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日益增长。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流量的5.1%、存量的1.3%，流量位列全球第五。我们的研究发现：除国家行业宏观层面的因素外，从企业微观层面讲，企业的绩效即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高低决定了企业能否顺利“走出去”，进行外向直接投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教授有句名言：“生产率不是一切，但在长期中近乎一切。”Melitz在其2003年的经典论文中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论断。他指出：生产率低的企业由于无法补偿在开拓外国市场中所需的固定成本，而只能在国内销售。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则可以既在国内销售，也能把产品出口到国外市场。如果企业生产率更高，则既在国内销售、出口，也能“走出去”，进行对外投资。目前，这一论断已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经验实证支持。

　　以浙江省制造业企业对外投资为例

　　中国作为最大的出口国，相关的研究亟待加强。先前国内相关研究进展较慢，原因有二：第一，企业层面的外向投资数据不易得到，而行业方面的数据又无法用于研究同行业内不同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及其带来的对企业外向投资的影响。第二，虽然规模以上的大中型企业生产层面的数据可得，但是正确衡量、准确计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技术上并不容易实现。

　　笔者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生田巍合作的一项研究，用浙江省制造业企业对外投资的数据分析企业生产率和企业对外投资的关系。我国对外投资最主要的行业是服务业、采矿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业，然后才是制造业。这些行业目前都没有相对应的微观层面的生产数据，它们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成了“黑匣子”。制造业的外向投资虽然开始比例较小，却是逐年上升的，因此理解制造业的外向投资就显得很重要了。我们选择我国规模以上的大中型制造业企业生产层面的数据。

　　在区域对外投资方面，浙江省很有代表性。2010年其投资额占地方总对外直接投资额的16%多，企业数目占全国的21.4%，两者都居榜首。其境内主体数和境外机构数也居全国第一。约70%的对外投资由民营企业创造，投资领域主要涉及机械、纺织、电子、轻工等行业，主要集中在亚洲、欧洲和北美，形式以设立境外加工企业、资源开发、境外营销网络、房地产开发和设立研发机构等为主。对外直接投资途径也逐渐多样化，从单纯出资设立企业到跨国参股并购、境外上市，企业从单打独斗走向集群式规模开发。我们掌握了2006—2008年浙江省全部“走出去”企业的外向投资数据。该数据包含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中方和对方国家乃至城市的信息、投资额、所属行业等重要指标。

　　为确保研究成果准确可信，重中之重在于准确衡量企业的生产率。在先前大部分研究中，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标准方法是用最小二乘法并计算索罗剩余。但这种方法有两个严重缺陷：反向因果关系和选择性偏误。一方面，企业可能同时选择产量和资本存量，或者为了实现一定的产量而追加特定量的投资，即资本存量的决定受产量影响，而非外生的，这样就使产量和资本存量间产生反向因果关系。另一方面，面板数据中往往存在样本的选择偏误，也就是说，只有生产率比较高的企业才能留在样本中，生产率很低的企业自然被剔除出样本，这就导致回归结果有偏。

　　为此，我们采用修正了的Olley-Pakes的半参数计量方法，来解决反向因果关系和选择性偏误问题。简言之，就是引入投资作为企业资本投入的代理变量，来处理无法观察到的生产率冲击所带来的反向因果，再引入Probit概率模型来控制企业的选择偏差问题。此外，还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相应的影响因素作了进一步的调整，由此得到了相对准确的企业生产率指标。

　　生产率越高企业“走出去”动机越强

　　我们想知道，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是否越大？为此，我们首先将企业分成有对外投资和没有对外投资的两组。我们发现，相对于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而言，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有更高的生产率。当然，据此并不足以判断高生产率的企业更倾向于对外投资，因为有可能企业先投资，并随着投资积累经验逐步提高生产率。

　　不过，如果企业真有学习效应，那么对外投资的企业相对于非对外投资企业的生产率优势应随着时间递增。但我们又发现，优势非但没有随着时间增强，反而有减弱的趋势。接着，我们用Probit概率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在控制了企业的所有者类型、企业资本劳力密集度等因素后，高生产率的企业的确有更高的概率进行对外投资。

进一步地，我们想知道，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其对外直接投资额是否也越大？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发现，企业的生产率越高，其外向投资也越多。当然，要建立严格的因果关系，还必须控制可能的反向因果关系。采取了适当的工具变量之后，我们还是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即生产率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投资额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东道国收入水平对企业投资与否影响不大

　　最后，投资东道国的收入水平高低对企业投资与否的决定有没有显著影响？对浙江省企业而言，大部分企业投资到富裕国家中，这些国家主要位于欧洲、北美洲、大洋洲、东南亚和少数中东及拉美国家，只有少部分企业投资到非洲等地区的贫困国家。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考察了投资到富国和穷国的企业的生产率，发现它们在规模和资本上并非都有显著差别。这一发现与2004年Helpman-Melitz-Yeaple用美国的数据所得到的结果一致。但与2003年Head-Ries运用日本数据所得的结果却有所不同。

造成这一结果，可能是因为穷国和富国在行业的比较优势不同，资源也不同。比如，贫穷国家往往拥有较多的劳动力优势，而富裕国家往往有技术优势或资源优势，因此不同国家吸引不同行业的企业。仅通过简单的对比不能排除行业的差异，因此我们采用了多种更为严谨的计量方法进行验证，但都得出一样的结论：投资目的国的收入水平高低对企业投资与否的决定没有显著的影响。

　　资本或劳动密集度与企业的海外生存环境关系弱

　　先前有研究发现，中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的成本和出口的成本取决于行业特性。对劳动密集型部门而言，国内的竞争压力远大于国外市场，因此进入出口市场的成本反而比在国内销售的成本要低，最有效率的生产者在国内销售，而低生产率的企业销往国外。换言之，企业出口的决定是与行业的资本或劳动密集度紧密相关的，那么对于企业的对外投资，是不是也有这个关系呢？

　　我们的研究发现，行业的资本密集程度对企业在国外的生存环境没有显著影响。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在国外的生存压力并不比在国内小。对外投资的企业生产率门槛也很高，并不存在劳动密集型部门中高生产率的企业不投资、低生产率的企业反而投资的逆转现象。企业对外投资的决定以及投资量的选择，与行业的资本或劳动密集度并没有显著关系。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劳动密集型部门中的企业出口与其投资是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关系的。当然，这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