩小，从2007年的7.36下降到2018年的3.61。

二、市场化的区域协调机制是稳定协调发展的保障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前30年我们用计划经济的方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向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正确道路，取得了经济高速发展，迅速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巨大成就。同时也毋庸置疑，70年历程中，宏观经济的区域协调机制，为保证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计划经济下采取计划性的协调机制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采取市场化的协调机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都是与国情和制度环境相适应而必不可少的。

1.前30年旨在促进区域平衡发展的行政性调节有其必要性，但所造成的低效率和损失浪费充分反映了计划经济的弊端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世纪50年代，针对中国绝大部分工业布局在沿海工业城市，而中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尤其是工业极端薄弱的状况，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其中第2点集中论述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他强调“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当时及此后几十年，中央计划的工业建设确实贯彻了毛泽东的思想。在中西部省份，特别是一些偏远和险峻的山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建设起大型工厂企业。从1964年起在全国动员所有资源进行的“三线建设”，将沿海大量工厂企业、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等迁往内地，意在中西部地区建立强大的经济基础尤其是国防军工建设的能力。当时这么做，一是出于平衡国内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二是为了充分利用中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三是为了应付国内外敌对势力随时可能发动战争的局面而进行国防建设。

全力加强中西部建设地区的同时，毛泽东也提到，“我们都想发展内地的工业，问题在于你是真想还是假想？如果是真想而不是假想，就必须多利用沿海的工业，多搞一些沿海的工业，特别是轻工业”“不利用沿海工业就不能建设内地工业”。毛泽东的辩证思维在计划协调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但在实践中，当时支援中西部地区大量采取“拆东补西”的办法，搬迁沿海企业到中西部交通不便的山区。上海、江苏一些原本经济效益不错的工业企业迁到内地甚至山沟沟里，从此一蹶不振，经济上得不偿失，对全国造成了负面影响。

2.市场经济机制下的相对非均衡高增长，导致一定时期内地带间差距扩大，却为共同发展和缩小差距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促进了中国从1992年至2007年的15年中，年均高达10.23%的增长，并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高速增长的成就，关键在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邓小平同志指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劳动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他认为“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只有采取这样的非均衡战略，中国经济才能形成有竞争力的梯队结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生产要素的组合，优先成为新的、快速发展的增长点，这部分生产要素是优质的生产要素，他们的组合形成高于社会一般水平的先进生产力，也必然可以使一部分劳动者与经营者先富起来。这些地区、企业和个人对整个社会起到强大的激励、榜样和扶持作用，带动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

而这种非均衡的高速发展带来的副产品是区域间差距的拉大：全国三大地带之间差距，在1997年达到4.40，2007年达到5.15，成为70年中地带间差距最高的年份。这种差距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无序状态所导致的差距拉大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是一种以充分发挥全体人民内在积极性与创新动力为前提、为共同富裕奠定基础的良性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我们看到1978年至1997年和1998年至2007年，东部地区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9.2%和9.8%，中部地区为8.0和10.1%，西部地区为7.2%和9.6%。虽然东中西部地区的增长率相差并不大，但由于东部地区原有基础本身就较好，基数较大，同样的增长率所带来的东部地区经济实力的高度扩张，是中西部地区所难以相提并论的。对于全国经济具有重大的龙头带动作用，也是中国成为世界举足轻重的强大经济体的坚实支柱。

非均衡发展确实带来区域差距的相对扩大，但这种差距是可逆的。由于它主要是由东部地区的高速发展所导致，是共同发展之中由于速度快慢的差别而产生的差距，而不是由于经济的衰退使一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绝对降低而导致的“共输”的差距。因而这种差距实际上为以后的区域共同发展、缩小差距创造了前提。正如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了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所以我们看到，2007年之后，又经过10余年的发展，2018年衡量地带间差距的锡尔系数降为2.06，全国总体差距降为3.61，均为新中国成立70年的最低点。这就是经济良性增长，促进差距缩小的最好证明。

3.市场化协调机制是真正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协调机制，中国的实践已创造出多种有效协调方式

实践证明，依靠市场机制先富起来的人们，在带动和支援相对欠发达地区时，同样需要依靠市场机制。正如市场化的增长机制比计划经济下的行政机制具有强大优势一样，市场化的协调发展机制，也比计划经济下依靠行政手段的地区扶持，尤其是单纯的输血式的扶贫济困，更为有效和长久。

市场化的区域协调机制和计划经济的区域协调机制不同：一是前者以市场机制自发运行、资源优化配置所形成的非均衡发展状态为自然前提，而后者则以计划经济状态下的行政配置和平均主义盛行状态为前提；二是前者是经济主体出于自身内在动力的主动行为，后者则是外在的行政指令配置下的被动行为；三是前者的区域互助是遵循市场规律的资源优化配置，后者则是出于行政目标的强制性配置，多数并非是最优配置；四是前者的援助通常旨在促进双方平等互利产生共赢的结果，而后者则多数形成利益的“零和”转移，一方的收益往往以另一方的损失为代价。

市场化协调机制以市场化增长机制所必然呈现的非均衡发展的常态为前提，当这种非均衡发展机制促进经济发展达到高水平，就需要引导出市场化协调机制，通过市场化运作调节，解决一系列不平衡的问题乃至各种矛盾冲突，促进经济体转向资源配置更为优化的状态。在逻辑上，两者是先有增长后有协调，但在实践中是广泛地同步进行的。当然如果从历史阶段上划分，由于主导效应的不同，前期以不平衡发展的增长机制为主，后期以促进相对平衡的统筹协调为主。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大约15年间，是集中推进不平衡高增长和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的时期，而此后的发展至今（如果界定为2007年至2018年），约为十余年时间，则是市场化区域协调机制发挥主导作用，促进区域差距迅速缩小的时期。此期间锡尔系数从6.45降为3.46，区域协调的效应十分显著，也是改革开放前30年的行政化协调机制难以做到的。

市场化协调机制的方式是多样化的，并且随经济发展而不断创新，以下列举若干方式：

一是促进投资转移。先发展起来的地区，主要是沿海省份经济崛起以后，资本充裕，而寻求新的投资空间。同时东部地区的土地、劳动力及自然资源的成本不断上升，都促使东部地区各类经济主体积极向中西部地区投资，既能较廉价地利用中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和富余劳动力，从而提高资本的投资收益，又符合党和政府重视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共同发展，群众共同富裕的大政方针，受到全社会的赞扬。对中西部地区而言，东部地区来的投资既增加了生产能力和就业机会，促进了当地人民的脱贫致富，政府又能够获取较多的税收，有能力加强对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的建设。

二是技术转移。发达地区省份较先进的技术通过人员流动、地区和企业间的合作、产品和技术市场的销售等方式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同步提高了其创新能力，促使中西部地区在原有基础上涌现出一大批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和产品品牌，给当地社会和群众带来较大收益。

三是人才培训和企业家群体的培养。中西部地区多年来有大量的农民工等群体到东部地区打工，他们不仅积累了辛苦劳动所获得的财富，也学会了大量的技术和企业经营管理方式，涌现出一大批技术和管理人才。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主动回到自己家乡创业，从小企业做起，逐步壮大，不少成为中西部地区的骨干企业和纳税大户，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群众致富做出了极大贡献。

四是“授人以渔”式的对口援助和精准扶贫。由中央财政扶持一些经济欠发达省市县，以及通过省市县的结对帮扶政策，大量的资金、资源流入欠发达地区，但不是用以直接帮助解决生活困难，而是以帮助受援对象开辟生产经营门路、创造长期收入来源为目标。如帮助建立扩大就业的生产项目、提供种子种苗种畜、教育培训专业人员、协助开拓地方特色产品销路等，产生极大的脱贫致富的社会效益。近年来，中国强调精准扶贫、建档立卡，将扶贫举措直接落实到贫困村和贫困户，更是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据统计，从2012年到2017年，中国贫困人口减少近7000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到3.1%；贫困县数量减少了153个。创造了中国扶贫史上的最好成绩。仅2018年，全国共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386万人，连续6年减贫1千万人以上。全国283个县脱贫摘帽。中国扶贫的巨大成绩得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充分肯定。

三、新形势下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

在新形势下要让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市场机制引导下更好地合作，形成区域协调、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并实现新的跨越，以下几方面值得重视。

1.创造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市场化政策环境

良好的政策环境，就是政府用政策手段调节市场，由市场信号引导企业等经济主体做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市场行为，重点是：引导东部地区企业向中西部地区投资，进一步在要素供应、税收减免、商品销售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对于到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较艰苦的未开发地区工作的人员，尤其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等，给予更高的地区津贴等其他补助，使他们的实际收入高于在东部地区工作的同类人员，或在职业晋升等方面有更多机会。金融方面，对欠发达地区的货币供应有更多的倾斜，有前景的企业融资有更多的便利和优惠；对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可给予地方政府相应的发债权利，并由中央财政给予一定的债务担保。对外贸易方面，对中西部地区外贸业务给予一定的关税减免以及更多的出口退税，帮助企业扩大对外贸易规模和盈利，等等。诸如此类的市场手段还有很多，总之，只有以符合市场机制的方式形成切实的利益机制，才能起到加快地区发展的效果。

2.深化改革，促进中西部地区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进一步完善

既然市场化机制下的区域协调才是最为有效的，则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必须有良好的市场体制机制的环境条件和传导工具，才能使这种有效性得到实现。要更好地吸收发达地区的优质要素，发挥后发优势；要实现“先富带动后富”，都离不开市场机制的运作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正是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发展多种所有制，使得一些原本基础并不雄厚、尤其是资源条件十分薄弱的东部省市，如浙江、广东、江苏等，能够迅速崛起成为经济强省。而目前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也正是在体制机制上的不足，包括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理念、制度、机制，社会文化环境和人文风俗条件等等，还有不少与市场机制不相适应的问题。特别是在人的观念上，那种不靠政府靠市场，不靠官员靠自己，敢于闯市场，冒风险，善于经营，勇于创新的精神，尚嫌不足。因此，从政府到企业，从干部到民众，要更进一步树立投资、交易、经营、互利等理念，优化市场资源配置，使中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转化为优质商品，并在市场交易和投资经营中不断增值，为脱贫致富、创新强省奠定坚实基础。

3.扩大“西向开放”，让中西部地区成为开放前沿，闯出“新丝绸之路”合作的新天地

西部地区作为国家面向中亚、南亚和西亚的通道，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西部地区正逐步从内陆腹地转变为开放前沿，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以下方面有着极大潜力：一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等中亚5国的合作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正发展得十分强劲，而西部省份正是处于前列的具体合作方；二是到达东欧乃至中西欧的班列的常规运行在东部和中西部一些省市都已趋于成熟，未来将会产生更加密集的经贸合作和规模经济效应，运行成本可进一步降低，产生更大效益；三是吸引俄罗斯及中西南亚的投资也是大有可为；四是“南向通道”的拓展潜力巨大。该通道以重庆为运营中心，以广西、贵州、甘肃、青海、新疆等西部省份为关键节点，利用铁路、海运、公路等运输方式，向南经广西北部湾通达新加坡等东盟国家，比经东部地区出海节约15天左右，为中国中西部地区打开广大的东南亚国际市场；五是建设中的从中国西部地区经过巴基斯坦的“中巴铁路走廊”到达瓜达尔港的运输通道，将使中东石油输入中国减少约75%的费用，为中国中西部地区发展创造十分可观的经济价值与前景。总之，中西部地区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将产生巨大的投资及市场开拓机会，为全面振兴提供新的无限商机。

4.加强中西部地区与东部省份的多方面、多形式合作，在合作中吸引各类要素回流，尤其是优秀的打工者回乡创业将成为振兴中西部地区的重要力量

中西部地区与东部省份的合作仍有很多方面可进一步扩展。例如利用所谓“飞地”形式吸引投资，即由东部发达省（市）在西部地区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协作）区，或者将一块拥有自然资源的土地以若干年出租的形式，由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或企业来开发利用、建设和管理，其生产总值计入东部省份的主体，而就业、税收以及相应的配套供应链由当地所拥有，合作共赢。大力促进并创造条件让优秀的中西部地区到东部地区打工者回乡创业，发挥他们的技术、资金、管理经验等潜能，既提升其成就感，又能引领当地脱贫致富。

本文节选自《区域经济评论》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