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难以成为学者”论纲——兼谈 “钱学森之问”

作者：沈登苗（历史文化地理学者）

一

当今能在前沿提出问题的学人中，我的治学条件恐怕是最差的。这不仅仅因为我是低学历，也不仅仅是因为我没有家学渊源，更不是长期蜗居在小城，使我最痛苦的是自己长期谋生的工作与文化压根儿不沾边；整整三十多年，与清一色的初中生、小学生和半文盲共事。我在中国社会的最低层，在毫无学术人脉的环境下，探讨学术与古今中外的高端人才问题。也许这一巨大的反差，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更由于我对学术的执著，得到了学术界、期刊界众人的扶持，使我的研究尤其是成果发表，几乎一帆风顺。其中，杨玉圣教授及其他主持的学术批评网，对我的帮助最大。

许多人只知道杨玉圣对学术腐败疾恶如仇的一面，而他乐意助人的古道热肠却鲜为人知。2001年至今，我的大部分论文是由学术批评网首发(许多文章得到了杨老师的精心修改，乃数易其稿)，再由杨老师推荐给学术期刊，或由杨老师叫报刊的编辑、记者向我约稿的。故在学术成果发表难、版面费满天飞的今天，我的论文不仅以很快的速度发表，也不仅没有交一分版面费，而且每篇论文都有稿费收入。更重要的是避免了重复劳动和“撞车”，使我完成了一个专题后用不着费心与等待——即使对多数学院派来说这也是必经之路，就可做下个专题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虽以学术批评成名，但我主攻的是教育史、人才史、中外关系史和历史人文地理，包括在学术批评网上首发的文章，多数不是“破坏”，而是建设。我的意思是，学术批评的终极是学术建设；学术批评是学术建设的一个方面或手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是学术批评网学术建设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认识杨老师，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

古人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值此“首届学术共同体论坛暨学术批评网创办十周年”之际，于情于理，于公于私，我都应著文纪念、庆贺，以表达对学术批评网和杨老师的感谢和敬意。但遗憾的是，我在3月8日前拿不出高质量的征文(我问心无愧的是，自己所写的每篇文章几乎都做到了自己可以付出的极限)。因为，我在全神贯注地写《双重断裂的代价——新中国为何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之回答》一文。该文是我在三十年积累的基础上于去年10月才开始动笔的，计划在今年4月完成初稿。是文凝聚了我的汗水、心血，乃至责任。如果说，我以往所写主要是兴趣使然，那么写作该文则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因为，新中国鲜有大师的前提是民国大师辈出，那么，所谓的历史原因、传统文化、经济落后、积累不够等因素都站不住脚，至少不是主要的，肯定是文教决策出了问题。探讨当代中国为何难出大师的过程，也是论证文教决策失误的过程。在我们这个“歌德”的时代，体制内的学者会有几个这样傻呢？相关问题存在大量的空白，即是印证。解决“钱学森之问”，难道民间学人具有“天然的优势”？其实，杨玉圣主持的学术批评网，何尝不是民间学术行为？在这个国度，任何时代总有傻人做傻事。难道这个时代的傻人傻事尽在民间？

本文“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理论与现实的直接冲突是——如果这一论断是规律——杰出学者是以人的自然生命——“代”的形式孕育的，而不是靠几届政府以“届”的速度“扩”出来的，那么，对当今中国如火如荼进行的学术、高等教育“大跃进”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担忧，即不是杞人忧天了。这其中自然涵盖了学术共同体与学术批评的意义所在。在此，我愿意将“钱学森之问”的答案——“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献给这个苦难的民族和需再启蒙的国家，以感恩之心，回报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和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最后，总得说一句与“首届学术共同体论坛暨学术批评网创办十周年”主题有关的话吧：玉圣，挺住！学术批评网，不倒！

                                             二

“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仅是提出了“半个问题”：我们自己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为什么我们的人叫其他国家的学校去培养也是出不了杰出人才？”——这么多留学生，无论是当年的留苏还是今天的负笈欧美，也都出不了杰出人才，甚至最尖端者“海龟”还不如“土鳖”。只有同时提出这两个“半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才有可能是周延的，讨论才有可能是完整的。这也是发展中国家探讨世界级的科技帅才的应有之义。

搞教育最重要的并不是应做出正确的决策，而是必须首先排除错误的决策；能否搞好教育，最重要的不一定取决于得到政府支持的力度，而是必须首先避免政府的折腾；主政教育者最重要的条件并不是能力，而是看他是否尊重规律、乃至常识。否则，不能解释一个内乱外忧、战事频繁、经济困难、民不聊生、腐败不堪的民国何以会大师辈出。创新的前提是尊重规律、乃至常识。一句话，搞教育，切忌“帮倒忙”。遗憾的是，1949年至今，中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帮倒忙”的现象比比皆是。

中国曾是发展中国家培养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最多的国家之一。13位当代世界一流的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钱永健、高琨、陈省身、丘成桐、陶哲轩、吴健雄、钱学森)，多数人主要在国内接受教育。然而，令人难以启齿的是，他们所受的不是当年的民国教育，就是此后的港、台教育，没有一人在1949年后的大陆上过一天学，也没有一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门直接走向世界的。华裔科学家的辉煌，对于炎黄子孙来说，是无上的荣耀与骄傲，可对于教育界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参照，抑或是苦涩。

那么，摆在我们面前非常残酷的现实是：大陆企盼的不仅仅是诺贝尔科学奖在本土“零”的突破，渴望的也不仅仅是菲尔兹奖等其他一流科研成果花落华夏，而首先期待的，是世界一流的华人科学家曾在大陆接受过教育，哪怕是上过一天学，也是一种突破。

政权更迭大半个世纪后，还无人摘取诺贝尔科学奖之桂冠，并非中国特有之现象。而一个占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强的大国，一个非常聪明、刻苦的民族主体，一个拥有曾经与世界接轨了的现代教育体系的政权(其中，民国留美学生的规模与质量均名列世界前茅)，在一个甲子内的教育与世界顶尖的科学家毫无关系，则是独一无二的。

这与“姓资姓社”并无必然的关联。主要是决策失误造成的。然遗憾的是，面对如此羞惭，上层缺少反思，而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还存在着大片的空白。窃以为，论证决策的失误或不可行性，与讴歌领导的正确与政策的可行性，同等重要。

比较完整的“钱学森之问”，应该也必须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国人自己独立思考来回答。

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至民国，无数的事实表明：一个贫寒子弟通过他本人的努力，可以致富，也有可能成为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甚或谋求霸业，但他很难成为学者，尤其是著名的学者。545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凡可考查到家世的，完全佐证了这一点。苏维埃政权培养的苏联时期的杰出科学家，也基本上产生在有产或有文化的家庭。事实上，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第一代新中国领导人亦大都来自地主、富农或没落的官僚家庭。出乎意料的是，即使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尽管剥削阶级的子女受到整体的歧视与排斥，但最优秀的学者，如袁隆平、陈景润、王选、孙家栋（有趣的是，这四巨头都与教会学校有缘）等，也基本上是非劳动人民的后代。故鼎革后，急于求成，试图仅从无产者的第一代子女身上打造出学术大师的努力，一般是不成功的。新中国如此，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无不如此。

“一代很难成为学者”，并不是说占人口多数的工农子弟出不了学者，而是指工农当家作主后还得在经济、文化两方面积累数代，才可能出现较多的学者。

一般地说，当赤贫的后代成为著名的学者时，其父辈已不是生活在低层的“无产者”了。这与科举时代“田舍郎”中进士时的家境相似。且任何时代、不同的社会形态都如此。换句话说，培养杰出的科学家，社会环境和家庭背景一个也不能少。而家庭背景中，经济条件与智力遗传都不可或缺。以往的研究大多忽略了家庭背景及其作用。

与一般的改朝换代基本上不影响原精英阶层的子女接受教育不同，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对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和有产阶层及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视的、甚至剥夺的政策，这等于筛掉了本国、本民族中最优秀的学术种子，势必会造成学术天才(本文所谓的“学术天才”，是指一个国家、地区、家族长期积累的产物)的断层。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国家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这些国家也几乎都为此付出了学术水平倒退的代价。特别要指出的是，二战前，“东德”、波兰、匈牙利都是世界科学强国或地区，也是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糜集地。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二战后至今，这一区域科学技术一落千丈，诺贝尔科学奖全军覆灭。可见，与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和有产阶层的后代在教育上过不去，等于为自己的民族未来过不去。这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极其惨烈而又鲜为人知的教训，是人类不该忘记的。 

此外，类似的还有，在我国元朝和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统治者采取的民族歧视政策和“逆淘汰”措施，也使国家文化跌入低谷或造成尖端人才的大量流失。可像当代中国那样爆发“文革”，使新兴政权内部出现“自毁式”的运动造成的人才再断层，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中国之特例。这种第一次的裂痕还未弥合而再次发生撕裂的现象，本文称之为“双重断裂”。其恶果是，千年累积的精英阶层几乎“断子绝孙”。新中国为何至今还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这是“双重断裂”付出的代价。而这恰恰与民国大师辈出构成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的核心。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出不了大师，甚至说，建国后至今“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有人可以笼统地用“体制”一词来回敬的话，那么，何以诠释改革开放后在百万留学大军里、在不回来的数十万文化精英中也出不了大师呢？而包括民国在内的世界现代人才史表明，三十多年的一个跨度，这么多在发达国家喝过“洋墨水”并大多留下来的群体中，足以孕育出如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吴健雄、钱学森式的一代学人了。可我们似乎一个也没有见到。

这就是“文革”惹的祸。整整十年，几乎没有一个文化或教学单位不受冲击；没有一个课题或实验不至中断；没有一个上流或知识家庭不受牵连；没有一个教师或学生不被耽误。这是地球上绝无仅有的蠢事。等浩劫结束，几乎全国人民都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者”，全民族都构成了“白丁”之家，一切得重新来过、选择、积淀；各阶层、家庭，重新洗牌。而这恰恰重犯了学术尤其是中华学术之大忌。

据本人三十年的考证与观察，以中国人的心理，一个地区或家族在上升初期，最优秀的人，首选的、也最容易成功的往往是做官或发财(两者都可走捷径或投机，尤以当代为甚)，鲜有献身需要积累、不存在任何侥幸的学术的。所以，与欧美相比，华夏民族的大学问家通常需要家庭更多一代的积累，且通常是父母双方的积累。这就是，为什么，即使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也几乎是清一色的、有产或书香之后的新移民，而不是土生土长的、中国血统的美国人的主要原因，因为后者的经济、文化积累都还不够。

“一代难以成为学者”，是本文的核心，也是整个论证是否成立的关键。坦白地说，笔者还缺乏理论构建的底蕴，相关话语也不是区区一篇论文所能展开的。概括地讲，有积累的家庭，对子女成为学者，有物质的和精神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先天的和后致的帮助，还有由此派生和有条件坚持的兴趣。其中，无形中的人脉有不可忽视的价值。人脉有时仅仅是一封推荐信，甚至选择专业时的一句话，但往往可改变人生。如李政道、丁肇中、崔琦、吴健雄等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前辈的人脉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而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中国留学生就无如此幸运。

在“无产者”、“白丁”之家的第一代身上是很难培养出著名学者的。即在“文革”后的第一代大学生中出杰出科学家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如“文革”后被称为天之骄之的“新三级学人”，绝大多数的年龄已过了发明创造的高峰期，可他们当中，大官有之，富豪不缺，但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和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得者(仅考察了第一作者)的身影吗？奇怪的，倒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一批领军人物，左右了相关学科。按理，理工科成名应更早。这是否也应验了理工科的尖子不归来的感觉与传闻？当然，如果不再出现新的决策失误的话，自“文革”后的第一代大学生的子女开始，也即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出现诺贝尔科学奖级成果的概率会逐步增加。但成果转化为奖项一般又需要十至二十年的磨砺。笔者预测，202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学人获诺贝尔科学奖的概率会明显提高，但希望主要寄托在留学生、最大可能是不回来的留学生身上。因为，1950年代以降，似乎没有一宗诺贝尔科学奖成就是在发展中国家问世的。诺奖得主的国藉与做出诺奖成果的国家是两码事。诺奖得主与发展中国家已渐行渐远，并呈现发达国家的学人向更发达国家靠拢的趋势。故上流社会人士，包括这“星”那“星”，以身作则地使优秀的海外留学生保持中国国籍，对于振兴民族精神很重要。这方面，日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因政治折腾发生的千年文化薪传和精英群体智力遗传的全面断裂，给中华民族乃至人类造成的难以估量、无法弥补的损失，执政者应该有刻骨的反思与深沉的歉意。这一点，德国已为我们做出了表率。

决策失误累死教育的覆辙千万不要重蹈。可如今，仍令我们担忧而又无可奈何的是，部分失误的决策——急功近利，如“高校大跃进”(若对比权威的《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高校扩张速度已到了荒唐的地步，同时，失去了私立大学真正崛起的这一千载难缝的机会)还在延续。笔者断言，如果本轮以决策为引擎的浮夸之风刹不住；上层社会在价值观、婚姻观(至少从晚清到民国，高官后裔及其姻亲之家出资深学者的概率远远高于任何阶层、群体，康有为、曾昭抡、陈寅恪、袁家骝、杨振宁、吴健雄、林可胜、钱学森等，比比皆是。可当今中国有这样的风景吗？上层社会子女的择偶观，是一个时代的价值风向标，远胜一打主义)等方面，不做出以知识、书香、践履、奉献为荣的表率，缺少以民族崛起为己任的情怀，视而少见歌舞升平下的两极分化、信仰危机、道德滑坡，21世纪上半叶带给这个国家的可能依然是大师凋零的苦果。既得利益集团，重财富、更重权力的风尚取代重门第、更重书香(尽管也许为了更高的门第)的千年传统，并不是时代的进步。坦诚地说，是历史的大倒退；决定一个社会文明高度的毕竟是上流社会、成功之士的取向与行动，而绝对不是说教。嘴上功夫挺不起民族复兴的脊梁。仅有最动听的宣言是改变不了数十万游子用脚投票的现实的。百年诺奖揭示，若发展中国家最优秀的留学生基本不回国或改变国籍，抑或回国当大官、做富豪，那么，这个国家的诺贝尔科学奖之梦就难圆。

在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中，不是出现了1957年出生的香港学人支志明吗？可“十八勇士”中，没有一个“37”后，也没有一个“58”后毕业的大学生——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的年龄结构与学历年份，以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多年空缺，映衬的是当代中国高端学术人才的断层和高等教育的不作为。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也是对本文“一代难以成为学者” 的理论作了最权威的注脚。

一介书生，可为这个家园付出的，只有呐喊与祈祷。

最后，有感于三十年前在企业时出勤拿工资、干活要奖金的影子，正面投射到与时俱进的中国学术界和已迈入小康的中国学人身上鲜活事，谈点看法。无银子不成学术，可学术不是为了银子。然现有政策和生存环境由不得你不去分银子。学者可以不要权，也不要太多的银子，可当无权、无银子看成(事实上“也是”)无能时，或者，学者本人对“无能”也无所谓，但不忍心家庭受累时，就不得不去收银子。而要多收银子，最好弄点权、弄大权。宝贵的精力与锐气，就这样耗散在“创收”、“双肩挑”的征途中。如此逻辑，演绎成现实世界的循环。愿者填表，心悦诚服；学官、“首席”，赢者通吃；上下左右，皆大欢喜；无鞭自蹄，中外一绝；“海龟”“土鳖”，概莫能外。故当今域内，有人想献身学术，也已是很难了。因为，即使你愿当另类，但也不能连累家庭与群体吧？在成为“另类”前，你得先出局。三十年学界改革的过程，也不是一个“收权给钱、各得其所”的过程吗？长此以往，会有怎样的结局？中国的诺贝尔科学奖研究先驱——赵红洲当年的“如果忽视科学发展的自身规律，盲目地采取市场经济的办法来刺激科研积极性，这是相当危险的” 忠告，是否有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