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村不是村，有院没有人。说地不是地，草有半人深。”

近年来，城镇化的进程不同程度加剧了农村的“空心化”：随着大量村民外出务工或搬迁，部分偏僻地区陆续出现“空心村”现象。另外,一些地方在缺乏产业支撑的情况下，盲目开建新型农村社区，导致农民上了楼却留不下来，或者干脆拒绝上楼，最终形成了农村的“二次空心化”。

无人村庄

河南新乡红旗区关堤乡油坊堤村共有2800多人，2009年动工兴建名为和旺社区的新村，至今已完工多时。但偌大的新社区，约有10多栋5层高的楼房，多数都空无一人。

从安义县城往北沿着山路行25公里,是赣西北的南坑村。鼎盛时该村有130多口人，现在一个叫钟兆武的64岁老人成了村里唯一的居民。

作为中国著名的侨乡，江门的“无人村”情况以台山为最。台山人出国的特点主要是亲属移民和劳工移民，时间一长整个村落凋敝。据不完全统计，台山因为移民出国造成的无人村至少有20个。

《中国企业报》记者获悉，在江西省黎川县樟溪乡上源村下家村小组，村里原本有20户人家，由于交通不便，陆续有人外迁，如今村里只剩下6户人家。该乡有7600多人，至今已有近3000名农业户口村民在外务工。在全乡48个村小组中，有26个不在乡镇所在地，其中22个村小组已经成了“空心村”，“空心率”高达85%。

从江西省安义县新民乡政府到合水村下辖的11个自然村，原本有村民814人，现居住人口不足80人,平均每个自然村不足8人。

截至2012年末，珠三角地区城镇化率高达83.84%，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已进入城镇化发展的成熟阶段。但是被掏空的村庄实不少见。在广东惠东县，从1983年拥有2445个自然村，到2011年锐减至2010个，近30年时间全县范围内有435个村庄消失了，年均消失14.5个。

有媒体报道，山西全省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采空区近3万平方公里，“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村庄”已超过700个。另一方面，按照山西省加快推进城镇化的规划，每年会有200个甚至更多的村子消失。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提到一组数据：在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时间里，我国的行政村数量，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100多万个锐减到64万个。

 “空心村”困境

早在2010年,湖南省政协委员、永州市政协主席陈金荣对目前湖南农村普遍存在的“空心村”现象甚是担忧，呼吁有关部门加大对“空心村”的整治力度。

以永州市江华县为例，该县共有521个行政村，农区14个乡镇的430个行政村都不同程度存在“空心村”现象，这其中农村建新房不拆旧房的比例高达80%，形成“空心村”的村庄达60%以上，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乡镇比例甚至高达70%—80%。

陈金荣还介绍，由于现有村庄建设大多没有规划，致使房屋更新换代加快；现行法规对农民住宅占地只以户均为限，而不以人均为限，给农民多占地提供了较大空间；农村大多处于偏远地区，有关职能部门对于农村违规建房现象执法不力或执法缺位，导致农村“空心村”迅速蔓延。

2012年，由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研究所区域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乡村发展研究报告——农村空心化及其整治策略》指出，经综合测算与分析表明，在分批推进城镇化情景下，全国“空心村”综合整治增地潜力可达约1.14亿亩。

那么这也意味着，测算出来的全国整治“空心村”的潜力面积，能够达到将近5个北京城的面积。

 “无论自留地,还是承包田,想在哪儿建就在哪儿建；门楼、庭院、居室、屋面等没有标高控制依据,想盖多高就盖多高,爱怎么盖就怎么盖。而农民外迁后空出的房屋、宅基地,又无人继承或回收。”一位乡镇干部如此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任远认为，实际上，农村不仅通过农产品(000061,股吧)流通环节和土地流转环节支持着中国城镇化和城镇发展，也通过人力资本的净流失支撑着城镇化推进和城市发展。在此过程中，由于优秀人力资本的流失，限制了农村更快发展的能力和潜力。

空心村虽然是村庄规划中的难题，但是已经引起一些地方政府的重视。记者获悉，目前广州已把1146个村庄纳入新编制的总体规划,计划在3年内完成所有村庄的规划,严控出现新的“城中村”。

广州市规划局还公布了《村庄规划编制要求》,今后广州的一些村庄将分新村建设和旧村改造整治两类规划,规划过程中所有成果应当及时公开,让村民参与审查审批规划。但是,即将完成的327个村庄规划中,没有一个是空心村。而广州市建委乡镇建设处也表示,目前没有对“空心村”制订专项计划。

思路与隐忧

从GDP来看，我国2011年比1978年增加了近130倍。与此同时，中国城镇化人口由1978年的1.72亿（城镇化率为17.92%）增加到2011年底的近7亿(城镇化率为51.27%)，还有2亿流动农村与城镇之间的农民工未计算在内。实际上，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接近70%。3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需要上百年走过的历程，故人口从农村到城市这一单向流动已经接近极限。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则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这意味着中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时代。

《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1.27%，城镇常住人口超过农村常住人口。然而一直到1978年这一数字还是82.1%。据预测，如果未来中国的城镇化率以每年0.8至1.0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推进，到2020年前后中国城镇化率将超过60%。

在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看来，欧洲已经变成一个完全的城镇化社会。而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实现，但城市化仍比较缓慢。城镇化率今后的速度还要快，2050年会超过70%或者80%。

1978年，中国只有1.72亿城市人口，2011年城市人口达到6.91亿人。30年间增加了5亿人，比欧盟总人口还多。其实,城镇化率若按照1.3%、1.4%的速度增长，每年还要有1000万农民进城务工。但农民工不是单单自己进来，他的家属、小孩还要进来，要搞全体城市化。

有关专家对记者表示，乡村发展“空心化”的后果不仅使农村经济得不到发展，而且会增加治理的成本和难度。现在不仅要研究农民对土地束缚的挣脱，更要追问挣脱土地束缚之后的农村和农民的情景会怎样。

 “空心村的问题，根源在法律，症结在土地，关键在管理。”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规划师李志则认为，土地管理法中明确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每一户农民都可以得到一块宅基地，这只以户均为限，而不以人均为限，给农民多占地提供了较大空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赵树凯主持的一项大规模调查表明，在农村外出人口中，3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总数的86.3%，且外出人口的整体素质普遍高于未出者。由于农村精英流出太多，以至于在家乡务农的人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农村生产方式由于缺乏知识、技术等先进生产要素的注入，只能维持原有水平的简单再生产。

文章来源：中国企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