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开年,包括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江苏、上海、浙江等在内的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主动调低了“十二五”期间GDP增长目标。这些地区的一个共识是,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上,让更广大的群众民生不断改善,幸福指数不断提升,从而共享科学发展成果。
最近各地相继召开的两会,纷纷透出“幸福”信号。
北京提出“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广东提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建设幸福广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庆宣示要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浏览各地的“十二五”规划纲要,突出感受到各省、市自我加压的势头。
这种变化耐人寻味。GDP大战年年上演,春节前后地方“两会”渐次闭幕揭晓省份排名,2010年,陕西、内蒙古、黑龙江加入“万亿GDP俱乐部”,至此,全国17个省份GDP总量过万亿,而广东、江苏、山东继续稳居前三甲,其中广东、江苏均突破四万亿。与此同时,广西、江西、天津和山西2010年GDP总量则纷纷突破9000亿元,成为“准万亿俱乐部”。从增速看,除上海市以外,全国30个省区市GDP增速均达到两位数。
“幸福”自然是对经济发展更加人本的追求,在这个因为不容易所以令人着迷的人类普遍追求引导下,近年来唯GDP论越来越让人反感。尽管有实力提出“幸福”口号的省市,几乎都是可以在国内发展中傲视群雄的。这些走到“初级阶段”中后程的地方,已经有了与以往三十几年既承前启后又破旧立新的发展观雏形。
5000亿俱乐部形成
3000亿俱乐部成立没几年,这个松散的城市经济VIP俱乐部就自动升级了。成都、武汉、青岛、南京、大连、杭州、沈阳、宁波等城市GDP在2010年年底都突破了5000亿元,加上已经达到或接近万亿元的广州、深圳、苏州等地,“5000亿级城市俱乐部”已经形成。
城市经济VIP俱乐部只有上限不设下限,升级之后原有俱乐部自动解散。这种会员制度让光环仅仅只属于国内的一线城市,后来赶上的城市无缘成为话题。也正因为充满“贵气”,各大城市经济数据才比省份间的粗糙排名更有看头。
青岛、南京、大连、成都等地一贯发展劲头十足,按照以往的经济数据推算,2010年也是顺理成章跨5000亿的年份,这些城市也都给自己制定出了跨万亿的时间表。同理可见,苏州的破万亿也将不会成为问题。给人带来惊喜的黑马是武汉和沈阳。
2009年武汉市GDP为4620亿元,2010年增加了近900亿元,同比增长14.7%,几乎与青岛市的5666.2亿元比肩。武汉这五年来的三级跳,投资“马车”增速最快,该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753.17亿元,增长25.1%。借国家“4万亿刺激计划”的机遇,去年武汉抢搭末班车,上马一批大项目,全市5000多工地同时开工,因此投资在GDP中占比“一股独大”。
4万亿的机会不可能一再降临。作为华中地区一枝独秀的城市,腹地广阔九省通衢,东湖高新区、武汉光谷等工业园布局的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医药、高端制造业开始迸发活力,更让人侧目的是著名高校的云集,已经释放出类似于南京的持续动力,必然给武汉未来经济贡献更有质量的GDP。
沈阳身处东北老工业基地核心,也经历过漫长的困境。去年4月,沈阳经济区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等之后,成为第八个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但是与其他七个不同的是,沈阳经济区提出的发展主题是“新型工业化道路”。
建成世界一流水平的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和高加工度原材料工业基地,成为东北地区现代商贸、物流、金融中心,以强大综合实力、承载力、辐射力和国际竞争力,推动加快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是未来沈阳发展的新动力。
不能否认,沈阳的高速发展与其他城市一样都有“4万亿”的主动力,但必须承认,沈阳与武汉一样,都是富有内涵的高速增长。
幸福竞争力看城市圈
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广州、深圳GDP总量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万亿元,在副省级城市中处于第一集团,遥遥领先。上述这些城市均处于第二集团,竞争激烈。在GDP达到5000亿元的规模后,这些城市又不约而同地制定了在“十二五”期间翻番的计划,规划到2015年年底达到万亿元规模的目标。按此规划,5年后,中国的城市GDP又将迈入“万亿元俱乐部”。
15个副省级城市都是国家行政区划中重要的大中城市,是各自区域的中心城市,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规模集聚效应最好。而这些城市以及天津,也都身处各自省份的国家战略,从东端开始,辽宁省以大连为中心的沿海经济带,以装备制造业、石化产业、冶金产业、船舶制造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为重点的产业布局;天津滨海新区被认为和浦东深圳一样重要;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则是我国第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区域发展规划。
而早在2008年,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区域战略就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由江浙沪三省市中包括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扬州、南通、镇江、湖州、宁波等16个地级以上城市组成的区域,最有希望成为中国第一个世界级城市群。珠三角则是由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和肇庆9个城市组成的区域。
在这些国家战略中,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一体化愿望最早也最有成果,几乎做到“无缝连接”,而成都、武汉、沈阳等中心城市也开始了与周边城市的一体化进程,比如成都经济区、武汉都市圈、沈阳经济区等,中心城市面临产业调整、土地制约和环境约束等问题,需要与周边协同发展,而周边地区也不自觉的纳入到中心城市的发展轨迹里。
从理论上说,当中心城市的经济总量达到周边城市的一倍半到两倍时,城市圈的集聚效应就开始显现。几个轮廓已现的城市群,只有珠三角和长三角达到了这个指标。在山东半岛城市群、武汉都市圈、沈阳经济圈中,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更多的还表现为竞争,只有当中心城市功能臻于完善,溢出效应才会大于吸附效应,让周围城市有共同发展的动力。
“十一五”的后两年几乎可说是“战略布局”年,东部省市纷纷布局国家战略,从趋势来看,城市不再是单兵作战,而是集聚到一定规模开始向外辐射,形成新的城市形态如都市圈、经济区,未来省市间的发展竞争不再取决于单一城市。
“十一五”末期城市病集中爆发,GDP与幸福感背道而驰。中心城市摊大饼式的发展病,也有赖于城市群功能的替代、完善来缓解。对未来“幸福”的掌控,更多取决于城市圈的发展。
文章来源:商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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