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李国英，女，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郑州 450002）。
2019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到，要搭建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把特色小镇作为城乡要素融合的重要载体，打造集聚特色产业的创新创业生态圈。2019年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对都市圈的建设给出了明确定位，并提出“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不仅为都市圈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特色小镇在都市圈内部的发展建设提供了空间。
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9.58%，进入了城镇化发展的第二阶段，也即约瑟姆“S”形曲线快速发展阶段的后半段，意味着中国的城镇化在经历了资源、要素、产业向城镇集中的1.0时代、城市病显现的2.0时代，进入城市功能疏解的3.0时代，也就是以特色小镇和核心城市互为补充的大都市圈发展阶段。围绕都市圈内核心城市辐射的外溢圈层布局发展特色小镇，形成一定范围的城市带、城市圈，由过去孤岛型城市转变为网络型城市是该阶段的典型特征。在此阶段，作为连接城乡的重要节点，特色小镇得益于核心城市人口、产业等要素的外溢，享受都市圈加速发展所带来的外围节点性城市价值提升红利，所以此时的特色小镇一方面要坚持以市场为主导，形成核心城市—节点城市—特色小镇网络化城镇空间组织形态并实现高端要素在该形态内整合和人才、土地、生产资料等要素在该形态内自由流动，另一方面要特别强调特色小镇不能仅承接核心城市的产业转移，而应该与核心城市的产业形成互补；特色小镇的产业生态也不一定是完整的产业链布局，也可以选择产业链条上的一个或几个关键节点，形成对核心城市产业的延伸与补充。只有这样，以产业为核心、以特色产业集群为发展模式的特色小镇，才会成为都市圈内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的重要平台，才能以其特有的属性与带动周边经济发展的辐射力成为都市圈建设中盘活地方资源、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一步。
一、“核心城市+特色小镇”的都市圈发展模式
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主体形态，而都市圈是城镇化到城市群的中间阶段，世界顶级城市群大都经历过城市间自由竞争、都市圈及产业集群形成、城市间协同发展的过程。国际上公认的成熟城市群大多由若干分工明确、经济社会联系紧密的大中小城市连绵而成，且均以一个或几个大都市圈为“硬核”，例如纽约都市圈、芝加哥都市圈、日本三大都市圈（东京、大阪、名古屋）、伦敦都市圈以及巴黎都市圈等。和世界上成熟的城市群相比，中国的城市群大多处于雏形发育期、快速发育期、趋于成熟期等发展阶段，这些阶段都属于都市圈的形成阶段。比较世界各地城市群的演化历程，本文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起逐步形成并日趋完善的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的中心—外围模式、增长极模式、飞地经济模式以及中国学者陆大道提出的点轴开发模式，为中国都市圈向城市圈演化提供了借鉴经验。
1.点轴开发模式
1986年，中国著名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基于中心地理论提出了点—轴系统理论（Pole-Axis System Theory），指出若干不同级别的中心城镇在一定的方向上被以线状设施为基础的轴线连接，并通过轴线发生着有效的联系，形成了点轴聚集区进而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社会经济要素会由高等级的“点”和“轴”向较低级别的“点”和“轴”渐进式扩散，进而实现从区域间不平衡向较为平衡发展。《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到的构建“一核五圈四带”的网络化空间格局，采取的就是这种点—轴—网络方式，沿着铁路、水路和高速公路形成的轴线，以南京、杭州、武汉、长沙、成都以及重庆等为一级节点城市，逐步构建起辐射中部的城市群组。
2.中心—外围模式
19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约翰·弗里德曼提出的中心—外围理论（Center-Periphery Theory）指出，一个经济系统在空间上表现为核心外围二元结构，其中核心区一般是指中心城市地带以及重要的节点城市，外围区则是城市发展的腹地以及广大的农村地区，在早期中心地区凭借其强大的虹吸效应，致使周边落后地区的各种生产要素流向中心地区。但是当核心城市集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进入人口和产业外溢扩散阶段，外溢影响距离取决于核心城市的规模和经济能级，以及地理条件、交通和空间距离条件等，一般成点轴模式向外扩散。此时，要想充分发挥城市群在城镇化整体进程中的空间主体作用，就必须要通过合宜的政府干预，以行政逻辑补充市场逻辑，打破核心—外围二元结构的桎梏，以实现整个城市群区域的良性互动与一体化发展。
3.增长极模式
国内外关于核心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主要有经济增长极理论（Growth Pole Theory）以及空间相互作用和空间扩散研究。佩鲁、缪尔达等人提出的经济增长极理论认为，区域内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会有所不同，这些不同强度的增长极会通过扩散效应对外围区域产生不同的影响。实践也表明，增长极的主要作用表现为极化效应，对自身发展的促进和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成渝城市群构建的“一轴两带、双核三区”的空间格局，即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成渝城市群由两个特大城市成都、重庆和较多的小城市及区县组成，尽管在大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缺少中等城市的过渡和支撑，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群内部逐渐形成了核心城市成都、重庆明显领先的局面，区位优势突出，是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被称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在培育增长极的同时，通过做强区域中心城市，建设重要节点城市，培育发展一批特色小城镇，进而在成渝地区形成了多核联动的城市结构和发展模式。
4.飞地经济模式
飞地经济（Enclave Economy）是近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嵌入式”发展模式，它的核心发展理念就是要打破不同地区经济、文化、体制等的差异，促使各种要素在不同地区实施产业转移。目前中国正在经历资源向大城市聚集，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大城市病”逐渐凸显，城市治理手段也一直在去库存和控房价之间徘徊。当大城市带来的诸多问题显现后，才开始真正迎来特色小镇的发展机遇，尤其是能够在大城市辐射范围内，并有独特产业优势的特色小镇将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未来有望形成“核心大城市+多点特色小镇”格局的大都市圈。
总结相关研究成果和各种成功的都市圈发展模式，本文认为在大城市的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决定了城市具有最优边界。人口集聚会带来生产成本的降低并可能存在规模经济，但人口集聚还会带来生活成本的提高和人均公共服务水平的下降，降低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从而产生拥挤效应，当规模集聚跨越收益曲线的拐点，反向抑制作用会出现并快速增长，区域竞争力下降，能源、环境问题突出，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下降等“大城市病”显现。此时，这些地区的一部分人口和产业逐步进入外溢扩散阶段，外溢影响距离和梯度取决于核心城市的规模和经济能级以及地理条件、产业布局和生态系统完整性，一般呈带状、圈状、网络状向外渐进扩散。从产业外溢梯度影响层面来看，都市圈的圈层范围通常包括中心都市区圈层—连绵都市区圈层—区域都市区圈层—紧密都市圈层—广域都市圈层，而特色小镇是位于圈层范围内衔接都市圈、城市群的平台，也是都市圈产业关系的纽结点，核心城市与特色小镇在亲缘上血脉相连，在文化上地缘相近、文脉相连，因此也是核心城市产业转移的重要战略扩散地。
二、都市圈内核心城市与特色小镇的“生态位”找寻
罗守贵（2012）认为，都市圈和生物群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市圈内城市形态各异，但又彼此联系、相互制约，进而形成一个高度融合、共生共存的网络状城镇体系，核心城市和各节点城市以及作为微中心的特色小镇都是这个网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上成功的都市圈相比较，中国都市圈的差距并不在核心城市，而主要在微中心和节点城市上。核心城市聚焦于解决人口过度集中、优化功能布局等“大城市病”的同时，构建各功能组团有序分工、紧密协调的大都市圈，都市圈内的各节点城市和微中心也要找到自己的“生态位”，才能保持都市圈演化的稳定与均衡。
1.核心城市在都市圈建设中的角色定位与价值分析
目前中国的城镇化已进入城市功能疏解的3.0时代，这一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就是城市将会越来越大，并逐步形成都市圈和城市群，在此阶段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都市经济圈竞争已经成为国家和区域竞争的主要表现形式。与单个城市和城市群相比较，都市圈的空间范围一般包括核心城市及周边节点城市和中小城镇，着力于解决核心城市过度集中的人口与产业疏解，治疗“大城市病”的同时建设各功能组团分工有序、紧密协调的一体化运营体系，因此都市圈具有超越单个行政城市的资源配置能力和区域治理能力。同时都市圈特别强调调整核心城市的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以及与周边辐射区域的协调发展与经济带动效用，因此核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就成为城乡融合发展最有效的途径。
从本质上看，核心城市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形成的一个空间极点（增长极）。极点形成的早期，在科技进步和规模经济效益的助推下，大量的人口、资源和产业向核心城市集聚，它们会凭借自身政治、产业、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对其他地区形成极强的吸引力（极化效应），这也符合经济—人口分布平衡法则。只有当核心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伴随着产业转移等经济形式的发生，扩散效应大于极化效应，此时经济辐射作用开始显现。这种扩散带动作用不仅能够满足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需要，而且能够为产业升级提供高层次的消费市场。更为重要的是，在合理的区域利益协调机制下，通过核心城市辐射能力的提高能够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进而形成以大都市为核心的多层次、网络化、功能互补的城市空间格局，这又可以进一步增强核心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形成更大范围的都市圈。东京、纽约等国际大都市所在的都市圈以及中国比较成功的京津冀都市圈的发展都是核心城市联合周边中小节点城市共同建设的结果。
虽然从理论上说只要具备辐射源（核心城市）、辐射流（客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辐射通道（交通信息通道）和辐射动力以及辐射接受地五个要素，核心城市对边缘地区的经济辐射就会发生，但事实上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源于其向外扩散的离心力引发的扩散效应（渗透效应、溢出效应），源于其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功能定位、交通距离、交通手段与通信手段，以及现行行政区划壁垒决定的集聚效应的水平及空间距离。一般来说，根据都市圈的经济产业实力以及圈内核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带动作用，业界将中国24个人口超1000万人的大都市圈分为发达型都市圈、崛起型都市圈、起步型都市圈，以上海为代表的都市圈为发达型都市圈，上海是长三角城市群的“强核”，辐射范围囊括了苏锡常都市圈、宁波都市圈的大半区域以及杭州都市圈的嘉兴、湖州等地区。2018年，上海高达9.1万亿元的GDP，“研发在沪，生产在外”的产业优化布局思路，“一核五圈四带”到上海大都市圈的发展理念，“干线+城际+市域+城轨”多层次轨道交通，为以上海为核心的大都市圈打下了基础。以成都、重庆为核心的都市圈为起步型都市圈，成渝城市群内的核心城市和周边地区的经济联系较弱，经济实力尚不足以影响稍远的周边地区，经济上较为孤立。2018年，成渝城市群的城市和经济首位度分别为2.06和1.46，核心城市集中度超过60%，呈现出中心城市独大，其他中小城镇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因此依托以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和高速公路为骨干的城际交通网络，提高城市间物资、人员、服务、信息的交换能力，根据城市自身的发展条件和特点壮大优势产业，加快人口聚集，通过适度扩大城市规模实现与邻近县市的一体化发展，分担核心城市的经济社会功能就成为以成都、重庆等为代表的起步型都市圈规划的重点。
2.特色小镇在都市圈建设中的角色定位与价值分析
特色小镇在都市圈内的定位应该是一个特色鲜明、具有集聚效应的经济文化生活空间，是生态与生产协调发展的集“产城人文”于一体兼具城乡优点的“城市综合体”。所以成功的特色小镇会与核心城市的产业形成分工协作关系。一方面，以特色产业为支撑的小镇要在其中扮演联动周边发展、促进产业高端化和智慧化的角色，并帮助都市圈完成核心城市与乡村“携手”；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以产业链条为根基、资源禀赋为脉络、人口吸引为动能、生态和谐为表征的特点，同时还要特别强调基础设施改造、服务完善的生活理念以及提升人居环境品质的生态理念，强调以人为核心致力于实现产城融合和区域一体化格局的形成。
在核心城市周边布局特色小镇，区位布局决定了特色小镇的成功与否。考虑到特色小镇的产业定位是以承接核心城市的外溢需求及上下游产业链为主，但又不能完全局限于承接核心城市的产业转移，因此特色小镇选址应位于城市远郊或城市周边区域，不宜远离核心城市。而从资源禀赋的角度来看，在都市圈内核心城市人口、产业等要素的外溢圈层内布局特色小镇，才能享受到都市圈加速发展带来的外围节点性城市价值提升红利，因此环核心城市的卫星城及卫星镇，更有可能发展成为特色小镇。
在培育特色主导产业的基础上构建产业链及价值链，决定了特色小镇的产业布局。产业是人口合理聚集、小城镇健康发展的基础，所以要特别强调产业功能的优先性。要从特色小镇的比较优势、资源禀赋以及是否具备新奇产业基础、人口结构等条件出发，因地制宜地制定小城镇发展的主导产业，并借助全球化和互联网手段，把相关产业引入到全球的产业链中。在产业链分工体系中，特色小镇以高度融合的态势融入全球价值链，并与周边环境共生、互赢、利益共享，协同发展并形成具有强大萌发能力的产业链。杭州都市圈内被称为“阿里系”“双子星”的梦想小镇和云栖小镇，就契合了产业链融合的特点。
“小在感知精致”的规划要求决定了特色小镇的空间布局形态。特色小镇因功能形成了紧凑型网络化城市空间形态。当前农村规划特色小镇存在的用地难问题，要基于农村复杂的土地权属现状，通过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来解决。为了避免大规模拆迁的高额成本，特色小镇在空间布局上要力求“小而精致”，在规划过程中应突出功能集成，推进“多规合一”，体现产城人文四位一体和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的理念。同时特色小镇要在追求差异化、特色化、产业化的基础上突出集约化，以此来培育并形成适合小镇发展的产业生态。要避免对土地资源的过度占用，在对人口、资源、生态环境承载力合理界定的前提下严格划定特色小镇边界。
“非区非镇”的发展格局决定了特色小镇的自组织特征。特色小镇“非区非镇”，良好的市场化运作是其成功的关键，这也决定了特色小镇必须要具有开放性、非线性、远离平衡态的特点，是由内部因素主导其发展和演化的耗散性结构以及自组织系统。这种自组织系统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特色小镇应该是自组织的，并可以跟产业和周边的节点强强联合，形成微循环模式的产业生态，这种微循环本身就可以形成产业；其次，社会资本的高度参与为特色小镇的成功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特色小镇建设需要长时间持续的资金投入，离不开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这种创新融资模式的助力；最后，在完善产业链布局、引进优质资源及整合新型产业资源方面，大型企业集团更有经验，所以大型企业集团的参与是特色小镇成功的关键。这些企业集团还可以通过专业投融资平台的打造，借助资本运作优势，完善产业布局，通过引进优质资源并整合新型产业资源，进而在特色小镇内完成具有自循环特质的产业生态圈布局。
“中间地带”的特点决定了特色小镇可以成为乡村振兴的平台和载体。从空间结构上看特色小镇是从“城到乡”和从“乡到城”的重要空间节点，具有引导核心城市人口、功能、产业外溢疏解的作用，承载着优化地方人口结构，促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功能，这也是《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中提出以特色小镇为载体“打造一批功能多样、产业集聚、设施完善的创新创业平台”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也决定了特色小镇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作为产、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模式，特色小镇融合了城市功能与乡村功能，同时还兼具了文化、社会功能，是一个集产业、文化、旅游和社区功能于一体的新型部落体。其作用机理表现在：以特色产业为载体促进农村产业兴旺，以特色小镇为窗口引领乡村文化兴盛，以特色小镇为平台带动乡村生活富裕，以特色小镇为示范拉动乡村生态宜居，发挥小镇“小、精、专、特”的优势，形成产业、科技、社会和自然共生发展的组织形态，与核心城市形成差异化定位、错位竞争、互补发展的格局，从核心内涵上高度契合了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要求。
三、“核心城市+特色小镇”的协同与共生
都市圈内核心城市与周边小城镇存在着共生与竞争的关系，这也是都市圈发展的原动力。特色小镇是城市化进程中非连续性、过渡性的政策手段，它的发展顺应了都市圈以及城市群的发展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讲，特色小镇是城市体系的一部分，是智慧城市理念的深化。在都市圈内通过公共基础设施（轨道交通）引导产业和人口疏解，将地理邻近的大中小城市整合为高效的城市网络，通过高端要素的集聚和产业链的延伸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可以说都市圈重塑了城市空间布局和产业格局，也使得核心城市与小镇协同发展、和谐共生成为可能。
1.都市圈内核心城市与特色小镇的协同
《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对都市圈的定义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把节点城市、微中心建设发展纳入都市圈空间规划体系，将促进都市圈空间体系结构的集约化和合理化，“都市圈+特色小镇”的协同模式就契合了这一发展主题。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都市圈承载着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能力强的城市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职能，核心城市与特色小镇通过经济辐射效应建立起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以及产业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
第一，交通和基建的协同。以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交通网络一体化助力人口和产业转移。都市圈着眼于核心城市与周边溢出区域的协调发展，都市圈的一部分城市功能和产业集聚可以由此分散到近郊、远郊以及周边城市，核心城市以规模化、同质化、高层次的资源聚集支撑各类特色小镇的发展，不仅能推进特色小镇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更能够将过剩产能从大城市引入有市场需求的特色小镇，并提升本地的经济活力，为本地经济发展提供新引擎，都市圈内路网、高铁、航空基础设施就成为核心城市能级提升、经济圈梯度辐射的重要支撑。
完善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也是特色小镇接受核心城市经济辐射的前提条件，环境宜人、基础设施完善可以促使核心城市人口聚焦和产业转移，极大地推动区域内资源共享、商业市场流通、产业族群升级，对人口和产业具有极大的虹吸作用。而且都市圈内各节点城市间交通基础设施越发达，辐射的经济圈范围就会越大，区域内要素流动更活跃，梯度渗透影响力更大，对外连接程度更高。而特色小镇作为核心城市辐射外溢圈层内的微中心，之所以能够得到核心城市溢出的产业和人口资源，完善的城乡一体化基础设施、与核心城市相连接的交通互联网络以激活地方资源是其最重要的助力。
根据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案例，密集的轨道交通扩大了人口分布与职业通勤的范围，成为带动都市圈发展的重要因素。特色小镇的建设也必须注重发展多层次、多模式、多制式轨道交通系统。大力推广服务设施和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理念将促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或者说都市圈的打造必须提升交通网络的服务保障能力，“以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为重点，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构筑功能一体、空间融合的城乡体系”，这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契机。
第二，产业体系协同。用特色主导产业来避免小镇的同质化。以特色产业引领的特色小镇成为城市高端要素扩散并重新组合而成的新空间，它使得都市圈内产业版图更加清晰。都市圈是核心城市发展的升级版，是中国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目前都市圈内核心城市都在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对传统的中低端制造业、服务业形成挤出效应，给环中心区域特别是有产业基础的特色小镇带来发展新机遇。
在经济全球化和新一轮技术革命的背景下，产业之间的壁垒正在消失，一方面是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加剧了市场竞争，让综合性发展成了企业提升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是由于人类的需求本身具有非常强的关联性，在经济高速发展之下，为原本市场上单一的产品开拓了新的需求空间。那么产业的高端化发展要“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形成以现代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也点明了都市圈内包括特色小镇的发展必然要进行产业融合。
特色小镇推动产业融合的作用源于其本身是以产业为核心。成功的特色小镇发展路径大多以产业集聚为依托，靠近核心城市，立足于原有产业，营造营商环境，培育竞争性企业，而后吸引与该产业相关的合作商、供应商和相关机构，在建设之初为产业融合打下基础，在建设过程中进行产业融合，利用产业融合为特色产业赋能，进而挖掘出“产业+地域”的竞争优势。
第三，建立都市圈内合理的区域利益协调机制。理想的都市圈是一个在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和整体结构上具有合理体系，在资源配置、产业分工、人文交流等方面具有良好协调机制的城市发展综合体。特色鲜明、分工明确、彼此互补是良好都市圈的标配，避免“同质化”是都市圈建设中的重要问题。而“促进城市功能互补、产业错位布局和特色化发展”的指导方针，要求核心城市以规模化、同质化、高层次的资源聚集支撑各类特色小镇的发展，特色小镇又以快速的发展反过来推动核心城市资源质量和数量的提升，这才是核心城市和特色小镇最优的互动机制。
2.都市圈内的共生机制
发展演化理论认为都市圈的核心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逐步加强，特别是都市圈呈现出中心—外围型（核心区一般是指核心城市以及重要的节点城市，外围区则是城市发展的腹地及广大的农村地区）城市结构特征时，得益于城市圈经济会沿着交通轴线向区位条件较好、基础设施发达的周边城市扩散，这种辐射效应更加明显。在这种城市结构布局下，核心城市和特色小镇的分工与合作非常密切，并且产业结构呈现出综合、多元和开放的趋势，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结构转换能力以及市场竞争能力。核心城市与周围特色小镇之间形成了以垂直分工为主的分工结构，而周边小镇之间形成了以水平分工为主的分工结构，核心城市与特色小镇呈现出良好的共生关系。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的发展，虚拟空间逐步消除了地理差异，都市圈内特色小镇更加强调全球城镇网络结构的定位，几乎每一个特色小镇都试图在专门领域获取绝对优势以占领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这就使得特色小镇内经济组织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结构，这种复杂性集中体现为主体的变异性、主动适应性和二者的相互作用。演化经济学可以解释这种新产品、新结构、新创业主体所形成的特色业态、特色生态链形态。以互联网经济高地—杭州都市圈为例，杭州都市圈包括有杭州、嘉兴、湖州、绍兴、衢州、黄山等6市，有西湖云栖小镇、上城玉皇山南基金小镇、余杭梦想小镇等7个国家级和省级特色小镇，受益于杭州电子商务中心的地位以及2015年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获批，都市圈内核心城市与特色小镇利用“互联网+”优势以特色产业配套为切入点打造科技特色小镇，阿里云的初期进驻及阿里的隐性支撑成为其重要的企业驱动（无论是外溢生产要素还是内部支持倾斜），目前已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云计算产业生态，辐射范围直达所有合作伙伴。
特色小镇与都市圈的发展有相通之处，背后的一个共同逻辑就是要有充分的就业机会。人口梯度转移引导人口从农村流向小城镇、从小城镇流向小城市、从小城市流向核心城市，但核心大城市的限购、限贷政策又将人口挤向周边的中小城镇，这就为小城镇带来了在都市圈内实现城市化的最大发展机会。
一般来说，处在核心城市周边的人口密度相对较低、各类产业发展均衡、有良好经济基础的小镇容易成为人口和产业转移承接地的首选，有很大的概率成为以高新技术产业或制造业为主导的特色小镇。这类特色小镇的开发模式不仅能够实现产业和相关要素在核心城市和小镇之间进行整体性转移，进而推动资源在更大范围内重新配置，解决区位条件较差的地区或受空间约束的地区突破土地资源限制拓展发展空间等问题，而且为欠发达地区解决了资本、人才和技术短缺问题开辟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所以对于大多数地区特色小镇的规划路径应主要聚焦于有自身优势的特色产业与大城市的产业形成互补，甚至是围绕大城市形成若干不同分工的特色小镇，并以特色产业为引擎，通过延伸产业链建立起产业聚集并形成“产业本身+产业应用+产业服务”的相关产业集聚区，通过横向、纵向产业链上的依赖进而建立起核心城市与特色小镇稳定的互利共生关系，房山区长沟镇围绕北京中心城区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时代背景打造的“北京基金小镇”，就是基于对位发展、互补发展的产业定位，利用本地生态优势，着眼于承接首都金融功能外溢，促进北京市金融产业布局优化、发展金融产业进而形成了金融产业集聚效应和完整的基金全产业链发展模式。
四、未来发展趋势
目前中国已有上海、深莞惠、广佛肇、苏锡常、南京、杭州、北京、天津、成都、长株潭、重庆、厦泉漳、青岛、武汉、郑州、西安、合肥、宁波、石家庄、济南、沈阳、哈尔滨、南昌、长吉等24个人口超1000万人的都市圈①，在以核心城市辐射带动周边城市融合发展的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新模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未来城市布局趋势来看，都市圈作为人口、资本以及企业最为集中的区域，以相对较小的空间汇聚了大量的人口、资金等生产要素将迎来重要发展机遇，新增长动能、新经济增量等都会在都市圈内的核心城市中率先涌现，而都市圈的发展也关系到中国整个经济的未来发展走势。目前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都市圈的发展，如2019年4月国家发改委印发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就明确了以发展都市圈辐射腹地城市群为核心的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战略，未来随着都市圈战略的持续推进，核心城市的发展模式将逐渐从单打独斗转向区域协调发展。
而从国内外特色小镇的发展规律来看，大多数具有产业优势的小镇多布局在环中心城市地带，且时间距离通常在1小时交通圈内，它们并不单纯是农业或旅游小镇，还有很多是高科技小镇。大都市圈时代，特色小镇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更需要以产业集聚和产业链延伸的形式与核心城市形成产业生态布局，成为都市圈空间层次构建中不可或缺的一层，以其在特定区域及其历史人文背景下嵌入的“产业生态位”成为产、城、人、文4位一体的新型城市空间，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选自《区域经济评论》2019年第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