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下午，2013年北京论坛分论坛五“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规划与多样性”在钓鱼台国宾馆开幕，来自全球几十位专家学者受邀参加讨论。此次分论坛旨在通过回顾国际和国内城镇化发展过程的经验和教训，围绕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导向和发展规划手段，新的城市发展愿景下社会组织和居民心理等要素的多元化等科学问题，深入探讨健康的城镇化模式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生活模式，实现美好城镇化发展愿景。

　　据悉，此次分论坛为所有分论坛申请人数最多的一个，突显了当前各国学者对城镇化问题研究的重视。“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规划与多样性”的主题也将分为三场专题讨论会进行，除1日下午“城镇化问题和相关政策回顾”外，还将于2日和3日进行“可持续的城市规划”和“城镇化和社会多样性”两场专题讨论会。

　　“在一个宜居的城市里，你宁愿走也不愿意驾车。”来自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的皮特•贝哈兹(Peter Beiharz)教授在演讲中表达了对“什么是一个优秀的城市”的看法，并且就优秀城市标准及城市发展模式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提到，伦敦著名杂志Monocle评选世界上最宜居的25个城市所依据的标准为人口少、犯罪率低、气候温和、社会容忍度高等，其所评选出的国家大多数是北欧城市，其中哥本哈根位列第一。但是，他认为如今城市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定义的标准，未来需要有一种对城市标准的新的判断，并且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发展模式，照搬照抄哥本哈根模式是不可行的。为此，他强调，对于中国的大城市而言，是走新加坡式的花园城市之路还是工业大城市之路，是值得深思的。

　　清华大学教授顾朝林在以《中国城市化机制：多层次分析视角的研究》为题的演讲中，回顾了中国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剖析了城市化与政治、经济、城市居住环境及社会群组成的密切关系，进而提出了以多层次的分析视角研究中国城市化机制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是逐层进行的，从1820年到2012年可依次分为以下五个层次：传统层、前全球化层、计划经济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层、全球化层。同时，他指出，对于不同的层次，应有路径依赖的思想，根据不同城市的具体情况而推行相应的发展政策，从而实现科学、有序的城市化进程。

　　在关于“中国城市化过程与政策”的演讲中，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沈建林教授认为，中国进行的是一种推拉式的城镇化过程，农村的落后条件形成了推力，城市优越的生活环境产生了拉力，而城乡廉价劳动力的供求匹配也是一个重要的推拉力量。从这一点出发，他在分析中国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挑战时，着重研究了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所带来的问题，其中中国的户口体系得到了特别的关注。为遏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无序转移以及解决农村移民在城市中的生活保障问题，他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改革户口体系，采取非歧视性政策。

　　香港大学林初升(George C.S .Lin)教授则在《城市化和土地财政：中国城市的区域城市化变化路径》的演讲中，将研究城市化的关注点从人口转向土地和财政。首先，他提出中国进行的是以土地为基础的城镇化过程，从中国历年可耕土地的比重与量的变化的相关性分析中可以看出，伴随着飞速的城镇化，农村土地流失的状况极为严重。接着，他指出，上个世纪90年代地方财政赤字出现惊人增长，土地被地方政府定为财政的主要来源，而其中土地出让占了土地财政来源的大部分，由此引起了农村土地严重流失的情况。最后，林初升教授重申了这一关注点的重要性，并强调了政治、地方财政、中国政府的权力的重新洗牌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角色作用。

　　来自土耳其的Kerem Koramaz教授在题为《伊斯坦布尔文化基础设施的空间布局》的演讲中同大家分享了伊斯坦布尔城镇化建设的成果以及文化设施的空间布局与挑战。他指出，伊斯坦布尔一直都是土耳其的文化首都，在获得“2010年欧洲文化之都”称号后，伊斯坦布尔的文化建设迎来发展的黄金期，不仅是文化设施的数量在增多，而且也由市中心向较偏远的地区扩散，便于满足更多人群的文化需求。同时他也指出文化设施建设过程中也出现许多问题与不足，如很多历史悠久的古迹被毁坏，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等，这些都是决策者和普通人应该考虑的问题。而目前的文化建设依旧无法满足伊斯坦布尔作为“文化中心”的要求，因而他也希望政府可以在非发达地区努力兴建文化设施，打破地区不平衡，通过经济增长来推动文化设施的增加与文化布局的优化改进。

　　韩国中央大学的Ha Seong-Kyu教授做了题为《韩国快速城市化和住房政策及其影响》的演讲，他指出韩国城镇化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工业化改变了土地使用格局，大量人口从农村迁徙至城市，造成大城市人口密度过大;90年代后，城镇化结构发生质的变化，城镇人口比例发生变化，小城市数量减少，大城市人口继续快速增长，住房供需紧张，城市建设不堪重负。与大多数的欧美工业化国家一样，随着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韩国女性生育率降低，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严重制约了韩国的发展。同时他也表示，城镇化带来的益处显而易见，推动了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政府需要紧紧把握住城镇化带来的优点，规避缺点，减轻城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在听取了有关伊斯坦布尔和首尔两大城市的城镇化问题与政策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国平在《特大城市人口均衡发展及其举措研究——以北京为例》中重点介绍了目前北京在城镇化问题上的问题与困难。他指出，由于北京政治文化中心的特殊地位，大量外来人口正在涌入这座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和人口频繁流动导致城市建设面临巨大考验。而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方法就是促进人口的均衡发展，做到人口结构与人口素质的均衡发展，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环境相和谐，人口发展分布要空间均衡等。同时他也表示人口过多导致了很多限制措施的实行，比如摇号购车、严格控制落户等。

在11月2日的续场中，华东理工大学纪晓岚的报告探讨了以人的需求为导向的城镇化规律。纪晓岚提出，一个好的城市指标首先应以人为本，是健康的、宜居的、和谐的。反思建国以来中国城市的发展模式，主要受两种国外模式的影响：五十年代的“苏联范式”，以北京为例，将旧城改造成为行政中心，并将北京由消费型城市改造成为工业城市;八九十年代的“西方范式”，全国掀起国际化城市研究热，大都市建设热，许多大城市甚至中小城市都自我定位为“国际化城市”。这两种趋势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是不言而喻的：城市交通拥挤，古建筑被破坏，城市环境污染严重，市民传统生活方式受影响。在纪晓岚看来，城市建设应以人的需求为中心，城镇化建设中应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方面来满足人的不同阶层的需求。我们所构造的理想城市不应是由汽车、高层建筑、街道堆砌在一起的千篇一律的城市，而应是有精神、有灵魂、尊重人、塑造人的城市。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倪鹏飞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国际贸易的失衡，观察了中国城市化滞后的现象。和大多数人认为我国的城市化滞后主要源于政府制度和战略的滞后不同，倪鹏飞认为，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不是中国的独特现象，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出现了这一问题。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存在剩余劳动力的国家可以通过利用本国廉价劳动力和外国商品市场进行贸易。先发国家出现“刘易斯第一拐点”，即富余劳动力出现减少之前，该国城市化滞后工业化逐步加剧，与之相伴随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在先发国家越过“刘易斯第一拐点”之后，该国滞后城市化逐步减弱，贸易顺差额也将逐步减少，同时拥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后发国家开启工业化进程并带动城市化发展，遵循先进国家发展路径，当两国城市化都追赶上工业化水平之后，两国的贸易收支将再次平衡。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从小到大再到小的过程是经济发展规律，试图通过制度变革迅速实现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并不能解决问题，甚至可能因为“矫枉过正”而带来更多问题。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刘学东追述了墨西哥城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的城市化进程，介绍了墨西哥集体所有制土地改革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布朗大学Rachel Franklin根据美国许多大城市当下的实际状况，探讨了城市人口收缩和人才移民之间的关系;北卡罗莱纳大学林中杰以中国近二十年来由于城市人口急剧膨胀而产生的新城为对象，调查了上海东滩生态城，天津滨海生态城和青岛生态街区，分析它们在环境技术和生态规划上的异同，为中国新城的建设提供了借鉴。

文章来源：北大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