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2020年12月12日，由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空间经济学专业委员会主办的2020年中国空间经济学年会在中山大学举行。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党委书记、北京大学教授杨开忠在应邀进行视频致辞。以下系杨开忠教授的致辞。

各位同仁，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

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2020年中国空间经济学年会。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对年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对什么是空间经济学还有不同认识，但从学术思想史和主流来看，空间经济学也称地理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其使命和任务就是将地理空间维纳入经济分析，建立含空间维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可以说，空间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地理的经济学分支，因此,其常常被称为经济地理学，例如，诺奖获得者保鲁·克鲁格曼（PaulKrugman）将其开创的垄断竞争空间经济理论称为新经济地理学。在这里，我想特别指出两点。一是区域经济学有作为空间经济学和作为研究特定区域的经济运行之经济学两种定义，前者是区域经济学的正统和主流，后者则是我国学者对“区域经济学”这一术语顾名思义的产物，是非正统和主流的；二是经济地理学历来有作为经济学传统和作为地理学传统的两种涵义。作为地理学传统的经济地理学是描述性的，以区划、类型和制图为特征内容，以归纳为基本方法。与此不同，作为经济学传统的经济地理学则是解释性的，以理论和模型为特征内容，以演绎推理为主要方法。因此，当将空间经济学称为经济地理学时，是指作为经济学传统的经济地理学，不应将之与作为地理学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相混淆。

借此机会，我想谈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即中国特色主流经济学体系应以空间经济学为重要支柱。大家知道，整体而言，社会经济活动是要落脚到地理空间上的，“在哪里”生产和“为谁生产”、“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共同构成资源配置的基本问题。对幅员很小、地域分异不明显的国家，“在哪里”的问题显然是无关紧要的，其经济分析和政策轻视甚至无视地理空间因素并不会带来很大的问题。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源地的欧洲国家规模小，也许这是造成西方主流经济学长期缺失空间维的重要因素。然而，我国是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区域多样性极为丰富，“在哪里”对于经济活动是十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命运的。个人和企业为落脚最优区位会发生迁移。政府为促进社会经济会不断塑造经济空间结构，因而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实施了沿海内地平衡布局、不平衡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这意味着，在我国，没有地理空间的经济分析常常是不切实际的，难以充分解释中国经济运行，也无法为党和国家在这方面的方针和政策提供有效的学理支撑。例如，以往关于“中国经济奇迹”各种经济学解释，忽视了全球化背景下地理国情因素，结果难以令人信服。我们试图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提出了“中国经济奇迹”的经济地理解释，结果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关注。目前，我们正在就此建立严谨的经济学模型。因此，中国特色主流经济学不能像西方主流经济学那样忽视空间维，应以空间经济学为重要支柱之一。

第二个观点，即我国空间经济学已经基本形成了体系化框架。新中国空间经济学萌芽于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上个50年代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宏观、中观、微观布局和1965年开始的“三线建设”实践，借鉴了苏联生产布局学理论和实践，但传统生产布局学内容基本限于生产宏、中、微观布局原则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空间经济学逐渐从基于计划经济转变为基于市场经济体制，借鉴了西方空间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并大致经历了创立正式学科、接轨国际前沿两个阶段并正在进入探索新方向的新阶段。1980-1990年代是创立正式学科阶段。这个阶段随着改革开放深入，一是西方空间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被大量介绍到我国并在教学、科研和生产实践中开始有所应用；二是在解决我国区域经济实践问题中发展了诸如“中国区域分工转型”、“空间一体化发展战略”以及强调距离、密度、分割、别具一格四大地理特征（因其英文首字母均为“D”，又称为“4D”论）在发展中作用等理论的本土学说；三是1989年、1991分别创立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中国区域科学协会，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学位专业目录调整中将区域经济学确定为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2000-2010年代是接轨国际前沿阶段。西方主流经济学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断尝试纳入空间维度，出现了20世纪50年代沃尔特·艾萨德（WalterIsard）、60年代威廉·阿隆索（WilliamAlonso）和90年代保罗·克鲁格曼三次较大的冲击波并相应产生了区域科学以及作为区域科学重要分支的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我国空间经济学90年代末开始在理论探讨上接轨国际前沿，新经济地理学、新新经济地理学、复杂空间经济和空间计量经济学随之在中国兴起和发展。综观70余年来的发展，我国空间经济学框架体系已经基本形成。这一框架体系包括了三个方面，即：以垄断竞争模型为代表的空间经济基础理论、以空间计量经济学为代表的空间分析方法和空间发展与政策理论。

第三个观点，即亟待发展“新空间经济学”。随着新经济地理学（包括“新”新经济地理学）趋于成熟，2010年左右以来,空间经济学基本理论创新已处“瓶颈”期，一个重要表现是几乎所有文献均是清一色的实证研究，而有影响的理论研究几近空白。新经济地理学并不标志空间经济学发展的终结，当前空间经济学进入“瓶颈”期预示着新的空间经济学革命，也为我国空间经济学从从跟踪向并跑进而领跑国际前沿转型创造了重大机遇。

不同发展方式下的空间经济遵循不尽相同的逻辑，需要不尽相同的理论解释。在初级生产要素驱动的发展方式和阶段，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原料、燃料、环境服务是区位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因而发展了斯密(Adam Smith)绝对成本论、李嘉图（David Ricardo）比较成本论、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俄林(Bertil Ohlin)的要素禀赋学说以及强调地租、运输费用的杜能(Johan Heinrichvon Thunnen)农业区位论和强调运输成本最小区位的韦伯工业区位论、克里斯塔勒（W. Christaller）和廖什（A. Lösch）中地论等外生空间经济理论；在规模报酬递增驱动（亦称“投资驱动”）的发展方式和阶段，大规模经济是区位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因而产生了强调规模报酬递增且基于一般产品生产、贸易和消费联系的新经济地理学。改革开放以来，从竞争优势来看，我国经济经历了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的要素驱动型发展和1990年代后期后的规模报酬递增驱动发展的转变，相应地我们基于比较优势论发展了中国区域分工转型理论、空间一体化发展理论和“4D”论并于世纪之交最终系统兴起了中国新经济地理学。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转向主要依靠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在创新驱动发展方式和阶段下，创新是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知识成为人与人之间竞争的焦点，知识精英凭他们受的专业教育与技术专长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这就提出了空间经济学向何处去的问题。一部分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坚持以新经济地理学阐释创新驱动的知识经济、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地理。然而，正如Krugman等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新经济地理学聚焦在经济活动空间集中的有形因素，并不适用创新驱动的知识经济、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因此，亟待发展与创新驱动的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相适应的空间经济学。

近些年来，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在探索与创新驱动的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相适应的空间经济学。2017年我应邀出席在河北召开的区域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并发表主题演讲，首次公开提出和倡导新空间经济学。其中基本观点，与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教授在紧接我之后发表的主题演讲中给予了十分友好的认同。我们倡导的新空间经济学强调空间经济繁荣、竞争力、创新和人才内生于不可贸易品数量、种类、质量和可及性，也就是“地方品质”。与以往的空间经济学相比，新空间经济学尽管同样认为空间经济过程是一个循环累积因果过程，但以下几个特点是决定性的，即：（1）强调投资追逐人才、知识，而非人才、知识追逐投资；（2）强调不可贸易品部门而非可贸易品部门的决定性作用；（3）强调个人的旅行成本而非单纯的产品贸易成本。当然，新空间经济学还刚刚起步，其成长壮大需要广大同仁的参与和支持。我相信，在大家支持下，新空间经济学和中国空间经济学将会迎来光辉前景，中国特色主流经济学体系将因此而更加发达。

最后，祝年会圆满成功！

谢谢各位！

作者：杨开忠，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党委书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

（文章来源：开宗明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