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的发展关键在于温州的对外开放，吸引更多的外部资源到温州来。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克服温州地域文化中的某些封闭性因素；就要大力推进温州的城市化，建设美好城市，特别是首先要把中心城市建设好

谈到温州就不能不谈温州模式。温州模式在浙江有着特殊的地位，它被很多人认为是浙江改革开放和区域发展的一个品牌，至少这得到一部分主流舆论认可。笔者曾调侃说过，对温州模式的宣传有时像是树标杆。许多温州人常常自豪地认为温州模式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一面旗帜。当然，一个时期，主要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到21世纪初期的那些年，决策层似乎也有意无意地想把温州模式塑造成为浙江省甚至中国改革开放的典型。

笔者1998年留学回国，当时以及后来的几年温州模式被推到了一个较高的地位，有些学者做了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温州和苏州发展的比较研究，这些研究大多看好温州模式和温州经济发展，而不看好苏南模式和苏州经济发展，因为他们认为温州模式和温州经济发展似乎更吻合西方经济学理论或者市场经济理论。但后来的现实证明，似乎并不是这样。温州和苏州发展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越来越大。

(一)

历史证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实际上并不像西方经济学教科书讲的那么简单。往往是多个因素起作用的。在区域经济学中，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区位条件。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的状况和它所处的空间位置有相当大的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区位条件甚至可以成为这一地区的核心竞争力。温州从总体上讲，或许有一些可以称之为核心优势的东西，譬如制度创新能力、民营经济发达等。但是这些其他地区很容易模仿，且一学就学会，过去没有学习可能是因为胆子小，思想没解放，但只要想通了，如发展民营企业这样的门槛是很容易跨过去的。但是反过来说，苏州的区位条件如紧邻上海等，温州是没办法学习和模仿的，还有苏州的开放程度也高于温州。胆子大，用经济学语言讲就是敢冒风险，并不一定就是长期起作用的核心竞争力，而区位优势可能就是长期起作用的因素。笔者说这些话并不是想打击温州人的自信心，也不是想否定温州模式，但温州要继续发展，顺利地转型升级，就需要摆正对自己的位置和心态，实事求是地认识到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最重要的是，温州需要再有一次解放思想，是破除对传统的温州模式迷信的解放思想。

国内对温州模式的研究一直没有得到深化，其中很多研究现在看来是有带有贴标签的痕迹的。它们或者将温州模式贴上社会主义标签，或者贴上正宗市场经济的标签，实际情况可能不是这样简单。温州模式是转型经济模式，是中国地域文化背景下的转型经济模式。有着转型经济过程特有的二元性和探索性，以及温州地方风土文化特性。因此，没有必要把温州模式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标杆模式。有学者曾说温州模式是欧洲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浓缩版，是“新古典模式的浓缩版”。他研究了英国经济和欧洲经济，发现19世纪的欧洲也是中小企业的天下，和现在的温州有点类似，于是就有此说。但真理总是具体的，是以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不同而不同的。

(二)

讨论温州的改革和发展，必须在中国体制转型和工业化的背景下进行。温州在改革开放的头几十年之所以能获得较快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制度的特殊优势，这和中国沿海地区的许多经济特区的发展有异曲同工之处。从体制变革的角度上讲，改革开放以来的温州实际上就是一个“特区”——一个改革发展的特区。当然它和珠海特区、深圳特区、浦东特区那些有国家特定的明确的政策支撑的特区有名义上的区别，但从实际执行国家有关政策和规制的特殊性和差异性来说，温州是一个没有“特区”之名而有“特区”之实的“特区”。这是温州人自己打造出来的“特区”。得益于相对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地域文化，温州构建了屏蔽外部宏观政策干预和规制的非正式制度屏障，或者说是构建了以地方特色解构外部宏观政策和体制规制的内生机制。这个屏障或者说机制得以形成并能有效运作的背景就是温州特有的地域社会网络文化。

政策和制度是要人去推动执行的，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温州地区的政府官员和精英阶层主要是由本地人构成，他们有独特的社会网络和地方特征的官商场文化以及利益获取机制，由此形成了温州地方官民之间的许多非正式信息沟通网络。在如何发展本地经济，特别是在如何协调国家宏观政策、制度的统一性和温州地方经济利益获取的特殊性方面，温州地方的政策执行过程往往会有较强的本地区利益导向的倾向性，无论是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的政策，主要是指和经济利益相关的政策，都会在执行过程中得到地域利益最大化导向的过滤和再造。说得通俗一点，就是都会遇到合乎本地利益的“对策”对冲，即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因此如果不是从政策决定本身而是从政策实施和执行角度讲，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实际上是一个经济特区。温州经济的发展和运行的特征，可以从这一方面得到解释，温州的先发优势也可以从这里获得解释。

值得强调的是，比较浙江其他地区，特别是浙北地区，温州地域文化有较强的地域特性或者说地域封闭性，这是支撑温州模式的重要基础，得的证据就是温州的方言，文化区别的一个可识别符号就是语言的差异。温州语言就非常有特点，非温州人听不懂，但温州人基本能听懂中国绝大多数地区人的语言，温州语言的特征给了温州人在信息交流上的不对称优势，使得温州能够在外部信息交换过程中获取更多的“自治”权，也使得温州打造属于自己的“经济特区”成为可能。在浙江众多地区中，温州的地域文化可能是最强势的，我观察到一个现象，温州公交车是用两种语言报站的，一种是温州话，一种是普通活，这个现象在浙江省是没有第二个的，可能全国也是少见的，也许一些民族自治地区会有。强势的地域文化，是优点，也是缺点。缺点就是很容易形成地域封闭性，不是交通的封闭性而是文化和信息沟通的封闭性。我认为这是温州在转型升级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

温州人可以走遍全世界，但是有多少世界人走到温州来？温州资本走向世界，但温州本地又吸引到多少外资？开放必须是全方位的，温州人可以走向世界，但也要欢迎世界各地、中国各地的人到温州来。事实是温州很少有真正的外资企业，甚至是外省市企业，外国专家非常少，外地专家也不多，这点和江苏、浙北、浙东北地区有很大的差距。也许温州不缺资本，但是引进外资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资本，而在于创造一个接轨世界的发展环境，一个多元化竞争的环境。依据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只有一个多元化集聚和竞争的环境，才能形成创新的氛围。在新形势下，温州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加快对外开放，建设一个开放大气的温州，可能是最关键的，如果把这个事情做好了，温州的大多数问题都能解决。

(三)

要解决温州文化的相对封闭性和对外开放的相对后进性，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加快温州的城市化步伐。温州城市化的滞后，可以解释温州发展过程中的大多数问题。和杭州、宁波甚至省内一些中小城市相比，温州的城市发展的差距是明显的。城市化发展不是一个单纯的硬件建设问题，是城市人口和产业集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文明形成的过程。观察城市发展，国际上大致而言，主要就是两个指标，一是人口增长，二是垃圾整理。这两个都是综合性指标，是可以全面测度城市化水平的。如果某城市几年来人口一直在减少，或基本没有增长，那么这个城市就被认为是没有发展潜力的。所以，对外开放和人口集聚是城市发展的关键指标，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另一个就是城市的卫生状况，城市和农村不同，城市是需要讲究脸面和打扮的，因为城市的发展需要人口和资本的集聚，一个肮脏的城市是不可能集聚到优质资源的，不要以为城市卫生是形式，形式决定内容。国际上通行的辨别是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方法，不是看高楼而是看垃圾，看垃圾处理。发展中国家搞城市化，建设几座高楼，这不困难，但是要把城市打扫得干干净净，并且一直保持下去，这就非发达国家、发达城市所不能为了。陈德荣书记来温州工作以后，提出改变温州城市的环境面貌，提出“垃圾不落地”，这是非常正确的。一件事情可以涵盖很多方面，城市的卫生公共卫生状况，就是一个包括城市软件建设和硬件建设在内综合性指标，是创建城市文明、塑造城市文化的关键。温州落后的不是工业化而是城市化，城市化包括两部分，即硬件和软件，软件比硬件更重要。如果温州在软件建设上能够做几件像样的事情，温州的城市化进程步伐就能走的更快，温州在全国的形象就能发生较大的改变。

温州的发展关键在于温州的对外开放，吸引更多的外部资源到温州来，不仅要吸引温商回流，更要吸引世界各地、全国各地的资本和人才来温州创业和发展。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克服温州地域文化中的某些封闭性因素；就要大力推进温州的城市化，建设美好城市，特别是首先要把中心城市建设好。如果温州能够建设成为浙江省、全国一流的城市，就不担心温商不回归，也不必担心其他地区的资本和人才不进来，温州的转型升级就有希望。

作者简介：陈建军，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温州大学商学院院长

文章来源： 《浙江经济》2011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