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发改委副主任杜鹰称，当前东部和中西部发展差距过大，未来中国需要更为均衡的发展。他举例称，去年西部地区人均GDP和东部差了26000元。人均GDP最低的贵州，只相当于人均GDP最高的天津的19%。

　　事实上，最近几年，已经出现了中西部发展增速超过东部的情况，就刚刚出笼的各个省区的发展公报，广东从2010年至2012年的三年增速，分别为12.2%、10.0%、8.2%；东南的浙江三年增速分别为11.8%、9.0%、8.0%。而西北的陕西，三年增速分别为14.5％、13.9%、12.9%；西南的贵州，三年增速分别为12.8%、15.0%、13.6%。西部区域增速高于东部，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如果当下这种变化一直持续，则中西部追赶东部，似乎水到渠成，但是，这一过程，充满了变数。

　　与社会经济发展战略领域的“先富带动后富”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区域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奉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即，优先发展东部沿海，然后辐射到中西部。

　　长期以来的非均衡战略，固然培育了一些初具实力的经济区域，如珠三角、长三角等，但相对也导致了中西部的塌陷。近年来，沿海区域增长放缓，使国家迫切需要新的增长区域，另外，由于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外需急剧萎缩，未来内需对于中国经济具有决定性意义。

　　在此情况下，中国的国家战略，逐步从优先发展沿海的非均衡战略，过渡到全国性崛起的均衡战略。自2008年以来，中国先后将数十个区域规划，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从东至西，从南到北，几乎全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棋局之中。

　　而确立均衡战略，需要的一个重点前提是：内需必须占据主导地位，国内市场必须统一。

　　中国的内需对经济的贡献不足40%，而全球发达国家，普遍达到了70%以上。外贸和投资“双驾马车”拉动经济的结果，是拥有出海口的各个沿海城市发达，而广大内陆则被遗忘。只有内需成为主导，众多内陆城市才有望实现崛起。此外，值得警惕的是，去年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达到70%以上，亦严重挤压了内需。如浙江、广东等很多内生性发展的区域，反遭遇危机。

　　此外，对于各地发展的政策性支持与倾斜也要相对公平。以贵州为例，这个贫困人口众多、地域广大的省份，国内的一百多家央企，没有一家央企的总部在这里。而国内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央企的巨大投资，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天津滨海新区，其崛起本质上就是靠央企的不停投入。未来，类似央企在各地相对均衡的分布这种均衡资源的做法，需要从上至下的改革。

　　在国家战略的拟定方面，各地也并不均衡，有地方纳入好几个国家战略，获得了众多政策，资金支持，有的地方则没有被纳入国家战略，艰难自生。最近几年，国家连续推出了数十个国家战略，大致实现了普惠，亦是基于此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