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面临四方面挑战

蔡昉，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1989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8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人口科学》杂志主编。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人口学会和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委员、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专家委员会委员等。
　　著有《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十字路口的抉择———深化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穷人的经济学》和《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转型》等，合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和《中国经济》等。近期著作有《中国流动人口报告》等。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186期日前召开。50人论坛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论坛上发表题为“‘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新特征与新挑战”的主题演讲。他表示，“十二五”时期对我国来说仍然是大有所为的机遇期，只是将面临更多的新挑战，受到国内外各种条件的制约，需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和“梅佐乔诺陷阱”，以及避免保护依赖症和“未富先老”。

最大挑战———“中等收入陷阱”

　　蔡昉提出，“十二五”时期对我国来说仍然是大有所为的机遇期，只是将面临更多的新挑战，其中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他介绍，世界银行把人均GDP在975美元以下的国家称为低收入国家，小于或等于3855美元的，划作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人均GDP低于11900美元的国家划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大于11900美元的国家划为高收入国家。
　　按照2009年的官方汇率，我国的人均GDP在当年达到3800美元，大致要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了。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银行在其报告《东亚复兴》中首先提出的。文章称，所有在跨越低收入陷阱管用的政策和发展战略，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基本上都不管用了，必须有新的发展战略，新的手段来跨越，因此中等收入阶段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发展阶段。
　　蔡昉表示，经济学中所说的“陷阱”实际上是一种“均衡陷阱”，是指一个经济体长期处于某种发展状态(通常是不发展状态)，即使由于某种外力的推动，一度改变了原来的状态，或摆脱了初始的均衡，却总是有一种内在力量将其拉回到原来的均衡上面，使整个经济体长期处于恒定状态，既难以自拔也难以借助外力解脱出来。
　　据他介绍，世界上1970年时处于同一起跑线的国家，在30年后出现了大分化。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进入了高收入阶段，但还有相当多的国家仍然处于中等收入阶段，这说明中等收入阶段这个门槛不是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越的。
　　这批国家与地区中跨越中等收入门槛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其中现在日本人均GDP3万美元，韩国人均GDP2万美元。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是拉美国家，如巴西和阿根廷现在人均GDP仍在1万美元以下。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时候，拉美比东亚更发达，比欧洲的人均GDP还要高，但几十年后却仍然如此。而这些国家的历史最高人均GDP都曾超越1万美元，最终又回落下来，形成一种稳定的、特殊的均衡状态。
　　是这些国家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有问题吗？还是这些国家没有及时转变过时的发展方式？又或者是社会政治稳定或收入分配上出了问题？不管怎么说，日本和韩国的基尼系数比较低，而巴西的基尼系数达到0.6，阿根廷大于0.5，学界猜想至少收入分配关系长期未得到改善是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
　　蔡昉认为，这一问题与刘易斯拐点相关，即二元经济中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点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达到劳动力供不应求且开始短缺的转折点。
　　“有些学者认为，只有当农业和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相等时，刘易斯拐点才到来，但那就意味着二元经济结束了，是第二个转折点。”蔡昉说，如果几年前学界就普遍接受“刘易斯拐点到了”这个观点，就会事先预料到劳动力短缺工资会上涨，靠生产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已经不够了，需要转变发展方式，从依靠要素投入转变到依靠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入上来。
　　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发布《东亚奇迹》的报告，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认为，这种资本与人力的要素投入与前苏联类似。而这些经济学家研究的出发点是新古典主义，因为人力有限所以不断增加资本，导致资本报酬递减，所以需要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维持资本报酬。而东亚劳动力无限供给，就不会出现报酬递减的情况，也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这也是东亚经济廉价增长的奥秘所在。
　　但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结束，正接近新古典主义的假设，如果还不转变方式，经济增长就将不可持续。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人口抚养比进入低生育阶段，收入多负担少，人口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人均GDP就上升0.115个百分点。据统计，我国人口 红 利 对 人 均GDP的 贡 献 达 到26.8%，而东亚奇迹1/3-1/2的成就都来自人口红利。
　　但从2013年起，我国的人口抚养比将开始上升，每上升1个百分点，人均GDP就下降0.115个百分点，人口红利瞬间成为人口负债。从2013年到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实现零增长，并从此进入负增长，劳动力供给将逐渐减少。
　　蔡昉表示，他曾作过实证研究，2013年后，人口抚养比止跌上扬，人口红利将不再支撑高储蓄率，有一天甚至政府想提高储蓄率都要做出额外努力。
　　假设本世纪早期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能达到10%，但未来会下降到7%-8%的水平，不能支持像过去30年一样的高增长速度。
　　事实上，近两年制造业和建筑业农民工工资的上涨速度都比较快，据统计，2010年我国农民工平均工资已达每月1600元。
　　蔡昉表示，农业中雇工工资自2003年后涨幅很高，侧面反映了这种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这与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的提高关系不大。
　　他表示，跨国投资公司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劳动力工资是否真的上涨了，“春江水暖鸭先知”，大量产业从沿海向内地及越南等地转移的趋势投资者有目共睹，这是企业家自己看到劳动力相对价格提高后的选择。
　　“中国是否正在丧失竞争力？”蔡昉认为，虽然过去劳动密集型产业呈现了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到东盟国家，再到中国沿海地区的雁阵转移模式，似乎下一步又要转向印度、墨西哥、柬埔寨、孟加拉之类的国家。但是因为过去转移过的那些国家都是小国，这些国家的内部各地区之间具有同质性，而中国是大国经济，各地区之间具有强烈的异质性，在西部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同时，劳动生产率上升得更快，抵消了工资上涨的不利因素，而工资上涨带来的农民工市民化会显著扩大消费。

谨防中西部陷入“梅佐乔诺陷阱”

　　第二个值得警惕的，叫做“梅佐乔诺陷阱”。
　　蔡昉介绍，梅佐乔诺指意大利半岛的南部外加西西里和撒丁岛，或泛指意大利南部。该地区传统上以农业经济为主，与意大利北方存在很大的发展差距。在发达国家，意大利南北差距算得上是少见的案例了，所以一直是增长经济学家的关注对象。无独有偶，在德国统一以后，该国东部与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长期得不到缩小，堪与意大利的南北差距相比，因此，经济学家写文章说欧洲有两个梅佐乔诺。
　　细观发达国家的这两个地区差距持续存在的案例，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点。首先，不能说中央政府没有给予这些相对落后地区以高度的重视，甚至说两地区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它们都享有大规模来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获得大量的资金投入。其次，恰恰是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的特殊关照，促成了这些地区与其资源禀赋不相适应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导致就业不充分，收入分配不均等，虽然在一段时间里得益于投资因素，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看上去与其他地区的差距在缩小，但是，最终这个经济趋同的趋势并未得以持续，最终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意大利南北方和德国东西部之间，地区差距迄今继续存在。因此，我把这种现象叫做“梅佐乔诺陷阱”。
　　“梅佐乔诺陷阱”实际上是由于这样一种区域发展战略，它为落后地区提供了赶超所需的物质资源，却没有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本和体制保障；提供了发展的外部推动力，却没有建立起自身的发展激励机制；来自外部输入的物质资源短期内促进了经济总量的增长，却由于这种增长没有遵循该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因而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并不能保证增长的可持续性。
　　两个“梅佐乔诺”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本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实施了促进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各种战略，如西部开发战略、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在这些战略的实施中，中央政府通过各种项目，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生产能力建设投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项目的补贴等，对中西部提供了大规模投资、转移支付和其他财政支持，大幅度改变了资源投入的区域配置格局。例如，中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全国的份额，从2000年的41.2%提高到2008年的48.1%，而其中国有经济的部分，则从占全国的47 .0%提高到58 .2%。这有力地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呈现出对于东部地区的趋同。
　　以2003年为转折点，此前的1998-2003年期间，分省计算的人均GDP基尼系数趋于稳定提高。此后，人均GDP的基尼系数下降。这种地区差距缩小的现象，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未发生过的，无疑折射出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
　　是否中西部地区在与沿海地区趋同的道路上，从此就一路高歌了呢？蔡昉说，既然有了两个“梅佐乔诺”的前车之鉴，我们及时地来关心一下中国中西部赶超的可持续性，担心一下会不会出现一个中国版的“梅佐乔诺”，应该不是杞人忧天，从一些已经显示出的情况看，甚至都算不上是未雨绸缪了。具体来说，在中西部地区高速增长的画面上，我们看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必将在未来困扰该地区的可持续增长。
　　最先观察到的现象是，在制造业发展重心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转移的同时，劳动力流向仍然是相反的，继续着长期从中西部向沿海地区转移的模式。在2000-2003年期间，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速度为20 .8%，高于中部的13.3%和西部的15.3%。然而，2003-2007年期间的状况就截然不同了，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为23 .6%，虽然有一定的加速，但是，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增长率分别迅速提高至24.1%和26.3%，都超过了东部地区。然而，各种资料显示，除去金融危机早期出现的短暂农民工返乡外，劳动力流动的模式没有适应工业配置格局的变化而变化。这种不一致暗示一种判断：中西部的崛起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的。
　　接下来的观察便印证了这个猜想。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资本密集程度 ，具体指标就是资本劳动比，在2000年以后是迅速上升的，速度大大快于沿海地区，而且经过2003年和2004年的快速攀升，资本密集化的绝对水平已经高于沿海地区。也就是说，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变得更加资本密集型，更加重化工业化了。与此同时，中西部制造业工资水平上涨也过快，在2000-2007年期间，中部和西部地区工资增长率分别比东部地区高24.9%和13 .5%。这个趋势是正常的吗？对中西部地区增长的可持续性会产生负面效果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2008年西部地区的人均GDP平均 为1 5 9 5 1元 ，中 部 地 区 平 均 为18542元，东部地区平均为36542元，也就是说西部和中部的人均收入水平，分别只是东部平均水平的44%和51%，差距仍然显著。以人均收入定义的发展差距，本身暗含着一个资源禀赋结构上的差异，即发达地区具有相对丰富的资本要素，从而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而相对不发达地区则具有劳动力丰富和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时至今日，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仍在大规模地从中西部向沿海地区流动这个事实，证明上述结论仍然是有效的。
　　随着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这些地区的比较优势逐渐减弱。按照传统雁阵理论的预期，劳动密集型产业将渐次转移到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国家，而事实上，近年来也的确出现了新的外商直接投资转而流向印度、越南、柬埔寨等国家的趋势。虽然这种外资流向的变化并不足为奇，但是，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地区之间资源禀赋差异巨大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更为合理的雁阵模式应该主要不是国际版本而是国内版本，即中西部地区凭借自身的资源比较优势，延续劳动密集型产业。目前，中西部地区没有走劳动密集型的路径，而是制造业的日益资本密集化，原因是这里的工业化加速具有政府主导型和投资驱动型的特征。如果我们吸取国际上的教训，避免中西部地区的赶超陷入“梅佐乔诺陷阱”，就应该及时调整区域发展战略，将这些地区的发展拉回到比较优势的轨道上。

警惕保护依赖症与“未富先老”

　　另一个需要警惕的是保护依赖症。
　　蔡昉认为，人们猜测日本之所以会有“失去的十年”是因为泡沫经济或高龄少子化趋势，但事实上日本在这10年没有技术进步，也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政府通过政府购买、投资、补贴等手段保护了应该消亡的企业，这些干预保护措施越来越多，使得日本经济无法进步。
　　而中国的问题是在目前特定的发展阶段上，政府有时为了保护企业而忽视工人的诉求。蔡昉认为，工人提出诉求是因为到了刘易斯拐点，过去没到拐点的时候，农民工没有退出权，为了获得稳定的收入不敢提出诉求。而达到刘易斯拐点后，农民工就业机会增多了，开始拥有退出权，如果是“血汗工厂”，他们就有可能直接选择离开，而如果是对在世界品牌工厂的工作不满又不特别害怕被裁员，才会体现忠诚原则，采取向企业诉求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所以劳资纠纷多发不是农民工的工作状态变坏而是变好了，关键是建立解决问题的平台。”蔡昉说。
　　他介绍，日本在进入刘易斯拐点之后，收入分配问题得到改善，低收入家庭收入迅速上升，在上世纪10年之后的70年代，人均GDP得到了大幅提高。而韩国在70年代出现刘易斯拐点后消费率却出现了下降，直到80年代后期消费率才逐渐提升，但仍然没有日本快。这十多年的时差有可能是因为日本每年都有“春斗”，让政府、企业、工人三方斗争，形成工资协商结果，而70年代韩国朴正熙执政时，压制工会、企业与工人利益分享的问题，结果在政治和经济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还需要避免的错误是“未富先老”。
　　蔡昉表示，按照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如果20年后顺利成为发达国家，或许能解决人口日益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但如果不能成为发达国家，这个问题就将很严重。
　　目前我国低端就业岗位多，农民工收入也高，既然如此，很多人选择不让自己的孩子继续上学获得更高学历而是提前进入人力资源市场，使得人力资本下降。
　　而蔡昉认为，这方面的坏榜样可以看看美国。早在1991年，美国就出现了“无就业复苏”，连续10个月的“无就业复苏”让布什没能连任总统。2009年，美国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是失业率高达10%，而失业人群中，有大学学历的只有4%的失业率，而没有大学学历的人群失业率高达14%-15%。
　　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抢了他们的工作岗位，而事实上是美国的产业结构虽然在不断地升级，但美国确实有一批人不上大学，所以美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已经无法容纳低端人才，这部分劳动力没有适应本国的产业结构升级。
　　蔡昉说：“美国病还是富裕病，如果我们国内的下一代由于人力资本水平限制不能推动产业升级，那中国‘未富先老’的前景就非常不容乐观了。”

现场问答

　　问：中西部地区还有环渤海，与长三角、珠三角经济方面现在有很大的区别，根据您提到的存在老龄化问题，还有以后的城市化进程问题，请问在未来它们的差别会呈现怎样的一个发展趋势？
　　答：实际上我们除了看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距之外，我们也应该注意到2003年以后，地区之间，省际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在缩小。这个差距在缩小，也就是人均GDP在省和省之间的基尼系数呈现了缩小的趋势。当然资源禀赋上，人口转变的阶段上还是有差距的。也就是总体来说，中西部农村生育比重高。我们也知道城市和农村的生育政策是有差别的，同时，不同的发展水平生育意愿也有差别，因此，农村的人口转变慢。
　　我们曾经做过分析，农村的人口转变比城市滞后20年。过去10年里这个差距肯定大幅度缩小，但是仍然有差距。沿海地区或者说城市化地区人口转变已经比较早地进入老龄化的阶段，劳动年龄的优势比较早地丧失的同时，农村地区仍然还会有人口红利，也就是它的劳动力增长还会持续。实际上不同发展水平地区之间也是各有比较优势的，因此其实可以判断，仅仅因为人口结构的不同也形成了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如果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投资环境和经济发展环境的话，人口红利就会成为中西部地区承接沿海地区劳动力进行产业转移的最有优势的资源。
　　我想如果我们看未来的图景的话，其实沿海地区在逐渐地实现产业升级，而中西部地区可能需要承接更多的劳动密集型的行业，而不是把自己的产业结构一下子升到资本密集度很高。
　　问：现在很多专家提出中国为避免将来老龄化社会，应该改变生育政策。网上流传有可能今年开始在某些地区实行夫妻双方有一个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的政策。您认为高层有哪些考虑？
　　答：高层的考虑我不知道，但是可以这么说，我们改变生育政策改变不了老龄化的趋势。这一点我相信，其实人口转变，也就是说从高出生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在任何国家，有计划生育的也好，没有计划生育的也好，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我个人认为政策只起一个适度的助动作用，最终它不是主要的因素。因此，改变生育政策不改变人口趋势。
　　但是我们并不是说不赞成生育政策调整。1980年的9月份，中央给共产党员加共青团员发了一封公开信，要求他们实行计划生育，最好生一个孩子。从那时候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开始，过去三十年了。
　　现在我们考虑改这个政策，有两个理由就充足了。一个是取信于民。因为三十年后情况有所变化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实行其他的政策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但是生几个孩子并不是永远不变的。还有一个就是以人为本。因为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情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育意愿，我们要尊重大家个人的意愿。
　　因此，我认为这个政策肯定要调整。而且实际上，政策已经在调整。其实中国现在有很多政策调整，地方是有自己的相机决策权的，地方根据自身的特定的人口发展阶段，人口转变阶段，自身的需求，适度地渐进式地调整生育政策，我认为也不是不可能的。举个例子，上海已经接近二十年户籍人口是负增长，它也许会在某些生育政策上率先调整，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到底决策是怎么安排的，我不了解那么多。
　　问：我想问的问题是当中低层收入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以后，消费趋势是什么？
　　答：其实在“十二五”时期，我们的主线叫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落实这个主线其实核心就是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里其实我们不想扩大的是投资需求，我们想扩大的就是消费需求。因此，很显然扩大消费需求成了“十二五”最迫切、可能也是最艰难的一个任务。
　　你如果看中央的建议，它的逻辑特别清晰。什么叫主线？主线就是贯穿到所有的部署和安排中，因此我们看到几乎在所有的部分，它的改革也好，发展也好，其实都是和扩大消费需求有关系的。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初次分配也好，再分配也好，我们做的一些安排，都是有利于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适度的调整高收入，都是有利于消费的。我们另一个措施就是政府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实现我们叫“教有所学，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五有得到保障，百姓就没有了后顾之忧。随着居民收入增长，又有社会保障程度的不断提高，我认为今后五年，消费会更快增长，而且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文章来源：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