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年会于近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在年会上表示，“十二五”时期我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通胀等诸多挑战。面临这些挑战，“十二五”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应源自于改革。

　　 “未富先老”将成“十二五”重要挑战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在演讲中表示，中国人口变化的一个特点是“未富先老”，这将成为“十二五”最重要的挑战。

　　 2009年，中国的老龄化比例已达8.3%，显著赶超世界平均水平。

　　 “提及人口老龄化，我们过去更多的作为一般现象来看待。其实，其背后有更多的含义，特别是对经济增长的含义。”蔡?在论坛上表示，中国人口变化的最大特点是“未富先老”，2000年，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人口结构比重为6.8%，与世界平均水平完全一样，至2009年，中国的老龄化比例已达8.3%，显著赶超世界平均水平。

　　 他说，没有办法让老龄化停下来或者退回去，也就是说，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造成了人口转变阶段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非某一项政策造成，所以调控政策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更重要的是，如果10年或20年后，我们的参照对象为高收入水平国家，和他们比，我们并不老，甚至还相对年轻，最关键的是如何关闭‘未富先老’的窗口。”

　　 蔡?说，“先老意味着要素发生变化，劳动力贵了而资本相对便宜了，也意味着我们丧失原来劳动密集比较优势；而未富则是说，我们不会再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得到足够显著的比较优势。因此，我们面临着尴尬境地，这时比较优势不显著，我们需要进行选择。”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樊纲则表示，工业化进程的根本核心是劳动力转移，按目前分析数据，至少有30%~35%的劳动力是农民劳动力，尽管他们的收入目前仍在增长，但其收入也只是农民工的一半，照此不应出现民工荒及农民工工资上涨的情况。

　　 “但现在，确实出现了劳动力工资上涨的情况，如何解释这个悖论？”他说，此悖论反映了中国的一个特殊情况，也就是我们的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工业化。工业化率步速快，但城市化率低，劳动力进城了，把老人孩子留在农村。他表示，用各种方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在城里待下来，这应该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点。

　　 “十二五”要兼顾“增长”和“通胀”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在年会上指出，“十二五”期间面临两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货币政策开始收紧，“十二五”要兼顾“增长”和“通胀”。

　　 王一鸣认为，从中长期来看，“十二五”确实会发生一系列变化。由于年龄结构的变化，“十二五”的储蓄率可能也会有所调整。“人口老龄化会使储蓄率变化，也可能在‘十二五’，哪个年份不好说，储蓄率调整投资率也会调整。”

　　 高盛香港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哈继铭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上指出，中国在“十二五”阶段，与过去5、10、20年相比，经济增长速度的常态将明显下降一个台阶，速度不可能保持10%左右。“道理简单――资源约束，增长稳定，还有劳动力不像过去那么充裕。”

　　 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在发言时表示，“十二五”我国面临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带有滞胀的威胁和经济衰退威胁，有相当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而这种两难选择是“总量失衡”，这也是“十二五”宏观政策的特殊性所在。

　　 他说，比如，此次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的货币市场上对货币需求很大，但供给不足，也就是流动性不足，这一问题需要利用政策解决，需要采取有利的办法放松银根。尽管，中国也采取了放松银根等办法，但与欧美国家有很大差别，因为中国货币市场失衡总方向不是需求大于供给，而是货币供给大于需求。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说，对于物价上涨，应从市场结构、国际传播、成本推动及类金融化等四方面进行考虑。

　　 李扬认为，首先是市场结构问题。通常，市场结构问题需要从宏观角度分析，但反过来也要找找宏观经济现象基础。比如，这一年来的市场参与度如何？交易合约的设计情况？程序如何？对价格产生了什么影响？

　　 其次是从国际传播的因素来考虑。此前被强烈关注的石油涨价问题，实际上包含炒作因素。

　　 最后是成本推动因素以及类金融化问题。比如，金融资本炒作对物价产生的影响。

　　好体制并非一蹴而就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表示，国内可能需要新形式的改革。对于改革在当前情势下遇到的瓶颈，李稻葵表示理解，他说，改革不仅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调动部分基层。需要通过基层感受来设计新机制改革。

　　 李稻葵表示，改革很大程度上应从基层做起，学术界应立足中国实际进行研究，并通过一系列安排，过渡到合适的制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则表示，“十二五”的动力源于改革。他说，“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体制改革。

　　 吴敬琏说，“在不具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需的体制条件的情况下，政府一定要优化自己的行为，为所应为。一是办应该办的事；二是不去做不该做的事，比如，政府制定技术路线、地方保护主义等”。

　　 “好的规划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执行好更重要”。吴敬琏认为，当下要尽快明确“顶层设计”的主持机构，清晰界定中国要建立的“市场经济”内涵，据此做出规划和设计，制定具体实施措施，再辅以强有力的推进。“当下围绕着‘中国模式’的讨论所提到的，市场经济就是在政府驾驭下的市场经济，值得商榷。”

　　 “好的体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条件还不具备时，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政府一定要优化自己的行为。否则，当下利益已经固化，再无落实改革的机构，用旧体制来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会出现类似‘大跃进’、‘洋跃进’的消极后果。”吴敬琏对此忧心忡忡。

　　 50人论坛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许善达则提出，“实现居民消费成为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目标，必须实现居民收入总量增长以及缩小收入差距。为此，一要在”十二五“规划中加大增加居民收入增长总量的力度，二要在规划中明确量化基尼系数指标，缩小居民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