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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30年上海应打造什么样的全球城市社会文化功能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国研网 点击数:2271 更新时间:2015-11-25 21:07:13

摘要:上海在推进全球城市建设过程中,城市社会和文化功能正越来越凸显其重要作用。上海建设全球有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已经列入国家发展战略,这一发展战略的实施将成为上海未来30年建设全球城市的一个重要动力。上海走向未来30年的社会文化综合实力建设,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标识。

关键词:全球城市,社会文化,发展战略

 

上海在推进全球城市建设过程中,城市社会和文化功能正越来越凸显其重要作用。为科学分析和正确选择上海全球城市社会文化功能的主要内涵和实现路径,2015年1月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召开“未来30年上海城市社会文化发展战略”专题研讨会。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肖林研究员主持会议,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教授,同济大学副校长伍江教授,上海大学副校长李友梅教授,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香港教育学院吕大乐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花建研究员、徐中振研究员等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结合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等全球城市的案例,围绕“上海迈向全球城市的社会文化条件”“未来30年上海文化综合实力”“未来30年的上海社会发展”等议题,研究分析社会文化功能在推进上海全球城市建设中的作用,以及上海在全球城市建设中打造社会文化功能的理念、思路、战略和举措。

一、当今全球城市社会文化功能的基本特征和指标体系

(一)基本特征

李友梅认为,关于全球城市崛起的“社会文化土壤”的研究,迄今为止仍是高度碎片化的,尚缺乏理清此类问题缘由的基本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因此,全球城市的社会文化支持问题是不能笼统讨论的。现实中,全球城市是一种“合体”,涉及若干中心,而每个中心需求的社会文化支持都不尽相同,比如:金融中心更强调基于诚信的社会文化以及开放、互惠的社会网络;政治中心强调较强的公民主体意识、政治和社会参与体系;消费中心则强调后现代消费文化的广为流行等。

上海建设全球有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已经列入国家发展战略,这一发展战略的实施将成为上海未来30年建设全球城市的一个重要动力。科创中心不仅是创新产业的集聚地,也是创新产品的市场,还是支持科学创新资源整合和配置的枢纽。从全球著名科创中心(如硅谷、伦敦)的实践来看,要实现上述目标必须有效应对几个核心问题:一是形成创新产业的高端人力资源结构,即如何吸纳科技创新、创意及其支持产业的高端人群。二是形成鼓励和保障创新行为的社会规范与制度体系,以使首创精神和创新体系可持续发展,制约市场投机行为和短期逐利取向。三是促成开放、高效的研发资源整合体系,即形成高校、研发机构间,研发机构与金融平台间、研发者之间的资源整合体系。这些问题都不是经济与技术体系自身能有效应对的,背后涉及复杂的社会文化条件。

吕大乐认为,全球城市一般具有以下一些社会文化特性:一是长期对外开放。移民非常多、外来人口非常多。这既指来自国内其他地区的人很多,也指来自国外的人很多。二是分化与团结。一方面,在全球城市有多元化的种族和阶级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这些矛盾又能够得到化解而使得人们重新团结起来。这源于人们对于城市的认同感,这种认同能够变成在分化中重新团结起来的一种重大因素。三是能接纳小众。如果一座城市不能接纳有不同文化取向的人,基本上很难成为全球城市。四是公开公平的社会制度。全球城市外来人口很多,也是一个人才的集中地。这就需要城市对待不同的人都有一套比较公开、公平的制度体系。这样的制度保障,对于人才的汇聚非常重要。五是具有迅速回应社会问题的能力。全球城市大多是城市治理典范城市,但也会产生各种社会治理问题。有问题不要紧,只要具有能够及时回应民众诉求的能力,及时疏解各种问题的正常渠道,城市就能不断得到自我更新和发展。

(二)指标体系

周汉民认为,当前全球城市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指标体系不少于14套,其中由英国BOP文化创意产业咨询公司制订的文化指标体系具有较大影响力。它从文化遗产、阅读文化、表演艺术、电影和游戏、创意人才、文化活力和多样性等6个专题领域,选用60个文化指标,考量纽约、伦敦、巴黎、东京以及上海等全球21个大城市的文化发展状况。比如,在文化遗产专题领域,有博物馆数量、参观人数占比、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地数量、历史遗迹数量、公共绿地占比等具体指标;在阅读文化专题领域,有公共图书馆数量、书店数量、阅读人数占比、国内图书出版量等具体指标;在表演艺术专题领域,有剧院数量及演出场次、音乐厅数量及演出场次、观众人数占比、艺术院校数量等具体指标;在电影和游戏专题领域,有电影院及其银幕数量、电影节数量、观众数量、电影上映数量等具体指标;在创意人才专题领域,有专业文化艺术高等教育机构数量、专业艺术设计院校学生数量、综合性大学艺术与设计课程学生人数等具体指标。

伍江认为,目前使用较多的全球城市实力指数中,有两项涉及全球城市社会文化领域。一是文化交流,包括影响时尚的能力、文化资源、旅游设施、旅游吸引力、文化交流总量等具体指标;二是艺术家的评价,包括文化促进作用、艺术家集聚度、艺术市场繁荣程度、创意活动环境、生活环境等具体指标。

张维为认为,全球城市社会文化指标体系一定要创新,一定要融入中国、上海的因素,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看巴黎、伦敦、纽约。比如西方国家指标特别关注GDP、人均GDP多少。其实人均GDP指标往往是有问题的。几内亚的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比上海都高,但其首都一般民众连自来水都喝不上。再看人均寿命、婴儿死亡率这些指标,纽约人均寿命2014年是79岁,上海已经连续3年达到82岁。硬件综合指标也很重要。上海这些年硬件设施进步非常之大,这是有目共睹的。比如,思南公馆、田子坊这样的建筑,在整个东亚其他地区都很难找到,这对一个游客的印象一定是深刻的。再如,家庭净资产、城市治安、商业文化、饮食文化等指标,上海并不落后于纽约、巴黎等主要全球城市。因此,全球城市社会文化标准要适当调整,要把上海比较关心的指标放进去。

二、上海城市社会文化功能与全球城市的主要差距和本位优势

(一)主要差距

张维为认为,从国际比较看,上海市民在展现良好的公共文化素养方面尚有不足。究其原因,本质上还是在于城市社会文化历史较短。作为传统的农业国家,不仅上海,整个中国大中小城市一半市民都是第一代城市人。另外,长期的经济落后、战乱,导致资源短缺,刚刚富裕起来的民众,有些优雅的市民习惯还没有养成。比如,排队上车、先下后上、红灯停绿灯行、车让行人等。因此,上海要着力抓好“三个基本”:基本礼仪、基本秩序、基本艺术熏陶。这是城市社会文化的基础。

卓永清认为,上海在环境、健康、医疗、交通、公共安全等社会领域,与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城市相比面临不小的差距和挑战。具体地说,一是环境污染,包括空气质量、饮用水安全和食品安全形势严峻。二是市民自身作为健康管理第一责任人的社会意识比较欠缺。三是人口老龄化、生活方式和工作形态的改变造成疾病谱系的扩大和年轻化。四是大量流动人口所带来的交通拥堵、意外风险以及传染病扩散的隐患。五是针对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受教育水平、文化背景和收入水平的居民对各种社会服务体系的差异化需求,政府和社会的应对能力有待提高。六是居所、工作区域和公共场所安全隐患问题。

(二)本位优势

张维为认为,上海社会文化建设要有大格局。这个大格局,就是要有国际视野、中国本位、上海特色。上海的比较优势:一是商业文化发达。上海是世界生活最方便的城市,商业有巨大的优势,如静安嘉里中心,其购物环境和设施配置,在香港、纽约是找不到的。上海城市的特点,总体上是非常精致的。上海商业文化的未来,如果能够增添一种“诗意”的感觉,或许就可以称之为21世纪的清明上河图。二是市井平民文化浓厚。上海有非常突出的平民文化、老百姓的市井文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遍布城市的小菜场、广场舞,社区文化活动空间,接地气,表现出很强的生活气息。上海也是一座不夜城,市井文化充满着活力。三是餐饮文化发达。上海汇聚了中国各种样式和档次的特色餐饮和菜系,也有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外来饮食,并且形成了自己的评价标准和大众网络评价方式。四是家庭文化盛行。中国人很看重健康的家庭文化,看重家庭几代人之间的和睦与和谐,重视尊老爱幼,重视社会和谐指数。上海市民家庭非常好地显示了中国这种健康的家庭文化。五是海纳百川的海派文化。它包括精致温婉的江南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轫和建设的红色文化、万国博物馆的建筑文化等。

花建认为,一是从历史独特的维度看,上海是100多年来“城市中国”的典型代表。这些资源是通过几代上海人精心奋斗积累下来的城市文化基因。二是从国际评价的维度看,上海是全球公认的创意城市、世博城市、国际都市,成为全球城市创新网络的关键节点。三是从自身创造的维度看,以“四个中心”和国际文化大都市为目标,上海在文化创造丰富性和科技推动的规模性上,具有一系列的优势。四是从资源承载的维度看,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不但在经济总量上达到97760亿元的GDP总量(2013年),而且在拥有文化的丰富性上也达到了世界水准。因此,上海应该更多地利用这些优势,在激发城市创新活力上做出更多努力。

三、上海建设全球城市社会文化功能主要内涵、战略目标及路径选择

(一)主要内涵

吕大乐认为,上海建设全球城市社会文化功能,应从以下几个维度去思考一些根本性问题:一是全球城市应有不同的类型。伦敦、纽约有它们的特点,上海如果要变得跟他们一模一样,这是非常困难的。上海要探讨的,是不是同样的形态?如果不是,又是怎样一种形态的全球城市?二是每个城市都是独一无二的。比如创意城市建设,如果上海的目标是伦敦、纽约,那么上海就会永远跟在他们后面,永远排在第三位。上海应该重新思考自己原来的文化是怎样的,原来的特点在哪里。因为每个城市,都是独一无二的。城市的发展,只能建立在已有的基础之上。三是全球城市都是开放型城市。由于国情不同,城市的开放程度也不一样。伦敦、纽约这类全球城市是完全开放的全球城市。上海需要探讨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在不同开放程度下的全球城市是怎样的一种形态。四是人才的汇聚。纽约是全球精英人才向往的城市,这些人总觉得一生中要来这座城市闯一闯,或许他们来了最终还将选择离开。上海怎样继续发挥好自身对人才的吸引力,怎样利用好国内、国外的人才,这是事关成败的关键。五是克服困难和挑战的能力。纽约和伦敦在历史上经历过很多问题以后,都能重新复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总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这包括管制透明度的问题、政府问责的问题等。上海必须在回应城市治理中出现的不同问题时做得更好。

周汉民认为,上海推进全球城市社会文化建设,以下几个方面须引起特别注意:一是社会文化建设必须坚守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二是必须加大文化投入的强度和比重,并通过相关法律和制度加以保证。三是要真正把上海打造成为海内外人才近悦远来的城市,要有充分的数据来预测2050年的上海究竟会有多少实住人口。四是大力发展互联网文化。五是要着重研究城市社会文化如何结合自贸试验区建设,形成必要的运作和试验。六是要切实提高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的利用率。七是要凸显上海历史文化遗产的特色。八是抓紧制定形成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指标体系,并落实严格的监督检查制度。

(二)战略目标

张维为认为,中国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仅有首都一个文化中心是远远不够的。上海除了经济中心、航运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还应该有文化中心这个概念。上海的目标,就是建设世界级的文化大都市,成为东亚第一、国际领先。中国本身就是全球巨大的一个市场。把国内市场做到最大,再影响周边国家、影响世界,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花建认为,上海走向未来30年的全球城市,是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的现代化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走向未来30年的社会文化综合实力建设,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标识。一是上海要代表中国成为展示一个非西方的现代化成功模式,显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杆。当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崛起的时候,一个宏伟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伟大战略正在全面展开,这为我国建设成为世界文化强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也正如此,上海和长三角地区被国家赋予更重要的经济、政治、安全、生态和文化的重要使命。上海原来是我国向东对外文化贸易的龙头,已经连续5年保持了贸易顺差。在新形势下,上海不仅要向东开放,而且要向西开放。在中央“一路一带”战略中发挥作为国家文化重镇的重要作用。二是上海要成为文化创造的活力之城,成为以文化创新展示高端活力、引领全球文化的智慧链、服务链、供应链和品牌链的首位城市。上海在2010年正式成为世界创意城市,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信息网络化时代,上海要继续保持和进一步发扬作为世博之城、创意城市、设计之都的优势。三是上海要成为具有人文追求的理想创业家园。上海的文化建设应该是前瞻性、多样性、融合性和流动性的有机结合。上海不仅要有比较开放的制度,有工商、企业、社区、基地、大学的融合,而且还要有科技活力、工业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上海应鼓励更多的能天然亲近于新兴产业的金融创新家,培育更多的融合科技、文化、创意的金融创新人才。四是上海将成为全球互联互通的文化巨港。未来30年上海文化大都市建设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背景,就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的科学技术将极大地改变文化创造的生态。具体地说,影响文化竞争力的主要是三大科技变革和六大技术潮流,三大科技变革是大数据、智能制造、无线网络革命,六大技术潮流是信息和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视听表达技术、仿真技术、新材料技术、节能环保技术。尤其是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给文化艺术创造的样式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变化,文化大都市越来越成为一个人工智能的系统大整合,成为智慧互联协同的一个大集群,成为全面感知互联互通和智能服务的一个重要集成。

(三)路径选择

伍江认为,可从4个方面着手推进上海城市社会文化功能建设。一是文化设施。文化设施的功能定位,应超越以往的普及性需求,体现国际最高文化艺术水平;文化设施的功能类型,必须超越以往过于注重标志性的文化设施建设,追求多元化、全面性;作为物质载体的文化建筑物本身的品质,要充分体现社会与文化的主流价值观;文化设施的空间分布与数量配置,要超越以往多强调满足市民基本需求,以超强的集聚度产生世界性的吸引力;在艺术展示类领域,要提高世界级当代艺术品的品质、数量,要完善相关政策、法律,鼓励民间资本进入。二是公共艺术策略。城市空间尤其公共空间,应具有世界一流的艺术品位,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在硬件设施建设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进行空间艺术的投入;要有数量庞大的世界一流的公共艺术品陈列;要为各类世界级艺术家提供更加包容的作品展示机会;要有世界级的大型固定艺术活动;要有完善的扶持艺术的法律制度。三是文化遗产保护策略。上海作为国际文化大都市必须拥有特殊、多样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要拥有尊重一切不同文化遗产的胸怀与态度;今天的创新就是明天的遗产,要把文化创新与文化遗产保护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要有世界引领作用的相关法律制度。四是文化创意产业策略。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在整个城市的产业中,应有极高比重。过去15年,伦敦就是靠文化创意产业在很多指标方面把纽约再一次甩在后面。文化创意产业主要面对全球市场,上海近些年来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虽然不错,但跟世界文化市场基本无关。因此,上海要有多片世界级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要有世界一流的艺术院校,包括音乐、戏剧、视觉艺术等领域。

花建认为,一是上海需要向“硅谷”学习,成为新兴文化创意产业、成为皮克斯动画工作室这样的公司的诞生地。上海不仅要有比较开放的制度,有工商、企业、城市、基地、大学的融合,而且还要有多种精神元素的交融,包括科技活力、工业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二是上海需要利用金融中心优势,把直接融资与社会文化领域的投资评估体系结合起来,形成文化金融和新价值观投资。上海未来30年的社会文化综合实力,将决定于人与机的互动、创意与科技的互动、文化与金融的深度融合。

作者简介:陈恭,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副编审、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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