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宋丙涛，男，河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开封 475004）。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为国家战略，点燃了黄河流域各地发展的巨大热情，也掀起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问题的新高潮。研究者大都认为黄河流域迎来了一次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振兴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但对这次机遇的性质的认知难免会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差异，本文仅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理论反思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与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精神一脉相承，也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互为表里。这些报告、讲话与决定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面临着新的任务，因此，应该有新的发展思路与改革措施。比如，党的十九大报告就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判断表明，即使从全国范围来看，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已经不再是充分调动市场力量与微观积极性，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各种经济总量，确保国内生产总值的持续高速增长；而是要转向增长质量的提高，关注经济增长带来的实效，特别是要关注不同地区的均衡发展与增长成果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均衡分配、推动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问题。

由于经济理论研究的滞后，现有的市场经济理论以及以效用价值为基础的产权制度理论既没有充分论证资源的价值与分配机制，也没有充分认知劳动的价值与意义，从而导致了早期的改革措施中存在着收入分配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进而带来了严重的市场经济发展成果分配不均衡、不合理的问题。法国学者Pikkety教授2014年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之所以迅速成为畅销书就是这个理论困境的反映，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范式日益遭到诟病且正在经历全面的批判也说明了学界正在进行理论反思。

在这个反思的过程中，以国家财政论为核心的一部分新经济史研究者的努力与公共经济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给探讨如何弥补市场经济分配机制的弊端以新的启发。按照公共经济学的基本认知，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是私人经济与公共经济共同发展的产物，市场经济发展仅仅是私人经济发展的成功机制之一，但私人经济的发展成功不可能替代公共经济发展本身。而对于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而言，无论是人类共有的自然资源的消耗与开发，还是人类自身的发展与提高，都是典型的公共经济问题，是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推动的。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对高质量发展的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强调，都表明我们党已经认识到，公共经济的发展才是当下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方向。

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公共经济的发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是经济发展进入一个较高的发展阶段的标志。众所周知，早在2010年前后，我们已经进入了供过于求的新时代。尽管供过于求有着结构性错位的各种原因，但市场调节领域的基本到位与私人经济需求的基本满足仍是一个基本的现实。但市场经济的供过于求并不意味着所有领域的供过于求，特别是公共产品的供过于求。市场经济发展不均衡其实是公共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结果，相反，早期的工业化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恰恰是政府提供的各种发展型公共产品的产物。类似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尽管有认识到位的因素，但也离不开早期公共经济投资的支持，因此，即使是“宜工则工”“宜商则商”的黄河流域的市场经济发展也需要公共经济投资的支持，特别是已经认识到位、发展已经起步的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首先依赖于公共经济的发展。

然而，黄河流域的历史地理背景与生态环境现状也提醒我们，黄河流域的发展主要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而生态环境的保护属于典型的公共经济发展的内涵范围。当然，在这个五千多公里长的黄河两边，具体的生态背景与发展任务也并不完全一样。作为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与河湟地区的生态环境不仅相对脆弱，而且是整个中华民族共享的生态公共产品，因此主要的任务自然是环境保护与生态恢复。但对大多数的中下游地区，高质量的发展则意味着公共经济的完善性发展与基础设施的补充性投资。

事实上，中国传统的经世济民理论早就告诉我们，人民群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是由外部的天灾人祸与内部的发展动机共同决定的。而从最新的公共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公共产品的供给结构同样是由需求结构内在地决定的（宋丙涛，2015），但公共产品的消费却又有着自己独特的内在规律。即在生存型公共产品（比如国防）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以前，对发展型公共产品（比如市场）的需求很难出现。当然，对于那些自然条件较差或因为各种原因曾在历史的进程中遭受了重大损失的欠发达地区，通过一定的外部援助来改变生存公共产品的供给，既是均衡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发展理论对外生的第一推动力的必然要求。因此，对整个黄河上游的贫困地区或不发达地区，建立东西部地区的援助关系或上下游之间的对接帮扶关系，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因此，当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准确把握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方向和规律”“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时，这不仅标志着中国的治理模式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现代化转型阶段，而且暗示我国将探索人际与人地和谐相处的文明新模式，而不再追求简单的市场经济总量增长。实际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国家治理的核心就是公共经济的运行，而公共经济提供的公共产品包括生存型与发展型两类。只有发展型公共产品才能带来表现为GDP的市场经济的增长，没有生存型公共产品的充分供给，就不可能有发展型公共产品的供给。而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来，国家在环境保护与扶贫攻坚方面的努力其实正是在确保全体中国人的生存型公共产品的基本供应，正是在为发展型公共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

总之，高质量发展主要是指公共经济的发展，黄河流域的公共经济的最大需求或短缺就是生态环境的改善与保护。因此，黄河流域的发展需要公共经济的优先发展，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就应该是上下游之间相互协作基础上的生态保护，黄河流域因地制宜的均衡发展就是在治理黄河的前提下的社会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本文选自《区域经济评论》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