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历史可以重来，上海还会不会是今天中国最大的城市？

你的第一反应或许是：没错。面朝东海，背靠长江，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似乎注定这颗东方明珠的命运不会平凡。但再转念一想，似乎也不尽然。从历史上看，松江府华亭县，并不是什么历史悠久的江南名城。若不是鸦片战争之后签约开埠，黄浦江畔一夜变十里洋场，纵然造化垂青，也未必就能后来居上。看似必然的发展轨迹，其中多多少少好像还是有些偶然的成分。

那么，必然和偶然，对于一座城市的兴起和繁盛，究竟何者作用更大？对此，城市经济学家（或者说空间经济学家）一直争论不休。有些人觉得，地理禀赋，诸如是否依山傍水，是否位于交通要道，决定了伟大的城市能否在一个地方兴起。另一些人则认为，今天城市的面貌完全是历史路径依赖的结果：也许由于某个巧合，人口和货物开始在一个并不起眼的地点逐渐集聚，久而久之，这里就成了最初的城市。当下我们所看到的城市分布图景，不过是过去的先发优势持续至今的结果。一个有名的故事是，根据阿兹特克人的传说，他们的祖先在特斯科科湖心看到老鹰停在仙人掌上，觉得是吉兆，便停下来在这里建立了伟大的特诺奇提特兰。再比如有一种说法：今天西欧的很多城市，都位于当年十字军东征的道路交叉之处，由原先为军队提供给养的营地发展而来。如果当年的老鹰停在别处，或是军队由另外的路线经过，这些城市大概就不会是它们后来的模样。

自然，个例并不能够被用以佐证普遍的规律。而想用统计学方法寻找结论，一个不可避免的困难是，很多时候历史偶然因素和地理禀赋是难以区分的：优越的位置可能既影响最初集聚的产生，又对城市之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002年，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位经济学教授D. Davis和D. Weinstein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题为“Bones, Bombs and Break Points: The Geography of Economic Activity”（简称BBB）的文章，利用日本的数据，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基于考古挖掘的发现和封建时代的人口统计资料，两位学者首先考察了日本各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内人口分布的变化（所谓“Bones”）。他们发现，那些历史上人口较多的地区（绳文和弥生时代的数据根据考古发现推测而得），今天依然如是。这说明，城市的规模确实是有很强历史延续性的。但这一延续性到底是源自路径依赖，还是地理因素的持续影响呢？一个有力的证据，来自他们对二战期间，日本遭受盟军轰炸情况所做的分析（所谓“Bombs”）。

二战末期，盟国空军对日本本土发动了惨烈的空袭，共计毁灭了66个目标城市中的220万栋建筑，和三分之二以上的生产能力。在1945年3月9日的一次轰炸中，东京三个小时之内的死亡人数超过了八万，广岛和长崎的命运就更不必提。两位作者关心的问题是，在遭受了如此巨大的损失（所谓“Break Points”）之后，这些城市是否还能延续之前的增长态势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说明必然的力量占据主导——区位上的优势，能够始终牢固地将城市的发展限定在特定的轨道之内；如若答案为否，则偶然因素的作用更大——一次巨大的冲击，就可以将一座城市推进一蹶不振的深渊。根据日本战前和战后的人口普查数据，作者们惊奇地发现，仅仅用了十年时间，那些经受了灭顶之灾的日本城市，就迅速地回复到了战前的人口水平，并在之后保持了稳定的发展速度（包括广岛和长崎！）。他们因之得出结论：包括地理禀赋在内的必然因素，对于城市的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持久性的意义。

几年之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位学者，Edward Miguel和Gerald Roland，又在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The Long Run Impact of Bombing Vietnam”。从题目就能大致猜出，他们是利用越战期间美军对越南的轰炸，重复了D. Davis和D. Weinstein的研究结果。类似地，他们发现，70年代美军的轰炸对于其后越南各城市的贫困率、消费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指标并无显著影响。相比于之前的研究，这两位作者着重强调了轰炸这一事件的外生性。他们指出，美军的投弹主要集中于南北越的分界线——北纬17度附近，这就排除了增长潜力高的城市更容易成为轰炸目标这种可能性。最后他们指出，由于越南政府权力较大，可能在战后实施了大规模的再分配，以至于抵消了轰炸产生的负面效果，所以上述结论仍有可被质疑之处。

若仅由上文的叙述来看，似乎必然因素在这场论战中已呈必胜之势。然而，有批评者指出，日本和越南都是十分特殊的例子，前者多山地而后者多丛林，可以兴建城市的地址本来就不多，故而良好的地理禀赋尤显重要。如果是在平原地带，地理因素的重要性可能就没那么明显。基于这样的思路，来自美联储的华裔经济学家Jeffrey Lin和芝加哥大学的Hoyt Bleakley合作，于2012年在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发表了题为“Portage and Path Dependence”的论文。其中的Portage，指的是在水运过程中，因为遇到瀑布之类的障碍，而必须将货物卸下并进行转运的这么一个地点。在19世纪之前的美国，水运在交通运输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因而在作为水运中转站的Portage处，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小城镇。但在进入19世纪之后，美国开始大规模地进行铁路建设，水运的地位不断下降，Portage的先天优势一点点消失殆尽。那么，在地理上的有利条件被蚕食之后，Portage旧址上的城市是否还能维持与之前相同的发展速度呢？两位作者给出的答案是：能。

以芝加哥为例，它最早就是连结五大湖和密西西比河航路上的一个Portage，在铁路兴起之后，其增长势头丝毫未减，一路发展成为了全美第三大城。其他的一些城市，诸如费城、匹兹堡和里士满，最早也是东部“瀑布线”上的一个个Portage。利用美国历年的人口普查和灯光密度数据，两位作者发现，历史上的Portage与邻近地区相比，今天的人口密度更高，经济活动也更频繁（以灯光密度衡量）。而纵观整个历史时期（考察各年的人口增长），由Portage形成的城市也并未遭遇较大的增长波动。这就说明，必然因素或许只是城市起步的“第一推动”，之后无需其存在，城市的发展也能沿着先前的路径不断前行。或者说，所谓的“必然因素”，只是特定时间窗口下的一次历史偶然。如果当年的美国不是那么依赖水运，芝加哥和费城或许也不会具有今天这般显赫的地位。

MIT的知名学者Acemoglu与其合作者2010年发表的“So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A Legacy of the Holocaust in Russia”一文，为我们理解这一争论提供了新的视角。他们研究的问题，是二战期间纳粹在苏联被占领土上对犹太人进行的屠杀，对苏联城市造成的长期影响。他们利用解密的苏联档案，发现二战前犹太人比例越高的城市，一旦被占领，战后的发展就越差，今天在投票时也会更倾向于支持共产党政客。Acemoglu等人给出的解释是，战前大部分犹太人属于苏联的中产阶级，而纳粹的屠杀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结构，极大地减少了中产阶级人数，从而显著地影响了战后当地居民的职业构成、政治参与，乃至中央的资源分配，进而阻碍经济发展。伯克利刚刚毕业的中国博士生Bai Liang，在研究文革的持续性影响时也发现了类似的规律：当时越“革命”的地区，其后的工业化进程就越缓慢，人均收入也越低。他给出的解释跟Acemoglu等人是相近的。

对比这两篇文章和前面所述对轰炸城市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十分有趣的一点：原子弹的打击不能延缓一座城市前进的脚步，屠杀为数不多的中产阶级却可能使其一蹶不振。或许这正印证了莎翁的名句：“城市即人”；哈佛大学的城市经济学家E. Glaeser在其著作《城市的胜利》中，也反复论证了这一观点：“人才是城市中最根本，最具创造力的部分。”五光十色的城市图景，归根究底，还是由无数个体的命运在此汇聚交叉而成。在发生转折的十字路口，必然和偶然的力量谁占主导，也无非取决于自然禀赋到底对当地居民的生活有多大的意义。只有始终从人的需要出发进行改变，始终以人的发展作为最终目的，一座城市才能保持自己的伟大和荣耀，才能在历史长河的怒涛之中昂然屹立，迈向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