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锦山，男，北部湾大学党委副书记，钦州发展研究院院长（钦州 535011）。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实施和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中国对东盟的投资逐年增加。截至2020年2月，中国与东盟货物贸易总额接近6000亿元，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中国不断加大对东盟各国的投资与产业转移力度。对外投资产业选择受东道国地理位置、要素禀赋、投资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东盟国家经济环境、政治环境、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差异明显，如何选择对外投资的产业，既有利于国内产业升级，又符合东道国产业发展需求，是中国对东盟投资过程中值得研究的问题。因此，本文在考虑消费者偏好的情况下，提出中国对外投资产业类型的选择方向，旨在为对外投资企业管理者的决策提供帮助。

一、对外投资产业选择的相关理论概述

对外投资产业选择不仅是一种决策行为，还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这个过程受企业、产业、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从目前学者的研究重点来看，对外投资产业选择研究主要集中在投资东道国产业选择与投资母国产业选择两个方面。

1.基于对外投资东道国产业选择的理论概述

东道国在吸引对外投资时，会根据本国资源情况、基础设施、政策环境、收入水平、社会发展等因素，对吸引投资的产业进行选择。如东道国吸引的产业与投资母国国内产业关联性及匹配度高，则有利于促进对外投资企业与国内产业链的发展。对外投资东道国产业选择受多种因素影响，投资动机与目的不同，产业选择理论也有所差异。例如，小岛清（1978）根据对外投资的目的不同，将对外投资分为自然资源导向型、市场导向型和生产要素导向型等3种类型；邓宁（1998）则根据对外投资动机将对外投资划分为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效率寻求型、战略寻求型、贸易及分配型和辅助服务型等6种类型；王英（2007）、谭延明（2011）等认为，效率寻求型的本质是技术进步促进效率提升，可称为技术导向型。对外投资产业选择动机遵循了“市场导向—资源导向—效率导向—战略导向”的演化路径，对外投资东道国的产业选择也会根据其动机变化进行相应调整。

2.基于对外投资母国产业选择的理论概述

一国或地区根据其经济发展战略，在对外投资时，会对国内产业进行选择性投资，这些投资既包括战略性的长期目标，也包含战术性的短期目标。对外投资理论认为，产业选择和对外产业转移是母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支撑动力，且产业优化升级是对外投资产业选择的直接体现。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1935）提出了以解释产业转移为核心的雁行理论。小岛清（1978）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他认为，一国在制定对外投资战略时，要考察产业的边际收益或比较优势，从而对国内的产业进行筛选；在选择对外投资的主体上，应该鼓励中小企业对外投资。刘易斯·威尔斯（1977）提出了小规模技术理论，其理论在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的基础上，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中的优势来源做了更深入的解释。他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除获得更大的回报和寻求更大的市场外，还具有在产业链各个环节中使用小型生产技术的比较优势，从而为发展中国家企业探索国际市场提供了可利用资源以及思路。坎特威尔（1990）和其学生托兰惕诺（1990）提出了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理论，该理论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对外投资产业选择和区域选择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关于企业对东道国投资的产业选择应遵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水平到高水平的原则，区域选择应遵循由远及近的原则，同时也为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找到了技术路径和投资方向。

从现有研究来看，一个国家的对外投资可以将传统产业转移到国外，从而放弃具有国内竞争优势的产业的资源和市场，外国投资企业也可以学习其先进技术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受国际贸易、技术进步以及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本文基于消费者偏好，结合对外投资面临的实际困境，研究中国对东盟投资产业类型的选择，以期丰富对外投资产业选择相关理论的应用。

二、中国对东盟投资产业选择的现状分析和存在的问题

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在取得一系列成就的同时，也存在投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产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差异明显、与东道国产业发展需求存在不匹配等问题。

1.现状分析

第一，产业投资主体更加多元化。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对东盟投资企业数量达19358家。按公司类型划分的投资主体中，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中国对东盟投资中最为活跃的群体，数量为12146家，占比为62.74%；股份有限公司数量为7212家，占比为37.26%。近年来，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持续上升，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得以转变，民营企业在中国对东盟投资主体中的地位逐渐提升。按企业法人划分的投资主体分布中，私营企业、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个体经营、集体企业、其他占比分别为61.12%、12.10%、11.43%、6.06%、0.76%、8.53%。非国有企业在中国对东盟投资中已占据主导地位，且产业投资主体多元化趋势明显。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对东盟投资主体中的私营企业、个体经营企业与集体企业占比为67.94%，该数据较好地印证了刘易斯·威尔斯提出的小规模技术理论。

第二，产业投资的行业分布日益广泛。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对东盟投资的行业覆盖范围较广，仅前5个行业的投资比例就超过70%，且主要投资于第二、第三产业，而对其他行业的投资不足30%。从中国对东盟投资产业的分布来看，排名前6位的行业投资金额占比为80%，且均为中国的优势产业，由于国内竞争激烈、相关产业存在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因此通过有选择地对外投资，将国内不再具备竞争优势的产业与产能过剩的产业转移出去，中国的对外投资实践也印证了赤松要提出的雁行理论。从中国对东盟投资的主要国家来看，新加坡为首要流向国，投资额为64.11亿美元，投资占比为46.8%，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是中国投资的主要产业选择；其次是印度尼西亚，投资额为18.65亿美元，投资占比为13.60%，能源产业、建筑业和制造业是中国投资的主要产业选择；再次是马来西亚，投资额为16.63亿美元，占比为12.1%，房地产业、建筑业和制造业是中国投资的主要产业选择。这较好地解释了小岛清提出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选择相对弱势或边际收入下降的产业，加快对外投资和产业转移，为国内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空间，以及更多的资源要素，从而促进国内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

第三，产业投资集中于第二、第三产业。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对东盟投资的产业中第一产业占比为4.8%；第二产业占比为46.7%，主要分布在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能源产业等领域；第三产业占比为48.5%，主要分布在批发零售业、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房地产业、运输仓储业等领域。从产业布局来看，第三产业分布更具有广泛性和多样性，这表明中国企业越来越重视对东盟第三产业的投资。从中国对东盟投资的历程来看，中国对东盟投资的产业选择先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后转向其他产业；在区域选择上，先是对与中国接壤或华人、华侨较多的国家开展投资，待投资稳定后再对其他国家进行投资。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历程较好地阐释了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理论的内涵。从中国对东盟投资的三次产业比例来看，存在着第二、第三产业“双轮驱动”现象。一方面，基于国内产业发展的现状，中国对东盟的投资以第二产业为主。另一方面，中国第三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整体偏弱，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对外投资整体水平还有一定差距。

2.存在的问题

第一，中国对东盟投资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近年来，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总额不断增加，但投资的相对规模仍然较小。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存量占中国对外投资存量的5.20%，这表明，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存在巨大潜力，整体投资规模仍需不断扩大。2018年，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流量比2010年增长了近2.1倍，而投资存量则比2010年增长了近6.2倍，这表明，中国对东盟的投资仍存在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对东盟投资的潜力尚未充分释放。

第二，中国对东盟投资产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差异明显。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区位分布呈现出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中国对东盟的投资主要流向东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对新加坡的投资存量突破500亿美元，而对其他9个国家的投资总额为520.7亿美元。从投资动机来看，一方面，中国与东盟的产业存在差异，但从技术要素、政治要素与市场要素来看，中国与东盟的产业结构相关性显著。如中国对新加坡的投资虽不具备绝对优势，但通过学习新加坡的先进技术与生产工艺，将新技术与新知识传导到国内，能有效提高中国的产业发展水平；中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投资大多基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另一方面，对东盟投资规模的增长将带动相关设施、设备与中间产品的出口，为国内产业发展获取更多资源，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第三，中国对东盟投资与东道国产业发展需求存在不匹配现象。东盟各国发展程度不一，且多数国家处于中低发展水平，通过发展制造业来实现其脱贫是有效路径。中国对东盟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低端的资源开发、制造业等，这些产业对技术要求不是很高；对技术、服务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比重相对较低。从现状分析可知，一方面，中国对东盟投资并非纯粹的资本性输出，更多的是以实体投资的方式，使得国家间发生资源分配、转移，对东道国来说，不仅提高了效率，而且还带来了经济增长、收入增加和产业升级，并在中国与东盟之间实现了“双赢”的产出和福利。另一方面，通过工业投资和东盟投资中的出口替代效应，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三、基于消费者偏好的中国对东盟投资产业选择的灰色博弈分析

本文基于消费者偏好对中国对东盟投资的产业选择进行灰色博弈分析。

1.模型建立

模型建立过程详见原文。

2.模型分析

由前文的灰色博弈模型分析结果可知，在第三产业中，由于中国企业拥有技术方面的优势，使得其市场份额较高，东盟企业因存在技术劣势，所以其市场份额较小。第二产业对生产要素需求量较大，东盟企业由于占据着生产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使得其市场占有率相对于第三产业有所增加；中国企业由于在生产要素成本方面的比较劣势，使得其市场占有率相对于第三产业有所减少。结合中国企业与东盟企业的产业现状，设定第二、三产业在技术水平和生产要素依赖度方面的灰色区间值，进而得出灰色市场份额在两地区不同企业中的分布情况。当两个不同地区的企业都从事第三产业时，由于双方的技术水平相同，东盟消费者更倾向于购买中国产品，但东盟企业进行研发设计的成本较高，故其市场份额低于中国企业。当两个不同地区的企业都从事第二产业时，由于双方都高度依赖生产要素，消费者更愿意购买东盟产品，但中国企业的市场份额比东盟企业的高。当两个不同地区的企业都从事双重型产业时，消费者的偏好几乎相同，但东盟企业的市场份额略高于中国企业。综上所述，中国企业应选择技术密集型或双重型产业。

3.结论

第一，中国对东盟投资产业选择应在发挥好自身产业优势的同时，在技术领域开拓创新，增强中国产品在东盟的市场竞争力。首先，当中国企业与东盟企业在3个不同的产业类型中竞争时，中国企业可通过对外投资的方式将产品的生产制造转移至东盟国家，从而在廉价的生产要素中谋求更多利润；而东盟企业在这方面存在比较劣势，其只能利用生产要素方面的优势，但其产品的市场份额将逐渐被中国企业所替代。其次，如果两个地区的企业都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并且技术水平相同，那么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偏好会增加；如果两个地区的企业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且具有相同的生产要素依赖性，那么随着对生产要素依赖性的增加，东盟消费者对东盟产品的偏好也会增加。

第二，随着中国对东盟投资的逐年增长，投资带动生产要素、相关设施、设备与中间产品的出口，为国内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动力。从产业角度来看，中国对东盟投资的过程中，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使得企业更加关注产品的研发与品质，这必然会形成倒逼机制，从而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调整期，一些粗放型产业在国内受到资源环境的制约、产能过剩的约束，通过对外投资将相关产业转移至经济发展阶段处于特定阶段的东盟国家，一方面，可延长企业、行业的生命周期，企业能从中获利，为企业创新赢得时间与空间。另一方面，有效转移了国内过剩的产能，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空间。中国对东盟投资可通过竞争效应、转移效应与关联效应，加大对产业链前端、后端的相关环节、产业进行纵向或横向投资，从而提高中国对东盟投资的全产业链竞争力。

第三，从中国对东盟投资的历程来看，早期对东盟投资的产业选择以农业、矿产、建筑业为主，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投资产业扩展到能源、制造业、交通业、批发和零售业。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东盟的投资已扩展到信息服务业、租赁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业等领域，且外资结构的优化又促进了国内产业发展的各种要素的优化配置。中国对东盟制造业的投资份额仅占20%左右，这表明中国的机械工程、装备制造、钢铁等行业的外资潜力需要释放，中国对东盟的投资还有很大空间。

第四，从对外投资因素来看，市场要素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基于产业转移理论，由于中国与东盟的产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导致两国之间发生产业转移，这使得企业在获得利润的同时，也消化了国内剩余产能。技术要素能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多为中小型企业，其对外投资并不具备绝对优势，通过资本换技术的方式，学习先进国家的技术与工艺，提升国内产业的技术水平。资源要素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不显著，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多为市场导向型。

四、中国对东盟投资产业类型选择的现实困境

中国对东盟投资产业类型选择的现实困境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

1.面临一定的政治风险

中国对东盟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是不连续且难以预料的，对企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第一，东盟国家的政治体系不同，且具有复杂性和不稳定性。东盟国家政治体制的确定经历了多次反复，目前仍不稳定。第二，国际非政府组织相对比较活跃，成为政治风险的潜在诱因。东盟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有时他们相互合作以应对环境污染等问题，有时则相互对抗。近年来，跨国家、跨地域的非政府组织呈现强劲的发展势头，给中国对东盟投资带来了诸多风险挑战。第三，部分东盟国家之间有领土争端问题，成为对外投资的重要障碍。第四，大国之间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对东盟的投资将面临激烈的竞争。东盟国家的经济、社会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已成为大国外交的重点。

2.面临较大的经济风险

投资东盟面临的经济风险主要是通货膨胀风险、外汇风险、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首先，一些东盟国家的通货膨胀问题较为严重。通货膨胀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但在一些东盟国家表现更为突出。其次，汇率波动降低了投资者的信心。对东盟投资的企业在进行国际收支和外汇交易的过程中，汇率波动易使其利润受到直接影响。东道国政府的外汇管制会阻碍外资企业的利润正常汇出。再次，部分东盟国家外债清偿能力有限。部分东盟国家由于举债过多，负债率偏高，超出了偿还能力，易造成债务危机，引发社会动荡，可能给投资者造成难以预计的损失。最后，融资便利性差，金融系统的安全系数偏低。大多数东盟国家的金融体系不完善，金融业务范围狭窄，难以满足投资者的需求，且工业、信息和金融行业的硬件与软件设施差异较大，业务范围和融资便利性不充分。

3.面临的实际情况复杂

第一，在东盟投资的中国中小企业由于受技术、资本与市场的制约，难以像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那样，利用垄断技术获得高额利润。因此，中小企业通常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投资少，见效快，充分利用了东道国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第二，中国大型企业对东盟的投资多集中于交通、水利、能源、基建等行业。这些行业前期投入大、投资周期长、投资回报高，容易引起东道国政府、地方政府以及项目所在地社区等的高度关注。但是，前一任政府签订的合作协议，容易受到下一届政府的再次审查甚至取消。第三，中国对东盟投资的技术密集型产业面临行业竞争者的激烈竞争。第四，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的行业呈现多元化格局，但上下游产业链配套仍不完整，没有形成有效闭环，导致企业在生产的部分环节未能实现内部化，从而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4.面临的隐性成本较高

第一，运输成本偏高。一些东盟国家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造成中国企业运输成本较高。一些东盟国家商业信息相对滞后，造成信息费用、采购成本、开发成本较高，影响中国企业的正常运营。第二，产业配套能力弱。中国对东盟投资容易忽视东道国相关产业的配套能力，由于东盟国家相关产业上下游产业链配套能力不高，造成贸易成本、信息成本不断增加。第三，现代物流业整体发展滞后。随着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的不断增加，对物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大部分东盟国家物流业发展水平不高，且基础较为薄弱，主要体现在现代化集疏运体系不完善和储运设施落后等方面。

五、中国对东盟投资产业选择的对策建议

中国对东盟投资产业选择的对策建议主要包括以下7个方面。

1.持续加大对东盟的投资

充分利用中国的制造业优势，引导中国企业加大对东盟国家制造业的投资。一方面，利用东盟国家的要素资源，减缓国内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以及产能过剩的压力。另一方面，释放国内相关产业的生存空间以及要素资源，促进国内新兴产业的发展。中国应选择东盟不同的产业进行投资，推进对外投资产业的梯度转移。在资源互补产业投资方面，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在油气资源方面占有优势；在矿产资源和木材资源方面，老挝和柬埔寨具有独特的资源优势。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这些领域上的合作，可降低中国国内资源的消耗速度。在农业领域，中国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较为成熟，故对东盟农业的投资重点应放在农业机械、化肥和技术服务等方面。在服务业方面，通信业是中国的优势产业之一，具有技术含量高、服务要求高的特点，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较为落后，其通信业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通信企业在这些国家拥有广阔的市场。

2.扩大国内成熟技术产业的对外投资

根据对外投资理论与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经验，其均遵循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路径。近年来，中国的钢铁、水泥、电力、纺织等行业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通过对外投资释放产能，可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鼓励具有特定所有权的优势企业对东盟国家矿产、能源、资源投资，保障能源、资源的安全供给。随着东盟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其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有利于中国钢铁、化工、水泥、纺织等传统优势产业以及光伏、造船等新兴产业对东盟的投资，从而促进东盟的转型升级。同时，中国企业可以学习东盟国家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经验，加强对东盟国家电子和中医药行业的投资，扩大研发合作。根据东盟国家经济发展现状与产业发展需求，合理调整和优化对外投资目录，对装备制造、新能源、高科技产业等重点产业的对外投资予以支持、鼓励。

3.加强对东盟重点领域的投资

推进轨道交通、电力通信、工程机械等与国内产业高度相关且具有巨大辐射效应和产业链较长的产业在东盟的投资，从而促进国内相关产业转型升级。目前，东盟国家基础设施水平不高，直接影响中国投资效应的发挥。引导中国企业加大对东盟国家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建筑业、水利等行业的投资。中国企业可将纺织产业转移到东盟国家，充分利用东盟国家对欧盟国家的优惠政策，帮助中国企业打开更多的欧美市场，从而规避贸易壁垒。此外，生产制造的服装还可就近供应给周边国家的市场，进一步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服装业方面的贸易往来。在家电领域，由于国内家电企业众多，市场高度饱和，企业间竞争激烈，中国可以积极引导家电企业对东盟投资，从而缓解与优化家电行业的国内生存环境。

4.加强对东盟国家市场环境与产业需求的分析

东盟国家的市场结构与产业基础差异较大，对外投资企业需深入了解拟投资东道国有关投资需求、法律法规、市场结构、文化习惯等方面的情况，结合企业国内所在地的相关产业链情况，实地调研东道国投资的软、硬环境，加强对市场环境与产业需求的分析，从而在国别和产业选择上做出具体分析。针对不同的市场与消费者，选取不同的比较优势产业。基于东盟各国的经济环境、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等差异，应因国施策，对于经济体量、收入水平及产业结构层次相对较高、且与中国产业关联度高的国家，结合《对外投资国别产业指引》《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对外承包工程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等，考虑其国家所处区域、资源禀赋等因素，确定投资产业类型。如对于新加坡而言，应关注学习型、战略型、科技型投资，需加大高端服务业的投资；对于文莱等国家，可以关注劳动力资源合作，开展服务业合作、工程承包与劳务输出；对于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可以重点投资水电站、高速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对于老挝、缅甸等国家，可以投资矿产、能源、纺织服装业等产业。

5.加快在东盟国家建立对外投资产业园

借鉴国际经验，通过在东盟国家建立一批制度完善、政策优惠、全产业链的投资产业园，实现产业链集群转移，把中国的资金、技术、管理等优势，与东盟国家的土地、劳动力和优惠政策等优势相结合，引导中国产业集群中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与上下游产业链的企业组团对外投资。在对东盟投资的过程中，要注重发展与培育东盟国家本地的关联配套产业，从而形成以中国投资为核心的产业链。注重产业链投资的带动效应，合作参与对外投资，有规划地集聚关联配套产业，形成产业集聚，从而不断延伸产业链。着重围绕对外投资产业园，加大对东道国生产性服务体系的投资。加大对金融、保险、科技服务、要素市场等生产性服务业的投资，鼓励在东盟国家投资运输、仓储、物流等产业，积极参与东盟国家的产业园区建设，分享中国在产业园区建设方面的经验。

6.充分发挥政府在对外投资中的职能

第一，明确总体规划与政策指导，完善对外投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具体的行业发展战略与市场开发战略，根据不同产业制定相应的引导与扶持政策。完善法律法规，规范与统一各类性质企业的对外投资标准、审批程序与管理办法。第二，建立能履行多种职能的对外投资管理协调机构，明确责任与权力，减少审批带来的效率降低。第三，公平对待不同类型企业的走出去。一方面，鼓励重点生产企业扩大海外投资。另一方面，鼓励经营灵活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到国外投资，并在贷款贴息、信息服务和保险等方面给予一定支持。第四，优化外汇管理制度。充分利用外资储备优势，加强对东盟国家的投资，进行产业转移，适度开放外汇管理权限，提高企业运用外汇的能力，简化用汇审批程序。第五，完善对外投资信息服务。建立对外投资国别化的交流平台，加强企业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建立稳健的联络机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中介机构在对外投资中的作用，积极协调在东盟国家的华侨、华人组织，构建对外投资数据库，实现信息交流与共享。第六，加强对外投资人才培养，着重培养熟悉东盟各国法律法规且具有丰富经验的中高端人才。

7.健全对外投资风险防控体系

随着中国对东盟投资的增加，各类安全风险事件时有发生，不仅给企业的经营带来影响，而且给人员安全造成威胁。因此，中国在完善《对外投资合作海外安全风险预警信息报告系统》的同时，还要完善境外投资风险预警系统和应急机制，有效防范投资合作中的不确定因素，定期发布投资国风险水平报告，改善东盟投资风险预警、风险管理和风险处理系统，加强海外投资预警、监测和防御，建立应急预警机制和应急计划，及时处理不确定的外国投资风险事件。充分利用金融资金建立针对重点国家、海外经贸合作区以及海外产业集聚区的海外投资保险支持服务平台，建立统一的投资风险保护机制，增强企业防范海外投资风险的能力。

本文节选自《区域经济评论》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