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23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了“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会议开幕式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洪俊杰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林桂军教授致开幕词。来自国务院研究室、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辽宁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的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并发表演讲，提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观点。

一、宏观战略与全球治理

五位国内外知名学者发表了主旨演讲。原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兼运营总监Robert Rogowsky教授首先介绍了美国的发展经验，并提出中国为全面实现全球经济治理所需采取的战略措施，如对内要完善经济、培育跨国企业、发展工会和民间组织，对外加强与国际机构的沟通和联系、持续扩大国际影响力，并构筑“新丝绸之路”、实现能源安全等。他认为中国近年来的信贷扩大和出口模式具有不稳定性。在介绍美国经济战略时，他认为美国正通过推动“一体两翼”（即以北美自贸区为躯体，TPP和TTIP为两翼）、签订双边自贸协定、开展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高层对话等形式助力其实现“真正的全球化”目标。

裴长洪研究员详细阐述了中国建设开放型经济强国的“中国梦”，认为我国有能力并且能够建设成为一个国际贸易强国、国际投资强国、国际货币强国以及全球经济治理强国，并提出了具体的实现途径，即培育新的国际竞争优势、采取有效政策激励有针对性地扩大商品和服务进口、转变吸收外商投资的指导思想、建立全球性生产经营的供应链网络、以全球跨国生产经营为基础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他认为应扩大商品和服务进口，使我国成为位居前列的全球市场；未来应从现在的引进外资扩展贸易发展成为通过走出去扩展贸易；实现从边境开放到境内开放的转变，通过在边境开放上作些让步，推动自贸区建设；并提出两大愿景：未来生产性投资同贸易性投资并重，并实现国际投资强国向国际货币强国的转变。

林桂军教授认为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应加强顶层设计，提出竞争是创新的根源，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关键。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我国企业应当向国际标准看齐，因此，提高国际竞争是重点。基于这一思路，他从对外开放、竞争与产业政策、税收、企业、市场体系、政府职能、资源与基础设施、健康与社会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全面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并针对外资进入、扩大进口、金融开放、自由贸易实验区建设等领域提出了新颖而发人深省的观点。

国务院研究室陈文玲研究员详细阐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思路。她认为，我国对外开放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注重出口到进出口平衡发展，从点状开放到全面开放，从打开国门引进来到鼓励走出去，金融开放度空前加大，从承接产业转移大国到向境外转移产业。她提出要从以下方面占领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制高点：推进亚太一体化并发挥主导作用、加强和金砖国家贸易投资合作并发挥主导作用、积极推进新型大国关系、推进全球治理和全球经济新秩序、处理好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系、高举WTO大旗并支持其改革和发展，等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赵忠秀教授指出中国是节能减排的重点国家，但不应成为被指责的靶子，虽然总排放很高但人均排放很低；运用MRIO模型分析碳排放的国际流动，分析碳排放的生产者责任和消费者责任。他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强调碳排放的消费者责任是重要且合理的，也有利于缓解我国碳排放的国际压力。此外，我们应加强国际合作应对贸易保护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宋泓研究员详细分析了TPP的特殊之处、核心要点，以及对中国造成的可能影响。他认为TPP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现有的以中国为主导的亚太区域合作战略，有不少议题是针对中国的，因此，现阶段我国直接参与TPP的难度很大。同时结合中国入世经验，认为可以将TPP对我国产生的压力转化为对外开放动力，推进我国的FTA战略和国内的转型升级。

多位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我国如何实现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进行了探讨。

（1）增加值核算。中国科学院数学院的杨翠红教授通过结合国际贸易数据以及中国加工贸易的特点，运用区分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对贸易增加值进行研究。她认为，中国单位出口中增加值含量较低，特别是加工出口对中国增加值的拉动作用较非加工出口为弱；而以贸易总量为标准的传统贸易统计，对中国来说重复计算问题严重，夸大了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顺差规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裴建锁副教授通过揭示当前统计局企业调研和海关企业调研中存在的问题，改进了Upward等人的研究方法。应用匹配海关贸易数据和统计局生产企业数据，比较了“自下而上”（先从企业层面剔除异常值，再加总至国民经济部门）和“自上而下”（先将数据汇总至部门层面，再计算），两者基线值至少有3%的偏差计算。他认为，“贸易代理”问题是其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两种方法均显示，估计结果的上下限存在约10%的不确定区间。

（2）对外贸易转型。南开大学盛斌教授认为中国的对外贸易需要向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与可持续发展友好型的模式转变，从而形成新的良性发展特征。他详述了对外贸易转型的总体战略，认为对外贸易转型可以从贸易政策、外商投资政策、地方与区域发展政策方面做出转型和改革；此外，在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僵局的背景下，可考虑将自贸区作为深化与加速国内“深水区”经济改革与新时期开放的催化剂与杠杆。辽宁大学崔日明教授则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新型竞争力的新内涵，认为资本质量、人力资本等是对外贸易新型竞争力的驱动因素。

（3）自由贸易区战略。西南财经大学的霍伟东教授认为应深入推进自贸区建设；以上合组织为突破口，构筑中国自贸区网络。从“西进、东出、南下、北上”四大方向勾勒出中国自贸区建设在全球的近期布局重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张锦博士建立了一个四国非对称模型来讨论两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引发的第三国的战略选择。结果显示出当国家1和3之间的FTA建立之后，非成员国家2的出口减少，社会总福利降低。分析显示国家2加入到已有的区域贸易集团可以带来最大收益，但考虑到远见性，在贸易区形成路径上的落后会带来贸易转移的负面效果，认为平行自由贸易区格局更容易形成。

二、开放经济下的企业

多位学者就企业出口行为、走出去战略、竞争中立、技术创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1）出口企业。厦门大学黄建忠教授观察到中国企业的出口与理论预测不符，存在所谓的“生产率悖论”。通过构建企业成本在收购制、自营制、代理制下先减少后增加的模型，分析了中国外贸企业大部分为高成本的收购制下的原因，认为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基础之一在于转变外贸经营方式；而金融危机、要素成本上升、供应链金融与电子商务平台等因素有助于我国外贸经营模式的转变。南开大学李坤望教授通过将出口单位价值引入赋予新出口商单位价值的回归方程，从多个维度深入分析了出口品质和企业进入的关系。他认为，新的出口企业的进入一般伴随着低价竞争，而非产品品质竞争；因此为了提升中国企业的出口品质，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策略需实现从依赖价格竞争到品质竞争的转变。

（2）贸易与企业竞争力。中央财经大学唐宜红教授运用2002—2007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对37个行业进行检验，估计了企业层面的竞争优势和所有权优势。研究发现我国国有企业在多数出口领域并不具有竞争优势，在10个行业中甚至具有显著劣势。作者认为国有企业在出口领域并没有获得较大的竞争优势，且其竞争优势和所有权优势具有较大的行业差异。清华大学的鞠建东教授通过运用竞争模型研究中国钢铁行业，并假设剔除地区贸易成本改变钢铁生产者同铁矿石供给者间的议价能力，发现中国钢铁行业的地区贸易壁垒是公司平均边际成本的3倍；地区间贸易成本降低10%将导致投入品价格降低22%。

（3）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洪俊杰教授认为，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基本遵循投资发展途径理论，自2007年以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处于第二向第三阶段的过渡时期。作者通过构建三个国家的投资模型，发现效率最高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更可能选择同时到南方和北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生产效率次高的企业只到北方国家直接投资，效率低的企业则选择出口。更重要地，政府支持能够降低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从而促使更多企业走出去。政府支持对促进企业同时到南方和北方国家投资，或仅到南方国家投资的作用更加明显。基于企业对外投资微观数据和离散选择模型的实证研究很好地验证了理论模型的上述结论。

（4）贸易和企业创新。山东大学的李长英教授运用理论模型分析了平行进口对于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他认为，禁止平行进口行为未必能刺激生产厂商研发的积极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禁止平行进口反而会抑制生产厂商研发的积极性。北京大学的余淼杰副教授认为，进口中间投入关税削减增加了企业研发行为。通过将统计局规模以上企业生产数据和海关数据进行连接，应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企业在加入WTO前后的研发行为。他认为，进口贸易关税的削减可增加中间产品进口，会产生更多的技术转移，从而促进企业研发。

三、其他议题

（1）比较优势陷阱。浙江大学黄先海教授选择新兴工业化国家，南美、东南亚等国，以及金砖四国和日、美两个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数据，计算以生产效率衡量的比较优势，分析不同类型国家的比较优势演进趋势，以对比分析中国能否避免比较优势陷阱。他发现，中国的比较优势正从低等技术产业转向高等技术产业，如果这一进程能够得以持续，则中国能像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一样，避免落入比较优势陷阱。

（2）食品消费转型和农产品贸易。中科院地理所的杨军副研究员通过分析过去30年农业生产及食物消费变化特征，对比中日韩食物消费结构，认为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城镇化进程，中国食物消费升级将在未来长期存在；同时，中国农产品对外依存度将显著提高，农产品供需“总量难以平衡，结构性短缺明显”的特征将更为明显，并长期存在；农产品贸易逆差也将不断加大。因此，国家需要制定面向全球的“粮食安全”新战略。

（3）国际贸易、民主和儿童健康。中央财经大学的林发勤博士通过运用面板数据，估计了贸易对儿童健康的影响，以及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间的不同效果。他发现，非民主国家的贸易导致环境恶化，收入不增长，因此会对儿童健康产生绝对的不利影响；而民主国家贸易没有导致环境恶化，收入会增加且收入分配改变，贸易对儿童健康状态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