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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交易成本要降哪些?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 点击数:7391 更新时间:2016-5-9 10:58:33

    

    本文系人民日报记者调查报道,原标题是《这些成本最该降!(特别报道)——对两省四市五十三家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的调查》,全文内容如下:

 

 

 

编者按:

 

  降成本是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大重点任务之一。最近,本报记者前往浙江省的杭州、嘉兴和河南省的郑州、洛阳,对53家制造业企业的成本状况展开了深入调查。

 

  去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列为降成本“组合拳”中的第一招。受访企业也普遍认为,当前政府最应推动降低的成本是“制度性交易成本”,简单说,就是由于体制机制问题而造成的经济、时间和机会等各种成本。多家企业表示,原材料成本占比大但近年来价格基本稳定,人工成本上升明显但这是大势所趋,而制度性交易成本种类繁多、弹性较大且其中暗藏“灰色地带”,正成为当前企业的最大困扰。

 

  “现在是实体经济渡难关最紧要的时候,也是企业谋转型最关键的时候。降成本,特别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就是为我们雪中送炭”——这是调查时企业最强烈的呼声。

 

  本版今天刊发这篇调查报道,期待能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采取综合措施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改善营商环境,让企业能轻装上阵,攻坚克难。

 

 

 

  减负政策不应沦为“空头支票”

 

  帮助企业降成本的好政策,常被困在“最后一公里”

 

  ■拿着市政府下发的文件跑到规划局,办事人员却说:“我们没收到这样的文件,办不了。你让市里专门给我们发一个文件,就给你办!”

 

  ■有的审批权从省里下放到县里开发区后,工作人员对企业说:“我们还没弄明白呢,你们先等着吧。”

 

  “降成本难啊,拿着红头文件找不到庙门。”前不久,郑州一家服饰公司的副总经理王先生被泼了一盆凉水。

 

  原来,今年3月,郑州市政府下发了《郑州市降成本优供给推进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若干意见》。为了降低企业用地成本,《若干意见》取消了工业企业厂区范围内容积率、厂房高度的上限指标限制,并且鼓励多种形式的出让。

 

  王先生拿着文件,兴冲冲地跑到规划局,想调整一下厂房规划,把部分工业厂房出租。

 

  谁知,办事人员却说:“我们没收到这样的文件,办不了。你让市里专门给我们发一个文件,就给你办!”

 

  “上面政策和下面落实有时是‘两张皮’。去省里市里开会,企业觉得很温暖,开完会回来却发现不少事情推不动,基层办事效率比较低。”王先生有点无奈。

 

  王先生的经历并非个案。简政放权、为企业松绑,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国务院部门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约600项,提前两年多完成减少1/3行政审批事项的目标。调查中,八成以上的企业反映,多次简政放权后,制度性交易成本有所下降。然而,也有一些简政放权举措在落实中被困在“最后一公里”,有时甚至导致好政策成了“空头支票”。

 

  ——基层底子薄,部分权力下放后“接不住”或“不想接”。

 

  受访企业普遍反映,取消审批事项对企业降成本帮助很大,但有时还是没有“松绑感”。审批权从国家层面下放到省、市、区,但审批事项往往没有减少,企业经常会面对基层办事人员少且没有能力办理的状况,有时甚至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扯皮”。“基层公务人员编制少,随着简政放权推进,沉淀到基层的工作量较大,工作质量会受到影响。”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振峰说。

 

  “有的审批权从省里下放到县里开发区后,工作人员干脆对企业说,‘我们还没弄明白呢,你们先等着吧’。可是市场瞬息万变,企业哪儿等得起啊。”一家企业的总经理如此感慨。

 

  ——松绑表面化,似乎带来了便利,但实际上企业成本没有降。

 

  近年来,行政服务大厅在各地兴起。审批服务集中、数据资源共享,服务大厅提供的一站式服务,目的是让企业办事少跑腿更快捷。

 

  不过,在企业看来,“一些服务大厅只是一个领表格的地方,真正办事还得去这局那局,盖几个章还得跑几个地儿。”

 

  本是提高效率的一些网上申报,也让企业直言“耽误时间”。调查中,河南一家食品企业以某项工商年检为例说,“以前要准备好材料跑到工商局现场办理,现在网上申请就可以了。看起来省事了,可网上申请要30天才能批下来,以前跑一跑反倒一周之内就能办完事。要知道这类审批年检,每年企业有几十项,要是每项都要30天,这一年就别搞生产了。这时间成本不也是成本吗?”

 

  ——文件缺细则,政策出了一箩筐,企业仍只能画饼充饥。

 

  简政放权“最后一公里”落实难,也有缺少配套细则和具体措施的原因。中国一拖财务总监姚卫东坦言,一些降成本的好政策,因为没有细化,对企业来说犹如画饼充饥。“比如驻外合资企业境外融资渠道进一步放开,这是大好事。但是人民币资金池、外币资金池与企业税收等政策如何衔接没有配套细则,企业根本不敢做。” 姚卫东说,由于缺少操作细则,企业“再饿”也不敢“吃螃蟹”,生怕踩了偷税漏税的雷。

 

  “一些产业政策较难操作。”王振峰说,现在各级政府出台的降成本政策很多,有些10页纸的优惠政策恨不得有50页解读,各种名词比较难懂。“企业搞经营可以,研究文件不在行,我们总不能专门建一个政策研究室吧?”

 

  别让制度障碍困住企业

 

  税费、评估、检测等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不胜其扰

 

  ■企业要交多少税,一些地方税务部门年初就定好了,基本上是根据“背的”收税指标确定的,说是年末多退少补,但从没退过钱

 

  ■一台设备从一个车间搬到紧挨着的另一个车间,也要重新做一次环评,做一次至少就得几万元

 

  简政放权让企业看到了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希望,只要“最后一公里”再加把劲,改革效果就能更好显现。而进一步正视并尽快清除制约企业轻装前行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则是企业对降成本的更大呼声。

 

  ——“税收指标”、回溯性收税、过头税,让企业深感无奈。

 

  调查中,多家企业反映,近年来国家出台多项措施降低企业税负,特别是“营改增”试点范围扩大,实实在在减轻了企业负担。但在一些地方,税收并非按企业实际经营状况收缴,而是由税务部门年初定指标,分配到各个企业,这就使减负变了味儿。

 

  “中央和地方都说要给企业降成本,可一些税务部门的任务指标一点不见减少,你说这企业的税收负担有可能降下来吗?” 河南一家服装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要交多少税,一些地方税务部门年初就定好了,基本上是根据“背的”收税指标确定的,说是年末多退少补,但从没退过钱。河南一家办公家具企业的董事长张先生也表示,一到年底,税务人员就拿着指标找企业要钱。“如果企业说没效益不给,他们就天天查账,只好硬着头皮凑钱给,有时甚至要借钱交税。”

 

  “我们一直照章纳税,怎么还要补税?”去年初,浙江闻泰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忽然接到税务部门通知,要补缴三年印花税。这让公司总经理肖学兵很吃惊。原来,去年起嘉兴地区国内贸易购销合同印花税改为购销双方都要交。“新闻里不是说国家在给企业减税吗?怎么反倒取消了税收优惠,还得把往年优惠补上?”浙江一家钢铁企业负责人对此也很不理解:“印花税税率虽然不高,但眼下企业日子不好过,一次性补缴三年费用,也要大约600万元,现金流压力很大。”

 

  河南一些企业也反映,耕地占用费、租赁费等原来已不收的税费,现在又开始收缴。“地方上专门成立了非税收入管理局,到实体门店来收钱。前年就要求预交两年的税费。”

 

  ——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依法合规,但收费标准、操作方式不尽合理。

 

  一些政府收费项目,虽然师出有名,却不太符合实际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负担。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征收标准偏高,就是调查中企业反映的焦点问题。

 

  根据国家规定,企业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不得低于在职职工总数的1.5%,凡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该比例的企业,需按其差额人数全额征收保障金。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大约有30万名员工,这就意味着其需要安排4000多名残疾人就业。企业在当地很难找到那么多有劳动能力、符合岗位要求的残疾人。鸿富锦主管人力资源的负责人表示,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方面利润率低,另一方面已经为促进就业做出了相当大贡献,反而要支付更高的残疾人保障成本,这种收费标准不太公平。中航光电也算了一笔账,根据洛阳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计算公式,企业近两年每年支付逾200万元的相关费用,负担不轻。

 

  聘用了残疾人,还得证明残疾人是残疾人,这个过程也很麻烦。“不是所有残疾人都有残疾证。一些企业不得不租借残疾人证来充数。”郑州日产副总经理张建华建议,地方政府部门应做好当地残疾人总数及适合就业残疾人规模的摸底,降低劳动密集型企业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比例和标准,切实降低企业负担。

 

  ——评估检测花钱又费力,动辄几十万元。

 

  “只要开门营业,至少有15个评估评价要做。”河南安耐克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裴国营说。安全、质检、土地、规划、环境、消防、能耗、职业卫生……哪个评估都不能少。过去,评估评价往往由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直接操刀,这两年随着简政放权步伐加快,多数交给了第三方机构。“一开始以为改革后评估检测的负担会减轻。现在看来,不管是政府做还是第三方机构做,成本上差别不大。反正都是前置性许可,不做不行。”

 

  “几乎每个月都要做各种评估。”郑州通达光缆总经理助理谢育龙以环境评价为例,企业每新上一台设备,就要新做一次环评,生产线改造也要重新做环评,“甚至一台设备从一个车间搬到紧挨着的另一个车间,也要重新做一次环评。做一次至少就得几万元,企业真的受不了。”

 

  有的评价必须分几步进行,拉长了评价时间,也导致企业重复花钱。一些企业反映,按照国家关于建设投资项目安全、环保、职业卫生评价“三同时”的规定,企业每上一个项目,不论大小,项目开始前要做一次预评价,设计要做专篇评价,验收时又有验收评审。一个项目开工前,仅这三项评价,就要做9次评估。企业必须安排专人跟踪,即使都合格,前后也要有一年时间才能完成。

 

  中航光电财务部部长王亚歌算了笔账,2015年企业用于“三同时”的支出达到56.8万元,再算上买设备的评估、生产线改造所做的评价、各种质量检测收费等,一年花了好几百万元。“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三证都可以合一,这些评估为什么不能合并?”王亚歌说,有些投资项目只是购买计算机软件,不涉及建筑施工,也要交钱做安全、职业卫生专篇设计,实在让企业很无奈。

 

  莫名其妙的成本折腾人

 

  “有形之手”仍在不恰当干预市场,企业呼唤“亲”“清”政商关系

 

  ■有时质检机构到企业检查,连检测设备都没带,但只要说是检查,就得交费

 

  ■“吃拿”基本消失,可“卡要”现象没有杜绝,一些企业每年维护政商关系的支出往往占到销售收入的1.2%1.5%

 

  如果说税费、评估是所有企业呼吁尽快降低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那么中小企业、初创企业往往还要应对一些莫名其妙的成本。

 

  ——城市拆迁导致企业“搬家式死亡”。

 

  河南一家小家电制造企业,因为城市建设规划调整等原因,3年搬了4次家。“搬家就要停产,一边养着工人,一边租赁新厂房。搬进新厂还要重新调试设备,重新评估认证,这些都要花钱。搬家搬得企业遍体鳞伤。”这家企业的董事长夏先生说。搬进新工业园区,又有了新烦恼。新建设的工业园区多是立体厂房,企业仅买一层或几层不可能拿到土地证。“不花600万元搬进产业园,企业就没有地方开工。可是,立体厂房只买一层没有土地证,就拿不到银行的抵押贷款,资金又成了难题。”

 

  浙江两家制药企业也刚刚经历了搬迁,其中一家药企的财务总监说,“由于搬迁投入、新工厂头两年较高的折旧,以及大幅增加的土地使用税,去年企业的盈利能力降了不少。企业最怕的就是折腾。”

 

  ——一些质检机构收费不含糊,真需要服务时反倒令人失望。

 

  工业企业的仪器设备设计检测、化验、计量等需要不定期年检,有的项目每半年就要检一次。不少中小企业反映,由于检验费太高、弹性太大,不得不与如质检研究院等类似的“红顶机构”签订年度服务合同。

 

  “一项标价20万元的检测,如果企业同意每年购买‘红顶机构’的打包服务,可能这项检测只要10万元;该抽检20种样品,抽一种就行了。如果‘不合作’,任何一级质检部门都可以随时随地去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检查,来一次企业就得花10万元左右。”河南一家企业负责人反映,有时质检机构到企业检查,连检测设备都没带,但只要说是检查,就得交费。企业真的需要质检服务时,却失望了。“去年底我们感觉一台大型计量衡器不太准,主动邀请质检机构来做检测。可是5个月过去了,也不见人影。打电话去问,一会儿说机构要合并没有人手,一会儿又说检测设备不行。”

 

  ——“吃拿”不见了,“卡要”仍存在。

 

  此次调查中,中小企业普遍反映,中央八项规定执行后,政府官员去企业都不吃饭、不收礼、甚至不喝水,“吃拿”基本消失了。可是,“卡要”现象并没有杜绝,一些企业每年的非营业性开支,即维护政商关系的支出往往占到销售收入的1.2%1.5%。一家小型企业,每年可能有上百万元用于“维护关系”。

 

  “年初递上去材料,可能到下半年才批下来,你说企业还生产不生产?”一家企业说,不想等这么久,往往只能找人去“疏通”。

 

  一些企业还反映,我国法律法规中罚款额度弹性较大,也为有关部门“卡要”提供了机会。“不少法规里罚单额度从2万元至50万元,执法尺度与关系亲疏程度相关,不利于公平竞争和企业减负。”河南一家企业负责人说。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亟待政府出手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渡过难关、争取中国经济更好未来的关键所在

 

  ■要真正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不仅应当把权往下放,同时也要减权、削权

 

  ■一些评估、认证、检测等中介服务名目过多、频率过密、收费偏高,希望能“合并同类项”

 

  降成本,需要企业迎难而上,却也不是完全靠企业自身就能完成的。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分析,包括法定经营成本、企业对潜在机会做出反应的成本,以及企业抓机会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在内的体制机制性成本,正让市场主体获得关键要素的过程艰难而漫长。“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政府要有所作为,要创造让企业和市场发挥作用的良好制度环境。”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认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对自己“动刀”的过程。本届政府先后多次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推行商事制度改革、营改增等等。“应当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切实把企业成本降下来。”

 

  营造良好制度环境,企业期盼加大力度做减法,变“放权”为“减权”——

 

  浙江、河南的多家企业表示,要真正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不仅应当把权往下放,同时也要减权、削权。“‘削’掉一些不必要的权力,抹掉一些不必要的审批,这样的‘简政减权’才能真正给企业松绑。”

 

  企业呼吁,“减”的力度要加大,让每一家企业真正感受到成本的下降。比如,3年来有关部门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约600项,据测算每年减轻企业和群众负担近千亿元。一些企业反映,这千亿元的负担平摊到7000多万市场主体上,每家企业减负约为千元左右。“能否力度再大一些?”

 

  营造良好制度环境,企业期盼打破利益壁垒,审批认证年检尽可能“合并同类项”——

 

  调查中多家企业表示,评估、认证、检测等中介服务有其必要性,但现在名目过多、频率过密、收费偏高,希望能“合并同类项”,降低企业成本。

 

  许多评估检测项目,往往要提供同样的材料,走相似的程序,但每次都要找第三方机构从头到尾走一遍程序,支付一笔费用。花钱之外,更牵扯精力。“安评、能评、职业卫生评价……很多第三方机构同时具备这些评估资质。既然这些常规性的评估年检已经交给第三方机构,能不能允许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具一揽子的评估报告,各个部门都认可?”裴国营说。

 

  对于产品的认证,各地应当尽早实现互认。目前,在省里认证,要走一遍流程,花费好几万元。到了市里、开发区,可能又要重新认证,再走一遍流程。产品销售到其他省份,往往又要重新做认证、检测,同样的流程再走一遍,费时间费钱。在企业看来,地区之间实现互认在技术上没有什么难度,关键是要破除地方保护的壁垒、敢于触碰利益。

 

  “中国经济能成功跻身世界前列的真正秘密,就是通过改革开放,系统、大规模地降低了我们的体制成本。但是在高速增长当中,我们在其他方面的体制成本就像很多成本曲线一样,下降以后又升上去了。如果我们不把这条成本曲线向下推,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就会受到损害。”周其仁认为,系统性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渡过难关、争取中国经济更好未来的关键所在。

 

  (本报记者白天亮、王政、陆娅楠、左娅、刘志强、赵展慧)

  

 

  ■延伸阅读

 

  制度性交易成本

 

  制度性交易成本,也被称为体制性成本,主要是指企业因遵循政府制定的各种制度、规章、政策而需要付出的成本。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降成本定为今年经济社会发展五大任务之一,其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又是降成本“组合拳”中的第一招。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企业自身努力无法降低的成本,只有依靠政府深化改革,调整制度、政策,才有可能为企业减负。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 20160509   1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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