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不断充实完善，逐步形成了区域发展的新格局。概括起来，区域发展新格局的特征呈现“四三二一格局”。其中，“四”指的是“四大板块”，也即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布局中所涉及的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三”指的是“三大经济圈”或者“三大城市群”，包含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二”指的是“两条经济带”，即长江经济带发展和新近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一”就是“一带一路”建设，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也是连通国内外发展的对外开放大战略。

中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从刚开始的东部、中部、西部划分，演变为“四大板块”，再到“三大支撑带”（共建“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提出，最终形成现在的“四三二一”战略布局，整个区域发展体系更加系统和完整。总体上来看，从南到北布局的三大城市群，也是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增长极；从东到西布局的“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经济区”，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框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区域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也带来了几个新的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中国区域发展呈现梯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格局

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要完成农村脱贫攻坚任务，消除绝对贫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1万美元以上。预计“十四五”期间，到2023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以达到1.3万美元以上，将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的最低门槛。这一现象从区域层面来看，呈现出更加明显的梯度跨越特征。

中国区域发展呈现出竞相发展的态势，各地都在想方设法发挥比较优势，实现赶超和跨越式发展。由于中国幅员辽阔，空间异质性比较突出，各地区发展很不平衡，不可能齐头并进，必然形成差异化的发展格局。例如，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跨越了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水平。2019年，北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36万美元，上海人均2.3万美元，江苏人均1.8万美元，浙江人均1.6万美元，福建人均1.57万美元，广东人均1.4万美元，天津人均1.3万美元。如果以地级及副省级城市为单位，则有更多城市达到高收入水平，深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8万美元，苏州、无锡、广州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超过2.3万美元，南京、杭州、长沙等城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万美元，还有更多城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5万美元。再往下以县级市为单位，江苏省江阴、昆山、张家港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超过3万美元，还有更多城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万美元。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快速推进，中国将有越来越多的地区达到高收入水平。

由此可以发现，中国区域发展正由点到线到面，先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由局部跨越到大部分跨越再到整体跨越，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现实发展路径。但同时也要看到，即使到2023年以后，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也并不意味着所有地区都达到了这一水平，因为这是一个全国平均水平，还将会有一半左右的人口在这一水平之下。要全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特别是达到发达国家发展水平，还需要长期不懈的艰苦奋斗，朝着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继续迈进。

二、关于提升省会城市首位度与双核带动

所谓城市首位度，是指省会城市在全省经济中所占比重，主要是经济总量和人口规模，首位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城镇体系中的城市发展要素在最大城市的集中程度。所谓双核城市，是指在一个省内有两个重量级的城市作为带动城市。这方面有不少研究文章对全国一些城市做了对比分析。比如，省域之间，成都与重庆的比较，南京与杭州的比较，郑州与武汉的比较；省域之内，深圳与广州的对比，苏州与南京的对比，宁波与杭州的对比，青岛与济南的对比等。

在省会城市首位度的比较研究中，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性的经验，比如，一个经济发展比较好的省份，一般省会城市首位度比较高，经济带动和辐射力比较强。但这一规律也不能是完全的“一城独大”，“大树下面不长草”也不利于整个省域经济的发展。省会城市首位度到底多少比较好？有研究认为一般应在30%—40%，但基于不同省情，这一数值会有差异。

目前，中国有不少省份都在制定实施新的区域和城市发展战略，其中内容之一就是做大做强省会城市。比如，广西提出推进强首府战略，提高南宁的首位度，目前南宁的首位度大约是20%多；江西提出支持大南昌都市圈发展，目前南昌的首位度大约是24%；济南（城市首位度为10%）收编了莱芜；合肥（城市首位度为26%）分拆了巢湖。南京、郑州、沈阳等也提出了强省会的目标。武汉的城市首位度已经比较高了，达到37%，目前正在全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未来武汉城市人口要从现在的1100多万人增加至2000万人以上。

在区域发展的比较研究中，对比不同省域的经济发展，可以发现一般“双核带动”的省份发展比较好，比“一城独大”的省份发展要好，具有两个核心城市共同带动发展的省份，其经济发展力量比较强，整体也相对比较均衡。“双核带动”的例子有广东省的广州和深圳，福建省的福州和厦门，浙江省的杭州和宁波，江苏省的南京和苏州，山东省的济南和青岛，辽宁省的沈阳和大连，基本都属于沿海地区的经济大省强省。总地来看，一个省的经济发展，必须有能量比较大的城市带动，类似于汽车和飞机的发动机一样，发动机比较多，动力比较强，才能带动经济更好发展。

三、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南北分化问题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过去主要是东西差距，现在出现了新的南北分化。从全国来看，有的地方发展势头很好，而有的地方则出现下滑趋势，可以说“冰火两重天”，总体上呈现出“南高北低”的状况，即南方经济发展势头较好，西南、东南、中南发展都不错；北方主要是东北、西北、华北经济增速下降。自2013年以来，南方经济在全国经济中所占比重从57.4%快速上升到现在的62%，北方经济所占比重从42.6%下降到38%，经济增速“南快北慢”，总量占比“南升北降”。东北经济在全国所占比重下降到6.3%，甚至不到1978年的一半水平。

经济增速最高的是西南地区，2019年云南经济增长8.1%，贵州经济增长8.3%，四川经济增长7.5%。中部地区继续崛起，除了山西经济增速6.2%，其他5省增长都比较快，如江西经济增长8%，湖南经济增长7.6%，安徽和湖北经济增长均为7.5%，河南经济增长7%，都远高于全国经济增长6.1%的水平。

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加速，我们曾经担心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增速出现下降，主要是因为劳动力成本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甚至向国外转移。但这几年的发展实践表明，东部沿海地区顺利实现了转型升级，“腾笼换鸟”，机器换人，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从原来的中低端加快向中高端攀升，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出乎意料，可以说总体上经济转型升级迈出重要步伐，科技创新和新动能发展出现喜人景象。目前，经济总量排名靠前的经济大省发展势头良好。数据显示，2019年广东经济增长6.2%，浙江经济增长6.8%，江苏经济增长6.1%，福建经济增长7.5%，大多高于全国水平，只有山东增长稍微低一点为5.5%。特别是广东，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势头强劲，深圳、广州双雄并立。现在，深圳、广州经济总量都已经超过香港。深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已超过台湾，深圳人均GDP为2.8万美元，台湾人均GDP是2.6万美元。1990年时，中国台湾的经济总量相当于中国大陆的45%，现在下降到只有4.3%。1991年时，中国香港经济总量相当于中国内地的20%以上，现在下降到只有2.7%。

与此同时，北方一些地区经济增速则较低。例如，东北地区，2019年辽宁经济增长5.5%，黑龙江经济增长4.2%，吉林经济增长3%；华北地区内蒙古经济增长5.2%，天津经济增长4.8%；西北地区陕西经济增长6%。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区域差异和经济走势分化现象？从根本上说，就是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效果的不同造成的。经济发展好的地方，一般是创新活力强，新产业、新经济、新动能快速成长，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强劲动力。而在一些经济发展状况不太好的地方，传统产业比重高，新动能发展比较慢，创新活力不足，依然是用过去已经减弱的动力来拉动经济增长肯定是不行的。就像一列火车一样，过去的动力是蒸汽机，后来是内燃机，现在到了高铁时代，需要新的强劲动力。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说到底已经变成了创新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竞争，而这与营商环境、创新生态、经济发展吸引力密切相关。

四、重新认识工业化和城市化

过去我们对工业化的认识，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从工业化初期，进入到工业化中期，再到工业化后期，直到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到后工业化社会以后，工业所占比重大幅下降，服务业所占比重大幅上升，超过70%以上。甚至有观点认为，服务业比重越高越好，因为其表明了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

现在，我们要对这个观点提出质疑。因为现实的情况是，发达国家在进入所谓后工业化社会以后，出现了工业弱化、产业空心化、国际竞争力下降的问题，反过来纷纷提出“再工业化”的口号，实施“再工业化”发展战略。最典型的是美国，美国制造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只有11.6%，占世界制造业的比重不到18%。这一数据的最高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美国制造业曾经占到全世界制造业比重的53%。美国现在同中国形成巨大的反差，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现在中国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8%，占世界制造业的比重也是28%，超过美国、日本、德国的总和。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中美会产生贸易争端。贸易争端名义上是由巨额贸易逆差引起，中美贸易逆差总量美国统计数据是5000多亿美元，中国统计数据是3200多亿美元。实质上，因为美国的竞争力下降，尤其是在国际贸易中竞争力不抵中国。因为比较优势导致的贸易商品结构的差异，美国每年需要从中国大量进口，但却无法向中国提供大量出口产品，而中国急需要的高科技产品，美国自身又限制出口，因此，贸易逆差是不可避免的。

美国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还有隐含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逼迫制造业回流到美国。印度也面临这个问题，印度工业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较低，因此在制造业领域的对外开放方面十分谨慎。2019年在泰国召开的东亚峰会上，其他15个国家达成RCEP协议，印度却不敢签署，原因就在于印度认为如果放开进口，中国的产品将淹没印度，而印度现在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很大，与其他不少国家的贸易状况都是逆差。印度服务业比重高，占到国民经济的60%多，制造业占比只有15%，占全世界的比重只有3.1%。而反观世界上其他经济竞争力强的制造业大国，都是制造业比重比较高的，如日本制造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21%，占全世界制造业的比重为8.2%；德国制造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接近21%，占全世界制造业的比重6%；韩国制造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接近28%，占全世界制造业比重为3.4%。

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世界工厂”的称号彰显了中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重要地位。以手机为例，中国2018年生产手机18亿部，比2016年生产20多亿部有所下降，占全世界产量90%，其中广东生产手机8亿多部，郑州、重庆分别生产2亿多部。产量提升的同时，中国生产的手机也在特色化和品牌化方面实现重要突破。例如，号称“非洲手机之王”的传音手机，在国内基本没有销售，不怎么知名，但在非洲卖得很火，占到非洲手机销售市场份额的一半以上，其成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特色化，产品物美价廉，价格便宜，更重要的是，它解决了别的手机照相感光不好的技术痛点。

总体来看，我们不能再走后工业化—去工业化—再工业化的老路，一定要紧紧守住强大工业化的根基，下大力气提升工业制造业的质量和水平，这是国家竞争力的根本所在，也是一个地区经济竞争力的根本所在。

城市化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曾经十分流行的所谓“反城市化”“逆城市化”观点，认为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就会开始出现城市化的逆向流动。这种观点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实质上，在基本实现城市化以后，城市还会向着城市带和城市群的方向发展，最终达到城乡一体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要严格控制城市规模，防止出现“大城市病”。但现实的问题是城市规模大到什么程度才会弊大于利？这一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到目前为止，已有研究还没有发现城市规模大到不经济的情况，也就是说，开始出现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日本大东京都市圈有3700万人，经济总量超过1万亿美元，占到全国的30%以上。韩国首尔大都市圈有2500多万人，占全国人口的一半。而中国大多数的城市规模并未达到这一水平。城市能量是与其规模成正比的，这就像万有引力定律一样，城市的经济实力、生产率、吸引力、辐射力等，都是同其规模成正比的，规模越大，能量也越大，其吸引力、辐射力、带动力也越强，这可以叫作“城市引力定律”。当然，城市的发展也应该是自然的发展过程，适应产业和经济成长，与人口和劳动力相匹配，按照自身规律发展起来，而不是人为限制或人为堆积起来的。

中国的城市化已经走到了发展城市群和城市带的阶段。中央提出，把发展三大城市群上升为国家战略，制定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世界级的城市群和经济增长极。同时，要加快发展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等，以此带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因此，未来的城市化只会更快地推进，当然其前提是城乡的统筹发展，从而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

本文选自《区域经济评论》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