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阶段性特征，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日益迫切。这些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学术界的热烈讨论，一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前景

　　近两年，我国经济增长率降到8%以下，引发关于经济增长问题的讨论。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我国经济增速转变问题。

　　刘树成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在新的形势下，经济增速下降具有惯性，因此宏观调控的突出任务是守住增长的下限，将增长速度稳定在7.5%—9%的中高速。这种中高速一方面仍然是世界上较高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体现了我国主动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使经济发展更加注重转方式和调结构，更加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

　　沈坤荣、藤永乐认为，多数实现了快速增长的经济体都会经历一个结构性减速过程。增长会导致服务部门的比重上升，而服务部门的生产率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不能快速提高，则意味着整个经济的生产率提高速度以及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并且我国过去推动增长的因素目前都已出现问题，制度红利衰减，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人口红利消失，资源环境问题突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因此，我国经济未来很可能面临结构性减速。

　　何帆认为，高速增长都是不平衡的，不平衡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目前，世界经济进入了国际金融危机后的长期低迷期，我国经济增长的国际环境不容乐观；我国的人口结构发生改变，人口红利正在消失；我国过去的增长主要依靠大规模投资，但投资存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不可能长期依靠投资实现增长。因此，我们所要做的主要是防止经济“硬着陆”和实现尽可能长时间的平稳增长。

　　黄益平、苟琴、蔡昉则提出，经济增长放缓将是我国经济的新常态。我国过去的增长依靠的是“非对称市场化”，即一方面使产品市场自由化，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另一方面在要素市场上通过各种管制形成扭曲，从而为企业提供额外激励。但这种扭曲要素市场的做法导致了经济失衡，地方政府为企业提供了过于优惠的补贴，形成了收入从家庭流向企业的特殊机制，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造成许多结构性问题。

　　刘伟、蔡志洲在比较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情况之后认为，尽管高速增长最终会发生回落，但这种增长速度的放缓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只要处理好社会和经济矛盾，我国仍有可能在相当长时间内实现较快增长，而且随着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的放缓和汇率的变化，我国经济在世界上重要性的提升可能会快于自身经济的增长。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还比较低，未来不仅有可能也有必要保持快速增长。

　　张军认为，过去我国投资的增长伴随着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因而延缓了投资收益递减的速度。未来我国投资的空间还很大，而且资本存量的区域差异也使得进一步投资成为必要。我国农业人口转移还未结束，至少要持续20年。我国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就业结构现代化，还有不少于10年的快速增长期。

　　针对我国经济减速，国外出现了一些“唱衰中国”的声音。对此，很多学者进行了反驳。

　　宗寒认为，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实现快速增长，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可以更好地发展生产力，使我国与西方在发展的目的和动力、全面发展状况、社会凝聚力等方面有很大不同。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能够实现快速增长，增长率在个别年份出现波动是正常的，不能因此否定我国经济的增长潜力。

　　何玉长认为，我国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国民经济具有足够的增长动力。实体经济为国家财政提供了雄厚的基础和强有力的支持；实体经济为主使我国可以抵御虚拟经济风险、国际经济波动风险；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使我国金融体系能够保持健康发展势头。

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我国经济增长前景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学术界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也进行了许多讨论。

　　刘诗白认为，目前世界正处于科技革命的前夜。我国要以科技创新促转型、稳增长，首先要转变高速低质的传统发展思路；应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完善专利制度，使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加强金融对科技的支撑；同时应有效发挥政府功能，在关键性、基础性、战略性的重点科技领域实行政府主导，实现跨越式创新。

　　洪银兴认为，面对资源约束、环境问题、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不强和处于国际价值链低端的严峻现实，应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我国目前的技术创新主要是外生的，即依靠从国外引进。要改变这种局面，最重要的是实现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协调发展和相互作用。一方面，大力支持知识创新，重视这个创新的源头；另一方面，努力使知识创新顺利转化为技术创新。这就要求知识创新向前延伸至应用阶段，企业的技术创新向后延伸至知识成果孵化阶段，从而实现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顺利衔接。

　　辜胜阻、王敏、李洪斌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抓住三个要点：一是将创新作为调结构、转方式的中心环节，最重要的是让企业创新有利可图，通过建立利益补偿机制，让企业“想创新”；通过健全风险分担机制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让企业“敢创新”；通过推动产学研合作、大小企业合作，让企业“会创新”；通过构建良好的融资平台，让企业“能创新”。二是将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的主要引擎，让农民工市民化，合理布局大中小城市，完善城镇基础设施。三是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新的改革红利，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曹雷、程恩富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论述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经济全球化，一方面是全球要素流动的加快和经济联系的紧密，另一方面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因此，融入全球经济的我国经济面临较大风险。要减少这种风险，就要使经济向“充分自主型”发展方式转变。首先是完善劳动力、资源和环境的价格机制，激励自主创新；其次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为主导；最后是有效控制市场、资源、技术等的对外依存度，控制外汇储备的量。

　　卫兴华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创新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创新因素的作用不断增强。目前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方面具有紧迫性，因为我国之前的增长主要是粗放式的要素投入增长，而这种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现在不仅面临资源、环境约束，甚至劳动力也开始面临约束；另一方面正迎来历史机遇期，因为大的经济危机之后往往会出现科技革命，我国只有着力创新，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机遇，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近代以来的落后局面。（卫兴华 冯志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